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研究的“碎片化”及其超越

近年来,史学研究的“碎片化”问题受到学界的高度关注,但尚未达成共识,仍有进一步讨论的必要。史学研究的“碎片化”主要表现为史学研究对象的零碎化、研究领域的日趋狭窄以及研究缺乏系统性。它有其自身特殊的历史成因。改革开放以后,学界由空疏宏阔的历史研究转向对具体问题的实证研究。20世纪八九十年代,随着社会史研究的兴起,研究对象越来越小、越来越散,给人以“碎片化”的观感。再加上后来受西方新文化史的影响,“碎片化”之势愈演愈烈。为克服和超越史学“碎片化”,学者们提出了诸多有益办法。文章认为,可以采取两条具体的路径,即“由小及大”与“以小见大”。     

西方视觉文化理论的图像转向——以米歇尔为中心

视觉文化在二十世纪末成为学术界的热门话题,引起了多学科领域学者的关注.W.J.T.米歇尔是视觉文化研究的代表人物之一,他认为视觉文化应当“去学科化”或成为解构学科的行动,他因最早提出“图像转向”而闻名世界,认为这种转向正在人文学科及公共领域内发生,是继语言学转向后的方法论转向,并将其图像理论应用于“展示观看”的教学实践.     

凭借新知以商量旧学——逻辑东渐对梁启超史学研究的影响

逻辑学是自19世纪中叶开始的西学东渐内容之一.梁启超的史学研究受到逻辑东渐的影响,具体涉及史学观念、史学研究方法以及具体史学研究领域之择取等不同方面.在史学观念和史学方法方面反思、接受西方的逻辑知识和逻辑观念,体现了梁启超对民族文化发展道路的深切思考和积极探索.对中国逻辑史研究领域的开拓,则是梁启超对中国传统史学研究领域的革新,它为探索传统思维方式、比较中西文化提供了一种新的路径.     

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国际视野

乔治忠认为,中国史学史学科体系的建设具有不同的构成层次,界定其学术任务和研究内容,展现学科性质的板块式逻辑结构,明晰学术研究的切入点,是独立学科地位能够成立的基础;探研中国传统史学发展的主导线索,划分中国史学的发展阶段,是在深入研究条件下的整体性把握。罗炳良认为,中国史学史的学科体系渐臻成熟,中国史学史研究也应当拓宽学术领域,促进史学史的内涵和体系不断深入和完善;要实现这个目标,至关重要的是加强史学思潮和史学批评范畴两个领域的研究。钱茂伟认为,需要用新的视角来研究史学史,一是用史学范型观照传统史学的发展历程,二是用国家与社会关系视角观照史学的发展历程;特别要重视研究民间史学,注重小历史的书写研究。朱政惠认为,中国史学史研究要放到国际中国史学史、东西方史学研究和交流的大环境中考察,从历史的纵向考察和横向的比较中探寻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新方向。     

中国史学史学科体系的思考

乔治忠认为,中国史学史学科体系的建设具有不同的构成层次,界定其学术任务和研究内容,展现学科性质的板块式逻辑结构,明晰学术研究的切入点,是独立学科地位能够成立的基础;探研中国传统史学发展的主导线索,划分中国史学的发展阶段,是在深入研究条件下的整体性把握。罗炳良认为,中国史学史的学科体系渐臻成熟,中国史学史研究也应当拓宽学术领域,促进史学史的内涵和体系不断深入和完善;要实现这个目标,至关重要的是加强史学思潮和史学批评范畴两个领域的研究。钱茂伟认为,需要用新的视角来研究史学史,一是用史学范型观照传统史学的发展历程,二是用国家与社会关系视角观照史学的发展历程;特别要重视研究民间史学,注重小历史的书写研究。朱政惠认为,中国史学史研究要放到国际中国史学史、东西方史学研究和交流的大环境中考察,从历史的纵向考察和横向的比较中探寻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新方向。     

