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视野下打击恐怖犯罪的立法原则探索——以反恐法草案为例展开分析

法治是构建社会主义法制的目标,打击恐怖犯罪的立法活动理应纳入法治框架之内进行探讨;法治是权衡自由与秩序、权利与权力之间关系的艺术,打击恐怖犯罪的立法活动需要权衡好自由与秩序、权利与权力之间的关系.维持自由与秩序“各占一半”的均衡式法治思维忽视了打击恐怖犯罪的阶段性特征,故不可取.而权衡式法治思维照应到反恐的阶段性特征,值得倡导.打击恐怖犯罪的立法原则有遵循宪法原则、秩序维持原则、权利保障原则和科学性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草案)》整体显现出“厉性有余、柔性不足”的特点,其依赖权力强行维持秩序的极端观念与法治理念相悖,亟需运用权衡式法治思维予以矫正.     

法治在和谐社会构建中的作用

中国现代“和谐”社会与古代“和谐”社会的根本区别在于法治渗入了“和谐”社会的构建,法治在和谐社会的构建中至少起着五个方面的作用一是法治在协调社会多元差异结构中的作用;二是法治在构建国家宪政制度和公权力结构中的和谐作用;三是法治在社会诸方面协调发展中的作用;四是法治在调整社会内部与外部关系和谐中的作用;五是法治在人与自然关系和谐中的作用。     

我国传统法律文化与服务型政府构建——基于“新公共服务”范式的分析

建基于封建自然经济和儒家思想之上、以秩序和谐和维护政权为目的传统法律文化，与现代法治理念不仅存在多方面的冲突，而且存在多角度的契合。随着“新公共服务”范式的兴起，服务型政府构建的呼声日益高涨。服务型政府的构建不仅要实现政府的职能现转型，同时需要现代民主法治作支撑。当务之急，要发展和创新传统法律文化，要实现传统法律文化的现代转型。     

论和谐与法治的关系

“法治”是治理体系理论中的一种，将它用于实践之中则是一种调和手段和方式；“和谐”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在《现代汉语词典》中解释为“配合得适当匀称”。在古希腊语中是不同的事物连接或调和在一起，多指不同的音调调和在一起成为音阶。它是一种良好存在状态。表面上它与法治不同，不能融为一体，但若从二者的价值这个角度来看，法治与和谐却又是相辅相成、不可或缺、内在统一的。基于这一认识，试从法律的价值——秩序、人权、正义、公平、效益人手，分析法治对和谐社会构建的价值。     

儒、道互补视阈中的道家社会和谐理念

道家的社会和谐理念是自然型的,与儒家的伦理型和谐理念形成了对比。但从比较的视角来看,道家与儒家的社会和谐理念在忠信、贵和、民本、风俗淳美、可持续发展等方面是直接相通的。道家主张的自发式秩序、柔性秩序、生态文明与儒家所体现的教化性命令式秩序、刚性秩序、礼乐文明相反而相成,形成互补性结构,有一定的现代价值和现代化空间。     

我国法治进程中亲属法伦理探析

建设法治国家不仅仅是制定和执行各种各样配套的法律,而且也包括更新或重建我们民族的法伦理。亲属法伦理“爱有差等”及义务本位性,与“自由”、“平等”、“民主”、“权利”的现代法治精神相冲突。亲属法伦理重视亲情、讲求人性则与强调人本、人道的现代法治建设的价值取向相契合。在我国法治进程中,必须对亲属法伦理进行改造和批判继承,把法治理想转化为中国人的精神情感认同,这是实现最高层次的法律秩序——法治的必然选择。     

亚洲现代法治论衡(上)

亚洲现代法治是一种“追赶型”法治。本文在论述西方法治的普适性与局限性、现代法治类型划分之后,通过对转型社会的亚洲现代法治在产生溯源、体制障碍、社会背景、法律文化的会通与整合等方面的特征分析,联系亚洲金融危机,提出了亚洲现代化过程中,如何寻求真正的法治秩序等问题。旨在对亚洲现代化的研究建立在较深入广阔的宏观比较与分析基础上。     

秩序微言

如果将秩序的应然目标视为秩序与自由的和谐，那么对强调人的社会活动、行为具有一致性、连续性、确定性的秩序观所可能带来的法律负面的担心就绝非多余。以“一致性、确定性”为核心内容的秩序伤害自由与社会，无论从形而上的价值观或功利主义立场都可以得出这一结论。秩序问题不纯粹是个理论问题，也是具有很强实践意义的问题，对此问题的讨论应该放置在相对确定的文化背景下。因此，从抽象意义上或许很难对“集体本位的刚性秩序”和“个人本位的柔性秩序”作优劣比较，然若将其放置于中国乃至东方文化传统中，则“柔性秩序”的建构便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法律意义，即强化扩大私权，弱化规范公权，激活自律机制，鼓励私力救济。     

社会主义民主法治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以权利的归属和处分特征为标准,权利划分为国家权力、国家权力主见权和私权利三种。在此基础上,民主划分为政治民主和直接民主,法治划分为依法治国和人民自治。民主解决的是法律意志问题,法治解决的是权利界限和民主效果问题,形成“决定”与“办理”的关系。因为政治民主的间接性,社会民众要高度认同国家基本政治制度,以私权利为契机来关心国家政治,实现政治和谐、秩序和谐及民主法治主观体验和谐。      

