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司马光的个性心理与熙丰变法

我国史学界已开始重视历史人物的心理对历史发展所起的重要作用，但为数不多的几篇这方面的论文，几乎全是从社会群体心理角度来论述的，专们研究历史上某个个人的个性心理特征对历史发展的影响和作用的几乎没有。宋神宗熙宁、元丰年间的变法，即熙丰变法，史学界至今仍众说纷坛，莫衷一是。近几年有从王安石的个性品格上来探讨他对变法的影响的，其中主要的有许维勤《王安石的品格作风与熙宁变法的失败》和刘祚昌《记王安石的政治品质与政治作风》①．这些论文确有助于对熙丰变法的研究，但仍不属于心理史学的范畴。本文拟从王安石、司马光…     

论明代成化、弘治时期郎署文学的兴起

明代成化、弘治时期，郎署文学逐渐兴起。早在成化年间，郎署文学就开始出现兴起的迹象。成化末至弘治前中期，即”前七子”兴起前，储巏、邵宝等人对郎署文学的振兴有引导发起之功。弘治朝宽松的政治环境及孝宗本人对文学的重视，促进了以“前七子”为代表的郎署文学的崛起。康海以状元、翰林院编修身份主动与李梦阳结盟，倡言复古，标志着文学重心由翰苑馆阁向台省郎署的转变。     

熙宁官制改革论

熙宁官制改革是熙丰变法(王安石变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既关系到变法的成败，同时又开启了元丰官制改革的前奏，地位之重要可见一斑。而王安石则倡导和主持了这次改革，但他改革的不彻底性及其设想与实践的偏差导致了这次官制改革并未达到预期效果。     

熙丰变法经济措施之再评价

宋神宗熙宁、元丰年间的变法,或称作“王安石变法”,或称作“熙丰变法”,笔者采用后者.因为:第一,从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至元丰八年(1085)三月这十六年间,宋廷均行新法,其间王安石为相执政总共不到七年,大部分时间不在相位,第二次罢相后亦未尝操纵新法.第二,王安石是变法的倡议者、法令创制者和坚决推行者,无疑具有很重要的作用,但还有变法派其他重要成员,特别是宋神宗的举足轻重的作用尤为重要.清人杨希闵曾谈到这点:“以熙     

论宋神宗与王安石的关系

宋神宗与王安石是熙丰变法时期两位最重要的领导人物。锐意求治的宋神宗与变法心切的王安石经元老重臣的撮合结成搭档，大力推行新法。就变法的时间、权力与内容来分析，宋神宗是两人关系中的主导者，王安石则充当了配角。宋神宗与王安石的遇合，对熙丰变法产生了重大的历史作用，其中既有积极的成分，也有消极的因素。而宋神宗与王安石的搭档，对他两人也有重大影响。宋神宗与王安石的友谊，也可谓是封建君臣关系的典范。     

文学与政治之间——唐玄宗朝翰林学士述论

作为固定的使职差遣,唐翰林学士确定于唐玄宗朝。它经历了文学侍从、翰林待诏、翰林供奉和翰林学士等几个阶段。玄宗朝翰林学士的中枢政局定位尚欠明确,运行体制亦不完善,所以它的政治作用未能完全发挥,政治地位也不稳定,对其他政治权力有较强的依附性。玄宗朝翰林学士的入选与开天之际重用文学之士有密切关系。由于身处枢密机要之地,兼以文词之士出身,翰林学士成为盛唐文士投献诗文的重要对象。众多优秀文学家因此云集京城,令开天时期京城的文学创作呈现出多元风格,衍生出丰富的文学现象。翰林学士在客观上促成开天时期京城诗人群体审美趣味的汇聚、整合与形成。翰林学士是开天时期文词之士进阶仕途的重要渠道。     

