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文化对家庭储蓄率的影响

双循环背景下,中国经济增长亟须消费拉动,这使得对中国居民“高储蓄率”之谜进行全面、客观解释尤为迫切。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7年数据和相关历史资料,从儒家文化视角分析了家庭高储蓄率的原因及背后的作用机制。为克服内生性偏误,选取明清时期状元数量作为儒家文化的工具变量。研究发现,地区儒家文化氛围显著提高了家庭储蓄率水平。机制分析表明:一方面,儒家文化氛围越浓厚的地区,家庭“男孩偏好”的观念越强,储蓄率水平越高；另一方面,儒家文化氛围显著提高了居民的风险厌恶程度,抑制了家庭投资风险资产,进而提高了家庭储蓄率水平。异质性结果显示,儒家文化对低教育水平、中西部地区和中低收入群体的家庭储蓄决策影响较大。因此,政府部门在制定居民储蓄和消费相关政策时,应充分考虑传统文化带来的影响。同时,应加强文化宣传和教育,完善养老金保障制度,消除生育偏好等对扩大内需带来的束缚。     

中国企业储蓄率变动原因探析

我国国民储蓄率一直居高不下,其中企业部门的储蓄率变动逐渐引起人们的关注。研究发现,国民储蓄率自2008年增势减缓,主要因为企业部门储蓄率出现下降,企业支付的劳动者报酬、财产支出以及融资渠道的变化是企业储蓄变动的主要原因。进一步通过E-G协整法探究企业储蓄率对国民经济、投资率的影响,发现企业部门对经济发展和投资水平起到积极作用。最后,根据企业部门的国民地位和储蓄率变动趋势给出密切关注企业储蓄率、合理降低居民储蓄率的相关建议。     

代际支持视角下养老模式更替研究

基于2016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数据,将代际支持、储蓄率分别作为“家庭养老”和“储蓄养老”模式的载体,研究养老模式的更替问题。结果表明:子女给予的经济支持和非经济支持均会降低老年人的储蓄率,且经济支持对于老年人储蓄率的影响效果大于非经济支持。此外,在代际支持对老年人储蓄行为产生的影响中,经济支持占据决定性地位,即以经济支持为主和非经济支持为辅的“家庭养老”模式在某种程度上能够替代老年人传统的“储蓄养老”模式。因此,需要进一步完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并且不断创新养老模式,为老年人的晚年生活提供更全面的保障。     

教育水平与中国家庭储蓄率

教育水平的提高究竟是提高还是降低家庭储蓄率?学界对于这一课题至今未有定论。利用1996—2011年省际面板数据和系统GMM模型,可对劳动力教育水平对我国家庭储蓄率的影响进行研究。实证结果表明,劳动力人均教育年数增加1年,家庭储蓄率提高3.15个百分点,滞后1期的人均教育年数增加1年,导致家庭储蓄率降低2.41个百分点,而劳动力受教育程度的分组构成对我国家庭储蓄率的影响程度是不同的。因此,我国劳动力教育水平的进一步提高,特别是高等教育的较快发展所能带来的人均收入增长率的持续提高,会降低我国家庭储蓄率。另外,从劳动力受教育程度分组构成对储蓄率的不同影响来看,现阶段在大力发展高等教育的同时,应该充分重视高中教育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从政府的层面来看,有必要进一步提高社会保障水平,以降低我国家庭的预防性储蓄,从而有利于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保证经济可持续发展。     

养老保险能否有效降低家庭储蓄——基于中国省际动态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引入养老保险制度后居民储蓄会受到怎样的影响,这是公共经济领域的一项重要研究内容.通过使用2001-2008年的省际面板数据,两步系统GMM估计方法的实证研究表明,现阶段影响我国居民储蓄率最主要的因素是家庭储蓄行为的惯性力量,而与之相比,养老保险及人口结构因素在影响家庭储蓄率方面的作用比较有限.因此,面对我国当前资本积累过度的现实情况,主张通过建立现收现付养老保险制度来减少储蓄规模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     

农村彩礼变动的两重分析:婚配性别比结构与代际责任

城乡之间的大规模人口流动打破了农村传统通婚圈,农民在开放的婚姻市场中完成婚配。部分地区女性外流,出现婚配性别比结构失衡,形成本地婚姻竞争,并推动彩礼标准提高。婚姻压力是彩礼变动的外部条件,代际责任是彩礼支付的内在基础,彩礼变动是外部婚姻形势变化与家庭伦理共同作用的后果。不同地区婚配性别比结构不同,且代际责任存在差异,造成了不同农村地区的彩礼差异现象。彩礼变动可从婚配性别比结构和代际责任两个维度解释。     

