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种文学文本中的杂合现象

文章通过分析并比较存在于传统文学、现代主义文学和后殖民文学文本中的杂合现象,说明杂合这一名词虽然最早是由现代主义论的研究学者提出的,而且后来主要应用于后殖民文学的研究,但实际上杂合现象在任何文本中都广泛存在.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三种文本中杂合成分的功能以及对翻译形成的挑战.     

从后殖民翻译理论看葛浩文英译《酒国》

后殖民翻译理论关注译文背后不同民族和语言文化间的不平等权力斗争,翻译中所使用的杂合策略是不同语言文化间交流的必然产物,有利于彰显弱势文化和促进东西方文化平等交流.葛浩文英译《酒国》作为杂合译本的典型,使用了多样化的翻译手法.本文从后殖民翻译理论视角审视杂合翻译策略在译本中的应用,揭示其对消解西方文化霸权、促进中外文化交流特别是中国文学走出国门和文化强国的启迪意义.     

后殖民译论下的明清来华传教士翻译策略研究

明末清初西方传教士来华是在地理大发现和殖民扩张的背景下发生的。来华传教士的翻译活动是其“学术传教”策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后殖民翻译理论的角度研究来华传教士在译材选择中的主体性、文化杂合策略的运用以及译者文化身份的认同等问题,探究其传教策略与翻译策略选择之间的关系。     

跨学科视域下“文化翻译”评析

文化翻译不是专属于任何一个学科领域和任何一个特定范畴的话语,我们至少可以在翻译研究、民族志研究和后殖民研究中频繁看到它的影子。文化翻译一词出现在翻译研究、民族志研究和后殖民研究中,所表达的内容不尽相同,甚至相距甚远。翻译研究的文化翻译与语言翻译相对,强调翻译过程中文化意义的传达,认为翻译在跨文化交流中具有文化塑型的力量。民族志文化翻译基于民族志实践,将考察、表现他族文化的过程视为文本化和翻译的过程。后殖民研究的文化翻译则取翻译原本的"移动"之意,与"文化杂合"、"文化离散"同义,表现后殖民语境中的一种文化生存状态。     

试析《京华烟云》中的“翻译”杂合策略——基于后殖民视角

中国文化在向外传播过程中,不断被恶意改写甚至被曲解,而林语堂的作品却是个例外,在国外倍受好评。林氏《京华烟云》实为后殖民文学,但据后殖民译论研究,其创作过程也可视为一个翻译过程。杂合这一后殖民文学最大的特点在其翻译过程中也有所体现,并主要表现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翻译上。通过杂合中西文化各自的特色,林氏把弱势的中国文化根植于西方强势文化中进行传播,不但没有使之失去自身的文化烙印,而且使之得以在其他文化中重生,这就是林氏成功输出中国弱势文化的秘诀——杂合策略。杂合策略满足了权势两方的需求,并调和了两者的对立,同时又瓦解了对归化和异化的争论,在传播弱势文化的过程中它的作用不容忽视。     

后殖民语境中的翻译与跨文化交流

采用后殖民理论来分析翻译和跨文化交流,可以看出隐藏在文化交流背后的文化的不平衡状态、翻译理论中的“西方文化霸权”和翻译策略中的后殖民性。在翻译中,我们要强调文化的民族性,弘扬民族的文化风格,从而达到真正的、平等的文化交流。     

英汉新闻编译的“求同存异”策略

英汉新闻编译话语实践的复杂性,使得它无法被简单地归结为西方统治与本土抵抗这一后殖民研究范式,新闻编译策略也不能简化为对原作的归化或异化处理。发展了后殖民主义翻译研究提出的“杂合化”思想,提出“求同存异”编译策略以服务于新闻编译活动的目的,有利于不同文化意识形态之间的交流和协商。     

陈荣捷英译哲学典籍的杂合特点探究

借助后殖民翻译研究中的"杂合"理论,分析了旅美学者、哲学家陈荣捷先生的中国文化典籍英译本,指出其译文在语言、文化和文学三个方面既具有汉语语言文化特质,同时也具有英语语言文化特质,表现出典型的杂合特征,对促进文化间的平等交流和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具有积极意义。     

后殖民翻译中的异质他者

“他者”作为后殖民理论的一个关键术语,在翻译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就传统翻译而言,翻译中的他者能够成为目的语文化的催生剂,通过输入新鲜血液而促进其发展与进步;而在后殖民视角中,他者则是西方殖民主义者为了实现其文化帝国和霸权主义而炮制的一个虚假的东方文化形象,任由其篡改与操纵。在经济全球化的带动下,文化面临着趋于同质的危机,如何合理地面对翻译中的异质他者,从而抵制文化霸权和帝国主义侵蚀,重塑本土文化身份,进而促进多元共存、平等对话的和谐文化生态环境,就成为后殖民翻译所要研究的一个重大问题。     