从传统权威和谐到现代法治和谐——从社会主义法治和谐视角探讨

关于和谐社会的论述,早已有之.在古代社会中对和谐社会的描述中大多属于一种"传统的权威和谐社会".这种"传统的权威和谐社会"建立在当时生产力极端落后的基础之上,用权威树立社会的秩序,缺乏生气,不可持续,是一种畸形的"和谐社会".现代法治和谐社会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之上,用法治来保障社会的和谐,促使社会良性运行与可持续发展.社会主义法治和谐则是在现代法治和谐的大环境中建设的一种崭新的和谐社会,这种和谐社会是以往和谐社会发展的更高社会形态.     

论共同犯罪中止的认定标准

当前对于共同犯罪案件如何认定犯罪中止,司法机关在办理中是仁者见仁,法学人士在讨论研究中是智者见智。共同犯罪中止的认定,应以行为人自动停止犯罪并有效地阻止其他共犯利用其先前行为继续实施犯罪或防止危害结果的发生为标准。     

从美国修订《1930年关税法》看我国外贸战略转型

2012年3月,美国参议院通过修订《1930年关税法》的法案,以便对中国、越南等“非市场经济国家”征收反补贴税。近几年,中美之间的贸易争端处于高发期,金融危机加剧了我国外贸出口中遭受的贸易摩擦。应尽快转变原有增长方式,提高产品附加值、降低对少数国家的路径依赖,开拓多元化市场、促进内外贸一体化,以实现我国外贸战略的转型升级。     

论当代人文社科学术期刊编辑视野的转移

当代期刊编辑理论研究,已经逐渐淡化了对期刊本身的功能、基本属性,办刊特色等的讨论,因为编辑学的理论发展,已经解决了这些基本问题。对于人文社科学术理论刊物,现在更多的是在关注人文社会科学的编辑出版与全球化背境下当代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关联性;当代学术批评与编辑的选择性思维方式;当代学术期刊的编辑过程及编辑活动与学术评价的关系;当代网络化条件下的学术活动与编辑活动的关联研究等与文科期刊相关的更为重大的理论课题。     

民国时期武术的科学化变革

作为现代武术发展史上的一个高峰,民国武术置身于当时人们追求＂科学＂的话语背景之中。以＂传统＂为特征的国术（武术）与当时的＂科学＂话语形成了较大的反差与抵牾。国术界要实现以武图强的远大抱负,国术的＂科学化＂问题首当其冲。鲁迅与陈铁生的论战围绕国术是否有提倡的必要展开,一方面为国术的科学化做了舆论上的铺垫,另一方面也促使国术界开始反思传统武术的痼疾。进而,国术界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展开了国术科学化的改造,其实质是确立发展国术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为国术的进一步发展铺平了道路。     

还本售房合同的法律效力分析

本文通过对案件的深刻剖析,论述了认定合同的依据、广告行为的效力、公司与股东的责任以及公司主体的混同等重要问题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代位权行使效力的研究

关于代位权行使的效力, 有入库规则说、平等受偿说、优先受偿说等几种观点。从立法目的、法律功能、法律成本和效率、其他债权人利益的保护、中国司法解释的性质和来源来说, 中国应选择优先受偿说的观点, 赋予代位债权人优先受偿权, 建立代位权上优先受偿权的现代理念。     

提单之债的性质及其诉权的构造

在不签发提单的情况下,利他契约理论能很好地解释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当事方的权利义务。但在签发提单的情况下,该理论就不敷使用。借助罗马法中的准契约理论,既能对提单下的义务转让进行合理解释,也能解决在实务中诉权的确定之难。     

高校贫困生认定工作面面观

国家贫困生资助政策实施以来,对贫困生帮助很大,同时在实际运行中还存在着一些问题。本文提出贫困生认定工作仍需要进一步采取各种相关配套措施,以推动和保障贫困生资助工作更好地开展。     

行政机关违法设定许可的法律责任探析

对于行政许可违法的法律责任问题,人们往往是从行政许可实施违法的角度进行研究,而对于设定违法及其责任追究的探讨却相对薄弱。然而,行政许可设定一旦违法,其对相对人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损害将会更大,因此,对许可设定的违法及其责任问题进行研究,以避免违法行政行为的发生,促进政府依法行政,不仅必要而且是非常有意义的。     

解释论视角下污染环境罪争议问题探究

针对污染环境罪的诸多争议,在正确把握保护法益的基础上,一以贯之地寻求具体答案。承认生态学的人类中心法益观下的环境法益是本罪的保护法益,将环境法益与人类法益并列为本罪保护法益的观点,因缺乏对环境法益层次性的内在逻辑结构的认识而不具有合理性。2017年司法解释第1条的部分行为规定,通过对污染环境行为严重性的实质自然属性的规定,表明行为对于环境法益的实害结果;而部分结果规定则是通过对人身、财产等损害的判断,确认存在严重污染环境的损害后果。本罪的责任形式为故意,对过失犯的强调在很大程度上省略了对间接故意的认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