宋代学士院名物制度志略

在唐宋以后的中国封建政治舞台上,翰林学士职官,始终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然因朝代更换,历经变革,“其建置纷殊,名号异同,未可仆数.”翰林学士职官名物制度的复杂,给文史工作者带来了不易区别的困难.即以宋代为例,既有学士院之名,又有翰林院、翰林司之称;官署为学士院,官员却称翰林学士;官印更是独存旧格,沿用五代“翰林院学士印”之六字印文.及元人修《宋史·职官志》,居然误以“翰林学士院”为正式官署名,赫然作为标题,列于正史之中.今人受其影响,在一些有关宋人诗词著作译文中,因而出现了将“翰林院”当作“学士院”的误解.疑似之迹,不可不察.为了避免以讹传讹,贻误后世,笔者于授《中国古代官制史》课程之余,撰成斯篇,谨供讨论.[学士院]一、职源学士院之名,始于唐玄宗开元二十六年(738年).“故事,驾在大内,则于明福门内置院;驾在兴庆宫,则于金明门内置院;今在右银台门之北第一门东向,榜曰‘翰林之门’,其制高大重复,号为‘朝门’,入门直西为学士院,即开元二十六年之所置也.”这是唐人李肇所记,当为可信.宋代沿置,学士院为正式官名.有冒称“翰林院”或“翰     

论北宋熙丰时期洛阳诗人的诗学观念

北宋熙丰时期以司马光为首的洛阳诗坛以其文化特性而为人瞩目,承载了政治、思想学术等文化意义的洛阳诗歌的形成,与司马光、邵雍等洛阳诗人的政治家、道学家身份和他们的并非纯文学意义的诗歌观念有关。本文对洛阳诗人的诗学观念进行了梳理和探讨,认为他们总的倾向虽然是重道轻文,但并不否定诗歌的文学价值和艺术特性     

君子之交，和而不同 ——论苏轼与秦观的交谊

秦观是苏轼最中意的弟子,元丰时期他们相识、相知,元祐、绍圣、元符时期政治上同升并黜。“苏子瞻于四学士中最善少游”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政治、文才、生活诸方面的契合。他们和而不同的相处、相交之道,对于今天的我们更有启发意义。     

论王安石与新党作家群

该文认为,王安石与新党是一个政治集团,也是一个作家群,他们同时以政事和文学为立身之业,既有相同的政治观点.又有共同的文学主张.追求文学的经术根底,“务为有补于世”.但他们并没有停留于自身的创作实践,而是以科举为中介,将文学纳人经术之中,成了其政治主张和实践的组成部分,因而阻碍了文学自身规律的运行,侵蚀了文学的自主性和多样性,在北宋文学史上产生了严重的负面效应,给后世文坛留下了深刻的教训.     

唐五代翰林待诏与翰林学士职任关系探讨

唐五代翰林职官可分为学士和待诏两类,前者参与中枢政务,后者以琴棋书画等伎艺供奉宫廷。从文士待诏、伎术待诏同处翰林院,到部分文士待诏别居学士院,最终演变为翰林学士,这一由"合"至"分"的因革过程是科举制发展、文人政治兴盛的历史大势所趋。然而,即使职任、地位差别迥异,待诏和学士仍然"分"中有"合",反映出同为差遣职、同属翰林系统的相通之处以及翰林制度在初创时期将文学与琴棋书画、天文方术等各类才艺之士荟萃一院之制度的痕迹。唐五代翰林职官的特点反映了唐代科举制对于培养造就新兴政治力量的作用日趋加强,文人的政治参与度和政治影响力达到了新的高峰。     

熙丰时期的兵制改革及启示

熙丰时期的兵制改革及启示程民生，郑传斌改革募兵制是王安石变法的一个重要内容。王安石并非要废除募兵制，他认为保持一支常备职业军队是必要的，但不能完全依靠募兵队伍。为此，宋政府采取了两种措施：一方面完善募兵制，如并军营、置将官、淘汰老弱；另一方面特别重视...     

宋代墓志碑铭撰写中的政治因素——以北宋孔道辅为例

北宋仁宗嘉祐七年(1062)和宋神宗统治期间,王安石与张宗益分别撰写了孔道辅的墓志铭和后碑。因二人撰写时间和所属政治派别不同,导致对同一人物生平的书写差异颇多。作为熙丰变法反对者的张宗益,在撰写孔道辅后碑时,详王安石之所略,略王安石之所详,且对王安石所撰孔道辅墓志铭大加否定,把相关文字当作发泄对王安石变法不满的手段,显示了墓志碑铭作为具有较强时代意义的"历史书写"内容,受政治环境、政治立场的影响较大。通过孔道辅的个案研究,不仅有助于深入了解墓志碑铭的撰写方式和特色,对客观认识作为文献资料的墓志碑铭也大有裨益。     

