从“圈地”到“丈放”：民生视角下清朝土地制度变迁研究

土地制度是国家重要的制度安排和工具性制度设计。清朝的地权形态主要有庄田旗地制、地主所有制和自耕农所有制。明末清初,满清贵族通过“圈地”“拨补”“兑换”建立庄田旗地制且实行奴仆式生产。而后,通过“计丁授田”“更名田”“租佃制”让农民获得了部分耕种权,通过推动租佃制发展、废除主佃主雇之间的封建名分少量松动了农民的人身依附关系,通过“摊丁入亩”等田赋制度改革助力了农业生产发展和人口数量增长。清朝中后期,由于地权高度集中和多重剥削压迫,农户纷纷破产,民生日益凋敝。内外交困之下,清政府“丈放”旗地以转嫁危机。从“夺民田为官田”到“价卖官田为民田”的双重掠夺,承载了庄田旗地制的兴衰,也折射了清朝土地制度与民生状况的互动过程。以史为鉴,保护农民土地权益,警惕资本侵蚀和权力掠夺是乡村治理中民生工作的基本准则;农地制度的工具性应当首先尊重农民的创造性,注重农民的生计改善。     

从“田制不立”到“土地兼并”:民生视角下宋朝土地制度的形塑与演化问题研究

耕者有其田、民众安居乐业是历代统治阶级治国安邦的美好愿景,民生保障和土地制度则是关系到社会稳定甚至王朝兴衰的关键。从民生视角出发,本文通过剖析宋朝土地制度与民生实践的互动演化发现:在“田制不立”政策导向下宋朝土地兼并现象严重,封建地主阶级所有制空前发展,民生状况堪忧;尽管租佃制客观上推动了地权分离,有助于农民租佃土地从事农业生产,然而繁重的地租和徭役赋税进一步恶化了民生问题。两宋期间的土地利用和赋税等制度曾有过阶段性调整,但始终无法缓解地权分配严重失衡所带来的民生状况恶化和社会矛盾冲突。透过民生和土地的内在逻辑发现,民生状况恰是土地制度演化的关键因素,民生保障应是地权结构调整的实践理性。     

农民权益与土地制度变迁

农民权益与土地制度密切相关,那么土地制度的变迁如何影响农民的权益？农民权益的内在需求又是如何推动土地制度的创新？文章通过对建国以来三次土制度变迁的考察,认为成功土地制度变迁的根本在于“以民为本”,满足农民的根本权益。     

制度伦理视角下我国土地征收补偿制度研究

土地征收补偿是土地征收制度的核心。目前我国的土地征收补偿制度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等缺陷。从制度伦理的角度阐述土地征收补偿制度现存的问题,并相应提出一些完善措施。     

近代上海公共租界土地管理制度变迁——基于制度供给与需求的视角

上海公共租界是鸦片战争后英国根据其商业需要胁迫清政府而强占的殖民地,是近代中国强制性制度变迁的主要载体。租界土地管理制度建立、移植与变迁是近代中国外生性制度变迁的典型案例。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如果新制度产生的收益超过制度改变的成本,制度变迁就会发生。从制度供给和制度需求视角出发,研究近代上海公共租界永租制、道契、土地评估、税收、土地交易等一系列土地管理制度的演变与完善,认为公共租界以永租制为基本制度的一系列土地管理制度的实施,使得公共租界土地资源得到有效的利用,在当代城市化土地管理中值得借鉴。     

可持续发展视角下的我国土地权利制度的思考

土地具有财产和资源双重属性,土地作为我国社会制度的基础,现有的制度安排已然不能满足经济的发展,需要从长远的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去思考。文章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对土地权属进行研究,通过可持续发展思想与土地制度的有效衔接,完善我国的土地权利制度。     