人口安全视域下的婚姻挤压问题研究——以云南省7个人口较少民族为例

我国男性婚姻挤压矛盾的地区间转移使得云南省人口较少民族在初婚和再婚市场均面临较其他民族更为严重的男性婚姻挤压。男性婚姻挤压不仅导致云南省人口较少民族人口出生率和婚龄女性素质下降、性别比和老年人口系数上升,打破了人口系统的平衡,还导致云南省人口较少民族婚姻和家庭稳定性下降,犯罪率和群体性事件发生率上升,危及社会稳定、公共卫生安全和国防安全。     

评述日本高储蓄的原因

战后日本私人储蓄率随着经济的增长在不断上升。1953年、日本私人储蓄占国民平均收入的7%,1960年后上升为15%,1988再升为19.6%。日本的这种储蓄率,与欧美各国相比是最高的。据统计,1988年西方工业发达国家的私人储蓄,占国民平均年收入的比重是:美国为6.8%,英国为7.4%,法国为13%,联邦德国为15.4%。①人们通常认为,只要国家经济发展,收入提高,私人储蓄就会不断上升。然而这仅是根     

我国储蓄率偏高的原因

从纵向看,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储蓄率总体呈上升趋势——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34％最高升至2008年的53％,目前仍保持在50%左右的水平。从横向看,2011年关国储蓄率是15．8％,日本是21．7％,欧盟27国是20．3％,印度是32％,巴西是17．2％,新加坡是51．5％,中国是50．3％。除新加坡等少数国家和地区外,当前我国的储蓄率在全世界是最高的。我国之所以保持如此高的储蓄率,主要有4个方面的原因：（1）我国国内居民收入差距大,住户部门消费倾向总体偏低;（2）社保体系不健全,住户部门因此需为子女教育、住房和未来的养老、医疗进行大量储蓄;（3）经常项目的长期顺差推高了储蓄率;（4）政府和国有部门可支配收入占比高,且两级政府大量参与投资活动。最后指出从民族文化传统角度解释我国储蓄率偏高说服力不足,并分析了高储蓄率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及其引发的经济社会问题。     

促进国际交流 治理性别失衡

中国的出生性别比失衡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迄今已经延续了30年,从1982年的107.6到2005年的120.5,到2010年下降到117.94.中国已成为世界上出生性别比失衡程度最高、持续时间最长、波及人口最多的国家.出生性别比失衡直接导致女性数量短缺,引起人口结构失衡,对人口规模、性别和年龄结构、人口老龄化、妇女发展和性别平等、婚姻挤压、社会稳定和公共安全等产生重大影响.     

中国人口老龄化与居民储蓄研究

人口老龄化必然带来家庭储蓄和消费的变化,首先老年人口必然倾向于消费而减少储蓄,所以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必然会出现家庭储蓄的不利,进而降低社会储蓄率,再结合经济发展规律,人口老龄化很有可能影响经济发展;但是如果社会养老保障不足,反而会加强人们储蓄的动机,因此人口老龄化与储蓄的关系存在复杂的变化。文章从理论和文献研究两个方面论述人口红利理论。同时,由于养老金为代表的社会政策可以影响到居民储蓄,在此最后利用中国数据探讨中国人口结构变化与居民储蓄的关系,并从国际比较的视野和养老金角度分析了构建中国家庭较好的储蓄和资产配置的社会政策建议。      

重化工产业结构、收入不确定性与居民储蓄——来自山西省的经验证据

借鉴预防性储蓄理论,通过对山西居民高储蓄现象的实证分析,发现重化工产业结构存在高储蓄效应。其传导机制是:在重化工产业结构下,工业的波动性大,居民收入不确定性大,导致居民预防性储蓄较大,从而表现出高储蓄率现象。本文的启示是:我国产业结构的持续重型化导致的较强的经济增长波动性,可能是居民储蓄率不断上涨的重要原因之一。其警示意义是:保持产业结构的适度均衡对于经济的长期协调发展是必要的。     