宋代学士院翰林学士初探

翰林学士的设置最早始于唐代,历五代至宋而完全制度化。其后元、明、清各代,虽其职掌、地位时有变化,但沿置不废。宋代翰林学士拥有草制诏之权,侍从皇帝左右以备顾问、参谋议,有“内相”之称,在封建社会的中央政府中,占有特殊的地位。本文拟就翰林学士的起源及其供职机构,翰林学士的选拔和员额、职掌,以及它与翰林侍读、侍讲学士及诸殿阁学士的区别等几方面作一初步探讨,并请专家学者指正。     

北宋文坛对“元和、长庆风格”之接受及其意义

“贞元、元和风格”亦可表述为“贞元、长庆风格”、“元和、长庆风格”或径称为“元和之风”,是宋代文坛极为流行的文学批评话语.它滥觞于五代,盛行于北宋前期,演变于北宋中叶.大宗淳化、至道间特指以元白为代表的翰苑文章,真宗景德、祥符间兼指馆阁翰苑的诗歌赋颂,仁宗庆历、嘉祐间则转为推重韩柳古文a这一话语集中体现了宋人对唐代文章...     

以他者话语质疑、批评“五四”文学非写实潮流——成仿吾对夏目漱石《文学论》的借用

创造社作家成仿吾以日本作家夏目漱石《文学论》的基本理论为内在话语，质疑、批评了“五四”文学一度出现的非写实潮流。他不仅以《文学论》关于情绪为文学中心的话语质疑“五四”初期诗坛尤其是小诗热．而且借《文学论》关于智的要素难以引起人之情绪的话语质疑、批评“五四”初期文学注重思想的哲学化倾向．还用《文学论》关于文学的真实性不同干科学真实性的话语质疑、否定“五四”文坛在自然主义文学影响下开始出现的庸俗化写实倾向。     

从守望民间到激扬政治?--论汪曾祺与从维熙的“鸡鸭”叙事

1940至1950年代,汪曾祺和从维熙以“鸡鸭”养护者为题材分别创作了短篇小说《鸡鸭名家》和《鸡鸭委员》。两位作者虽均围绕主人公的看鸡养鸭经历讲故事,但在塑造人物形象等方面仍表现出巨大差异：汪曾祺抒写二位“名家”散淡、风流与自在的人生情志,从维熙叙写“委员”翠枝儿在饲养鸡鸭时表现出的超乎年龄的政治觉悟和奉献精神;汪曾祺重视发掘底层人物的力与美,从维熙更多遵从“十七年”文学的政治规训,底层民间逐渐退出“十七年”文学的叙事范畴。这源于后“荷花淀派”文学与京派文学之间的差异,反映了“十七年”文学的政治主导和中国新文学的民间叙事之对立。     

试论北宋仁、英两朝的台谏

北宋仁宗、英宗统治的四十五年,是北宋政治史上一个颇为重要的时期。其所以重要,第一,它上承宋太宗晚期以来日渐腐败的统治,下启规模巨大、影响深远的熙丰变法,是诸多社会矛盾孕育、并日趋激化的时期;第二,这一时期,整个官僚集团的精神风貌发生明显的变化,用王夫之的话说,即:仁宗之际,“宋兴以来敦庞笃厚之风,荡然不足以存矣”。朝野官员大多贪鄙龌龊、奔竞不息,士风严重败坏;第三,北宋乃至南宋政治上赫然在目的朋党之争对两宋政治的影响极大,但若回溯,“其始则景祐诸公开之也”。然而,只需略加考察,便可发现,仁、英两朝台谏的政治活动与上述均有着不解之缘,这便有必要对该时期的台谏进行若干探讨。     

新时期文化小说略论

新时期文化小说略论斐人随着“伤痕”、“反思”文学的不断发展，新时期文学自身也由感性哭泣时期而进人到了理性反省阶段。但这两个文学时期，依然还是带着强烈政治色彩与批判意味的“载道”文学时期，作家的思维层面基本上还停留在政治历史层面上，文学对于自身的把握和...     

北宋后期的政治变动与陈瓘晚年由儒而佛的思想嬗变

陈瓘是北宋后期的重要政治人物,前期推崇王安石及其学术,经过从神宗、哲宗至徽宗的政治反复及其一贬再贬的政治遭遇,陈瓘对新党打击报复元祐党人及政治衰坏的现实深为不满,由此生发出对新党的严厉批判,并渐次深化为对王安石的政治学术观念的彻底否定,其思想也由儒学转向佛教。陈瓘的转变反映了士大夫对变法失败、党争不断的政治现实的深深失望,代表了北宋士大夫群体由前期的积极进取到后期消极颓废的变化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