井田原型视角下宋朝土地政策新探

井田原型强调公与私的对立统一,通过对公的“控”与对私的“放”,实现依附在土地上生产关系的动态平衡,进而促进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宋朝对土地实行的基本政策是“田制不立,不抑兼并”,但是同一政策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表现。宋朝的“兴”得益于在建朝之初能够很好地“控”好“公”、“放”好“私”,充分发挥了劳动人民的劳动积极性,广垦荒田,积极发展农业,并鼓励土地市场的繁荣发展,进而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进步。而“亡”于对“公”、“私”的“控放”失衡,贪污腐败盛行,国库空虚,土地赋税征收严重不足,贫富差距过大导致阶级矛盾对立,最终走向灭亡。     

从产权视角考察中国土地制度对利益相关者的影响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农村先后实施了土改运动、土地集体化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三种土地制度。本文通过分析中国土地制度的历史和现状，结合中国的财政分税制改革和户籍制度，从整合的视角来阐释中国目前存在的农地流转障碍、城市化过程中的强制低价征地、滥用征地权、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问题，最后提出一个综合的政策建议。     

我国土地制度与土地政策的走向——从土地财政和土地金融说起

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土地征地制度的演化及至现行土地制度和政府经营土地的形成,可以看出正是现行征地制度与政府经营土地制度的结合,形成了现有的土地财政和土地金融,进而引发一系列矛盾和问题。一是土地利用粗放,浪费严重,二是透支未来,三是导致社会分配不公。为改革现行土地征地制度,一要构建城乡统一的土地市场,二要对必须征为国有的土地,赋予农民谈判权。至于政府经营土地制度改革,应分步实施。同时,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土地理论,深化各项改革。     

周秦间土地制度变迁的动力机制和主要过程——一个基于利益集团理论视角的分析

周秦间的土地制度变迁研究是一个历久弥新的课题。采用制度经济学方法分析此间的土地制度变迁是一种有益的尝试。周秦间土地制度变迁的动力机制是不同利益集团的相互博弈,主要过程表现为不同利益集团的地位升降与土地产权的不断变化,变革结果是土地国有的建立与土地私有的兴起,尤其是大土地私有制的蓬勃发展,为秦汉间的土地制度变革埋下了伏笔。     

领导干部“能下”制度的困境与出路——从制度变迁理论视角分析

在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下,推进干部能上能下,重点解决干部能下问题,是实现干部队伍新陈代谢、促进领导干部队伍科学发展的重中之重。因此,从制度变迁视阈对领导干部能下制度进行历史考察,分析其现实困境的制度约束与路径依赖,从塑造政治生态、构建制度体系、完善配套机制3方面探讨领导干部能下的路径,对于全面从严治党下打造三严三实的干部队伍具有重要启示。     

加强社会管理基础性制度建设——基于民生政治的视角

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必须从根本上加强社会管理的基础性制度建设,就是要加强社会管理主体对社会事业、社会事务、社会秩序和社会福利等社会公共生活领域管理过程中的根本的、基本的和主要的制度体系的改革与创新。根据中国特色民生政治建设的需要以及中国共产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和公平执政的要求,加强中国特色社会管理基础性制度建设的四项任务,就是要加强科学管理制度建设,其重点是加快一体多元的社会管理体制格局建设;加强民主管理制度建设,其重点是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加强依法管理制度建设,其重点是健全和完善党和政府主导的依法维稳与依法维权相协调的制度机制,以及加强公平管理制度建设,其重点是推进中国特色的民生国家建设。     

农地“两权分离”到“三权分置”：制度变迁与绩效分析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农地产权制度变迁以农地权利的分割和配置为主线展开。改革开放后,我国的农地产权与经营改“公有公用”为“公有私用”模式,“两权分离”得以逐步确立。实践证明,“两权分离”是特定历史背景下的最优制度选择,其制度绩效得到了充分释放。但是,随着农村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该制度安排开始显现出负面效应。“三权分置”是因应社会经济发展需求的诱致性制度变迁,其在明晰土地产权关系、维护相关主体权益、提升土地资源利用效率、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实现适度规模经营等方面展现出显著的制度绩效。但是,“三权分置”并不排斥“两权分离”,两者将长期并列运行。实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建设农业强国的目标,要秉持渐进式路线依法推进农地“三权分置”改革,充分预见并防范其可能风险。     