深化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构想

乔治忠认为,中国史学史学科体系的建设具有不同的构成层次,界定其学术任务和研究内容,展现学科性质的板块式逻辑结构,明晰学术研究的切入点,是独立学科地位能够成立的基础;探研中国传统史学发展的主导线索,划分中国史学的发展阶段,是在深入研究条件下的整体性把握。罗炳良认为,中国史学史的学科体系渐臻成熟,中国史学史研究也应当拓宽学术领域,促进史学史的内涵和体系不断深入和完善;要实现这个目标,至关重要的是加强史学思潮和史学批评范畴两个领域的研究。钱茂伟认为,需要用新的视角来研究史学史,一是用史学范型观照传统史学的发展历程,二是用国家与社会关系视角观照史学的发展历程;特别要重视研究民间史学,注重小历史的书写研究。朱政惠认为,中国史学史研究要放到国际中国史学史、东西方史学研究和交流的大环境中考察,从历史的纵向考察和横向的比较中探寻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新方向。     

中国史学史研究视角的转换

乔治忠认为,中国史学史学科体系的建设具有不同的构成层次,界定其学术任务和研究内容,展现学科性质的板块式逻辑结构,明晰学术研究的切入点,是独立学科地位能够成立的基础;探研中国传统史学发展的主导线索,划分中国史学的发展阶段,是在深入研究条件下的整体性把握。罗炳良认为,中国史学史的学科体系渐臻成熟,中国史学史研究也应当拓宽学术领域,促进史学史的内涵和体系不断深入和完善;要实现这个目标,至关重要的是加强史学思潮和史学批评范畴两个领域的研究。钱茂伟认为,需要用新的视角来研究史学史,一是用史学范型观照传统史学的发展历程,二是用国家与社会关系视角观照史学的发展历程;特别要重视研究民间史学,注重小历史的书写研究。朱政惠认为,中国史学史研究要放到国际中国史学史、东西方史学研究和交流的大环境中考察,从历史的纵向考察和横向的比较中探寻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新方向。     

如何在中间地带重思中国研究?——以欧文·拉铁摩尔旅英期间的活动为中心(1963—1970)

在研究中外史学交流时，不能忽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域外中国研究的转型。欧文·拉铁摩尔这位具有多重身份的美国学者对此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他的作用并未得到充分关注。若以“作为思想史的史学史”的视角回顾拉铁摩尔的活动，有望突破史学史研究专注于史著文本，以及侧重某一流派和史观所可能带来的研究视角上的局限。史学史与思想史的结合并非进一步将史学史限制为史学思想史，而是吸纳思想史研究的特长，即关注广义上的文本、超越具体事件和打破国别的限制。因此，利用演讲稿和传记作为史料讨论拉铁摩尔缘何在1963年前往英国利兹大学创办中国研究系，此举又如何与他的史观呼应，则不仅能充实现有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外史学交流的研究成果，也能呈现出“作为思想史的史学史”研究视角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即书写能更好地与其他领域对话的史学史，更为充分地展现史家的主体性。     

欧美学界的亚洲动物史研究新趋势

去殖民主义、去人类中心主义浪潮中兴起的动物史研究，引起了亚洲史学者的注意。在过去20多年中，亚洲研究和亚洲史学者纷纷从人文学科的不同领域转向动物史研究，其中亚洲动物史领域出现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成果。这些成果虽不如欧美动物史研究的国际影响深远，却是方兴未艾的史学新趋势，甚至可以说出现了亚洲史研究的“动物转向”。亚洲动物史研究虽然面临诸多挑战，但角度和视野的转变带来了新的机遇。特别是全球史兴起后，逐渐与动物史研究结合在一起，出现了不少令人耳目一新的研究成果。     

非遗记录：我国手工技艺及其纪录影像发展的时代脉络

手工技艺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近现代以来手工技艺在时代更迭中呈现出兴盛至衰落再至复兴的波浪式起伏发展态势，其纪录影像书写也随之经历了萌芽、发展及繁荣阶段。影像书写主要依托人类学、影视学及相关学科的发展并遵循各学科阐述逻辑展开，彰显着时代的塑造性，使不同时期二者的发展轨迹呈现出一定的非同步性。在当前复杂的社会语境下，尤其是伴随着影像技术的发展，官方与民间的积极互动使手工技艺影像书写形成新的发展态势，其发展将会在时代脉络中进一步拓展。     