家庭子代死亡风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在家庭养老的环境里,独生子女政策下的子代意外死亡发生时间对于家庭的子女教育投资、储蓄以及由此产生的家庭养老保障能力具有重要的影响.当家庭尚有生育能力的情况下,子代在未接受人力资本积累期间的死亡率变化与教育投资率无关,也与家庭的储蓄率无关,但该阶段的死亡率下降,有利于消费的永久性增长.但对于子代在家庭支付人力资本积累后的死亡率变化对人力资本投资具有正反两面的作用,它的变化对于经济增长也同样具有正反两种效应,其净效应还受制于老年的存活概率,子代的生育率数量等其他因素.因此,在当前老龄化程度较低的情况下,当前的高储蓄现象并非来自于子代死亡率的下降以及子代数量的外生下降,而是来自于老年寿命预期的延长,子代的死亡风险并不必然导致中国长期养老能力的弱化.     

河南省出生人口性别比有关问题探析

全国第四次、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显示,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我省出生人口性别比有所上升。出生人口性别比的状况,会对未来人口发展、婚姻、家庭以及社会稳定产生较大的影响。因此,深入研究出生人口性别比有关问题,采取有效措施综合治理,这是我们当前面临的重要而紧迫的任务。     

我国普遍信仰伊斯兰教民族族际婚姻的变迁

从2000年"五普"到2010的"六普"的10年间,普遍信仰伊斯兰教民族的族际婚姻受到人口数量、人口素质以及人口分布等人口学因素变动的影响,呈现出一些比较明显的变迁趋势。普遍信仰伊斯兰教民族族际婚姻中通婚的异民族数量有所缩减;族际婚姻性别比偏高和偏低共存的趋势不变;普遍信仰伊斯兰教民族族内婚户主仍以男性为主,但族际婚姻提高了女性家庭地位;通婚民族平均数量呈减少趋势;个别普遍信仰伊斯兰教民族与汉族通婚的族际婚姻比例下降。     

社会学视野中的安徽省出生性别比异常现象

通过对安徽省出生性别比状况的描述,从婚姻家庭和城乡二元差异角度对出生性别比偏高进行了分析。最后从个人、家庭及社会三个方面对出生性别比持续偏高将会产生的婚姻挤压、异质性婚姻增加等现象进行了论述。     

辽宁省人口转变效应分析——基于人口红利理论的研究

近年来,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成为理论界关注的热点问题。根据人口红利理论,使用辽宁省相关数据,对人口转变引起的产出效应、消费效应和储蓄效应进行分析,结果表明,辽宁省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对经济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辽宁省居民消费与人口抚养比之间存在长期协整关系,人口出生率的下降是引起辽宁省储蓄率上升的主要原因。     

不同生育政策背景下育龄妇女的生育行为影响因素研究——基于CGSS2017年数据的实证分析

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7年数据,使用Ordered Logit回归方法研究不同生育政策背景下育龄妇女的生育行为,同时将生育意愿作为中介变量,进一步探究生育政策对育龄妇女生育行为的影响。研究表明,生育政策会影响育龄妇女的生育行为,一类、二类生育政策较严格地区的育龄妇女倾向生育1个孩子,三类、四类生育政策较宽松地区的育龄妇女倾向生育2个孩子,生育政策对生育行为产生显著影响。通过结构方程模型和KHB方法验证了生育意愿的中介效应,发现生育意愿对生育行为也有显著影响且影响程度高于生育政策对生育行为的影响,这解释了生育政策放宽后,我国的生育率短暂上升后又下降的现象。总体而言,育龄妇女的生育行为受家庭、社会和政策等多种因素影响,应创造"生育友好"的家庭、社会环境并完善生育福利政策,提升妇女的生育意愿。     

韩国性别比失衡治理探析

韩国人口出生率在1962年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后快速下降,而出生性别比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迅速上升,出现人口性别比失衡现象。进入20世纪90年代,韩国政府采取综合措施治理性别比失衡,目前其人口出生性别比已经下降到正常水平。梳理和总结韩国调整人口性别比的治理经验,对中国具有借鉴意义。     

中国经济货币化对居民高储蓄影响的实证分析

为了探讨中国经济货币化对居民高储蓄的影响,梳理已有理论成果后认为中国经济货币化推动了居民高储蓄,并以居民储蓄率、经济货币化率等5个指标,用协整检验及误差修正模型实证分析了1985-2006年间的情况,结果显示：经济货币化率的提高和居民高储蓄正相关,利率及通胀率也会对高储蓄产生影响,最后提出了大力发展非银行金融体系部门等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