土地承包经营权制度变迁的回顾与展望

改革30年来,土地承包经营权无论从其纸上权利状态还是实际权利状态而言,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呈现出总体发展的轨迹.但是,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发展并没能使其完全融入现代财产权体系之中,而是表现出鲜明的转型社会权利的特点.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农村经济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发展对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转型提出了新的要求.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现代转型应朝着有利于释放土地的资本功能、有利于国内统一市场的形成、有利于农业参与国际竞争以及适应农民自身的发展需要等方向进行.     

从“藉田以力”到“履亩而税”：府际关系视角下周朝税赋制度变迁研究

税赋制度是一个国家的基础性制度安排,也是中央与地方政治经济良性互动的纽带,在古代封建王朝更是承载着统治阶级的支配意愿和行为。周天子通过贡赋制度约束地方诸侯,诸侯借助“井田制”剥削农奴。井田制集土地、田税、军赋、户籍制度四位一体,贡赋并重、租税合一且多以“借民力以治公田”的劳役形态呈现。而后,受人口增长、生产力发展以及战争等影响,领主制经济内外部矛盾加剧,税赋剥削从劳役税赋向实物税赋转变。东周时期,王权下移,“履亩而税”成为诸侯国稳定生产关系、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以及招徕移民提升竞争力的重要手段。随着春秋战国时期争霸战争和土地兼并战争升级,税赋制度更成为各诸侯国政权斗争过程中招徕流民、鼓励耕战的重要手段。税赋制度映射了阶级阶层关系、生产关系甚至生产方式的变革,府际关系与税赋制度的互动互构关系是学术研究和实践探索中的重要议题。     

强制性制度变迁到诱致性制度变迁——“普惠制”新农保可持续发展的变迁路径

诱致性制度变迁是我国老农保制度产生与发展的主要动力,诱致性变迁乏力导致了老农保制度供给不足并锁定在无效率状态。而普惠制新农保的创建是一种强制型制度变迁,制度创新关注的主要是效率目标,其决定因素不是外在压力和财政能力,而是经济持续发展的动机。普惠式基础养老金保障了新农保的社会性和强制性,有利于缩小城乡社会养老保障差距,但不能明显提高农村内部养老保障的公平度,且没有从根本上调动农民的参保积极性。要保障新农保制度的可持续性,必须实现强制型制度变迁向诱致型制度变迁的转变,采取措施提升农民的制度需求,并充分发挥地方政府的创新能力。     

从土地保障性到公民救助权——农村五保制度变革的机理探讨

土地的保障性很容易使得土地被界定为社会保障,通过分析发现农村家庭因为缺乏劳力而使土地的保障性无法实现,但农村的集体化使贫困农民成为整体劳动力的一部分而享有了土地的保障性.家庭承包制后,贫困家庭的土地保障性无法实现再次凸显,国家出台新的条例赋予贫困农民基于公民权的社会救助权利,最终实现了五保制度的巨大变革.     

从农民到农民工:经济发展战略下的制度变迁分析

中国的农民市民化进程呈现出"农民→农民工→市民"独特路径,进城务工的农民先成为"农民工",不能享有市民的社会福利与公共服务,转为市民则面临重重困境,农民工、农民工市民化等问题由此产生。从制度变迁的角度来看,农民工是出于中国经济发展战略需要的一个重要制度安排,与二元户籍制度密切相关。文章对农民工的制度变迁进行研究,阐述农民工制度的形成背景、博弈过程、路径依赖特征以及制度构成,并对农民工制度的效应与影响进行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