视觉修辞与《晋察冀画报》的“解放”书写

作为革命话语对大众传媒的征用与改造,《晋察冀画报》不仅代表着革命话语与群众路线对抗都市消费话语的成功实践,也创构了20世纪上半叶“解放”观念视觉表征的审美范式。无论是双语结构的“图—文”互文、主题与图像形式的对比性设计抑或象征民族精神的隐喻符号的呈现以及人物肖像特写的神话性建构,其修辞性的视觉表征架设了影像形式与政治鼓动之间的潜在关联,使得基于修辞的视角理解画报意指成为可能。而“摄影武器论”与“延安文艺讲话”则从语境层面铺垫了“解放”观念修辞表达的深层动因与内在逻辑。《晋察冀画报》的“解放”书写与其说是晚清至民国画报启蒙表征的基因使然,不如说是中国共产党在掌握权力话语进程中提升自身文化配置的内在诉求,其对视觉文艺观及大众文化观的接纳与改造不仅成就了《晋察冀画报》的价值定位,对当代中国的视觉文艺建设同样不无启发。     

文化的转向:当代传媒与视觉文化 看的方式与视觉意识形态

在“文化的转向”的呼声中,视觉文化研究的兴起是一个颇为值得关注的趋向。作为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层面,视觉文化的种种现象正在进入我们的视野,引起理论的思考和学理性的探讨。从逻辑层面说,视觉文化是一种图像的文化,它的相对概念是一种话语的文化;从历史的层面看,视觉文化和当代传媒的发展以及消费社会的趋向关系密切。所以,对视觉文化的研究必然涉及到当代文化转向的诸多方面。 　　本专题各篇文章,从不同的角度切入视觉文化问题,视觉意识形态、文化传播的媒介、图像文化的叙事方式、数字化的图像消费、语像和视像的差异等问题,被作者强调出来。这些问题远不是视觉文化的全部,作为一种常识,它们只是视觉文化理论思考的若干有代表性的层面而已。 　　晚近文化研究中对视觉问题的关注决非空穴来风,它反映出理论思考对文化变迁的敏感。海德格尔早在三十年代就指出“世界图像时代”的到来,他认为,世界图像时代不是指关于世界的一幅图像,而是指“世界被把握为图像,……这样一回事情标志这现代之本质”。如何看待这一论断 ?就让我们把这些讨论作为起点,从视觉文化的路径进入“现代之本质”吧 !     

"后学"留痕:后现代史学在国内的传播、实践及影响

后现代史学在国内的传播具有阶段性。20世纪八九十年代,后现代史学在国内水土不服。1999年“怀柔远人”论争标志后现代史学正式进入国内史学界。21世纪以来,国内学界对后现代史学进行深刻的学理探讨。受后现代史学影响,国内学者提倡多线叙事、回到历史现场和研究对象多元化,促进了思想史和妇女史等领域的发展。语言学转向带来的文本化历史,促使国内学者开展史料批判和拓宽史料范围,促进了阅读史、历史记忆和概念史等领域的研究。应当理性认识后现代史学对历史学的冲击,推动历史学深入发展。     

历史意义的思想演变与当代转型——以约恩·吕森为中心

当代西方史学理论中,伴随传统历史目的论的衰落与“语言学转向”以来的叙事主义史学理论的兴起,历史意义与历史理性也逐渐丧失了系统性。历史意义与历史理性在近现代的演变过程中,历史元理性转化为认识论理性,历史意义转换为一种“事后意义”,这些概念在近现代都经历了一个从“实质性”向“范畴性”的转换。正是在这种转换中,史学职业化才得以形成。约恩·吕森作为当代德国重要的史学理论家,他在西方史学理论的总体性语境中,将现代历史经验与认识论理性相结合,以“历史文化”概念为引导,力图重新探讨历史意义和历史理性的当代合法性与思想生命力。从史学理论的未来走向上看,历史意义的“历史文化”转向是一个成功的理论转型。由此,我们能够观测到德国史学理论不同于英美史学理论的解释体系与发展趋势。     

影视史学的演变与发展

影视史学是在现代科技发展和历史学本身变革的交相催产下产生的一门新学科.它的出现为历史学领域注入了新的气息和活力,也成为史学研究新的领域.影视史学概念的问世不仅表明影视等视听媒体可以用来表现历史,而且也表明影视史学和传统的书写史学可以比肩发展.     