赛珍珠著译中的“杂合”现象探析

只要有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语言文化的接触,就会产生有意或无意的“杂合”现象。赛珍珠的著作与译作都具有明显的“杂合”特征,其著译中的“杂合”,多数是其有意所为,目的是要让西方读者注意到世界上其他文化的存在、彰显中国语言文化特色,因此,“杂合”理论对于赛珍珠的著作与译作具有较强的解释力。赛珍珠著译的成功,对于我们更好地对外传播中国文化、进一步做好文学批评及文学翻译等工作,都有较大的启迪意义。     

古代文论中的“和谐”思想及其在当代文论中的意义

在古代文论中,“和谐”思想对于范畴的生成、命题的提出及基本原理的创构等都产生了重要影响,是古代文论生成发展所遵循的一个重要规律。当代文论的范畴、命题及基本原理与“和谐”规律亦密切相关,“和谐”也是建构当代文论所应遵循的重要规律,此规律有助于避免当代文论“失语症”等问题的出现,从而促进其健康发展。     

从翻译系统理论看《汤姆叔叔的小屋》的不同译本

《汤姆叔叔的小屋》的不同译本的社会功能经历了一个从顺应政治需求到探求文学自身价值的转变过程;翻译系统理论为译本的这一研究提供了很好的理论框架。对《汤姆叔叔的小屋》的不同译本进行个案分析,试图验证埃文.佐哈尔和图里提出的翻译系统理论假设的有效性。     

功能翻译理论诠释下的《论语》林语堂英译本

德国功能翻译理论为文学翻译批评提供了以＂目的论＂和＂充分度＂为标准的新的动态模式,使批评者从宏观和微观的视角去分析制约译者翻译目的的因素,进而客观公正地评价翻译结果。对《论语》林语堂英译本的批评就是个好例子。     

文化杂合：文学翻译的第三条道路——兼评林语堂译《浮生六记》

一般认为,文学翻译中对于文化差异的处理可分为两种:以源语文化为归宿和以目的语文化为归宿,前者即“异化”,后者即“归化”。异化论与归化论似乎不可调和,而实际上,翻译中没有绝对的异化,也不会有绝对的归化。文化的异质性和文化交流的必要性决定了翻译中文化杂合的必然,文化杂合具有抵抗强势文化的积极意义。异质文化在林语堂译《浮生六记》时的兼容与杂合为我们提供了具体的实例,说明了除异化与归化之外,文化杂合也是文学翻译中处理文化问题的一条成功之路。     

从杂合理论看粗俗语的翻译——《水浒传》赛珍珠译本与沙博理译本之比较研究

汉、英文化之间存在空缺是很多译者苦苦思索的问题。后殖民杂合理论主张颠覆和反抗西方文化霸权,在译文中多保留原语的异质文化成分,这对粗俗语的翻译有切实的指导作用。粗俗语的翻译无论在语言文化上还是在翻译策略上,其杂合都是必然而必要的。《水浒传》赛译本和沙译本中粗俗语的翻译都表现出不同程度的杂合。在全球化的今天,粗俗语的翻译应当根据其文化空缺程度的不同,在借助归化策略清除阅读障碍的基础上对原文进行更多的异化处理,只有这样,才能实现两种语言和文化的平等交流,保持文化差异性和混杂性的对立统一。     

文学翻译审美的陌生化性

陌生化理论对文学翻译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因为翻译的审美客体的异域性及杂合性能给审美接受者以新奇的审美享受,赋予文学翻译的陌生化特征。文学翻译审美的陌生化意味着避免将文本归化成译入语读者所熟知或显而易见的内容,而是将源语文本的语言和文化差异的保留即异域化、将陌生化的手段保留或将源语文本的语言文化差异与平行文本的诗学特征杂合即杂合化,使翻译审美主体和审美接受者不断有新的发现,从而延长其关注的时间和感受的难度,增加审美快感,并最终使其在观察世界的原初感受之中化习见为新知和新奇,产生新奇感。它包括翻译选目陌生化和翻译语言文化的陌生化,是翻译审美和翻译伦理的要求,其本质特征是违背特定时期的翻译规范,特别是审美接受者的期待规范,造成陌生化效果。     

从解构主义的视角看译文与原文的关系——读《林纾的翻译》

钱钟书1963年3月写的<林纾的翻译>一文中,提出了很多精辟的译论,仔细分析,有一部分译论竟然与同一时期(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西方翻译理论界兴起的解构主义学派的观点有异曲同工之妙.这一中一西两种译论虽然阐述的方式各有不同,但从某种角度来看,其精神实质是相通的.文章拟从解构主义的视角,通过观察和讨论林纾的翻译作品,来探讨文学翻译作品中译文与原文的关系问题.     

谈周作人对“载道文学”的批判

在周作人的文学理论体系中,＂言志＂与＂载道＂是一对核心概念。而且,对＂载道文学＂的批评是周作人20世纪30年代＂言志文学观＂的一项重要内容。该文分三部分展开论述：其一,对载道文学所维护的专制思想进行批判。质而言之,载道文学实际上就是为文化专制主义张目。其二,对载道文学所蕴含的＂政治作用＂的批评。过分相信和夸大＂文字有灵＂以及对于政治有大作用是载道文学的弊病。其三,反对模拟。周作人认为,封建专制是模拟之风久盛不衰的根源,其结果便是＂无定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