新文化史与历史学的"文化转向"

新文化史的兴起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西方史学的一次重要的转折,"文化转向"是其显著的一个标志。历史学的这一文化转向,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上:西方史学主流从社会史向新文化史的转向;文化史自身由传统文化史向新文化史的转向;在其他历史学分支领域也出现了由无文化、非文化向注重文化因素、运用文化分析的转向。     

顾颉刚史学与历史符号学——兼论中国古史学的理论发展问题

在20世纪中国学术史上最为卓越的古代史研究中,顾颉刚先生的“典籍科学考据学”成就尤为突出。顾先生在史学研究中始终一贯地坚持一种彻底的理性主义态度,而他的史学实践的方式和目标,更奠定了此后中国古史学与世界主流历史理论进行深入沟通的基础,并与今日体现在历史符号学领域内的诸多要求颇多契合。历史符号学的主要目的是对原始文本进行意义和功能的分解与组合,其重要分支之一正是史学材料学的分析研究,顾颉刚先生毕生的事业可以说都属于这一方向。在此基础上,中国古史学还将进一步积极参与到世界历史理论的重建事业当中去。     

一种“解蔽”的共同体实践：中国城市底层电影的人民性与人民影像记忆重塑

作为以“底层”为方法、“空间”为路径的生活影像政治和视觉理性启蒙,中国城市底层电影从底层史观的视野建立了一种新的银幕文化主体性,重构了当下大众文化书写脉络中人民影像的错位表征,〖JP2〗以社会解剖学的文化政治立场重塑核心观众关于人民生活现实日趋偏狭的视觉经验与记忆认知,为其重新敞开关于城市底层生存媒介感知的银幕视野。基于情感共通、现实批判价值归同、异质性叙事审美认同的城市底层电影,试图以批判性姿态“解蔽”社会系统结构内部的不公、失衡与非正义,由此触发作为城市命运共同体的跨阶层大众相似生命体认的共鸣共振。     

科学与技术研究和修辞学——史蒂夫·富勒思想探究

由第一代实证主义到逻辑实证主义以及历史主义学派的多次转向,科学史与科学哲学最终退隐于后现代主义的思潮之中,随之而来的是科学与技术研究(STS)的兴起。该领域的研究者由于对语言认知的迥异从而对科学存有两种普遍不同的态度———深层科学与浅层科学,继而导致该领域研究方法的多样性,最终造成研究成果带有“相对主义”的色彩。对此,富勒认为借助于修辞学的路径便可以克服科学与技术研究的从事者对科学的不同的认知态度进而使其研究方法具有“规范性”并最终使该领域得到进一步的拓展———社会认识论转向。     

悖论研究的语用学转向——评《逻辑悖论研究引论》

逻辑悖论研究是当代逻辑哲学与科学方法论研究的前沿 ,也是涉及许多学科的交叉性、边缘性领域 ,具有极为重要的研究价值。“南京大学学术文库”新近推出的张建军教授所著《逻辑悖论研究引论》一书 (南京大学出版社 2 0 0 2年版 ,以下简称《引论》) ,是我国学者在这一前沿领域获得的重要成果。笔者认为 ,《引论》所取得的最重要的成就 ,是作者站在当代西方悖论研究一系列最新成果的制高点上 ,独辟蹊径 ,深刻揭示和系统论证了当代逻辑悖论研究的“语用学转向”。该书的出版 ,开辟了逻辑悖论研究的新天地 ,并展示出逻辑悖论研究在现时代多层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