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阳伽蓝记》中的双音节虚词研究

中古时期,出现了大量的新词新义,特别是出现了大量的双音节词。这些双音节词有的是新词,有的是原来的词出现了新的意义。《洛阳伽蓝记》是中古时期的一本著作,它的语言特点具有较强的时代性。本文主要是采用数量统计和数据分析的方法,以《汉语大词典》及现有的研究成果为参照,对《洛阳伽蓝记》中出现的中古时期部分双音节虚词进行整理和归纳,这些双音节词以中古时期出现的新词、新义为主,从而探讨其从上古到中古的发展演变规律在《洛阳伽蓝记》中的体现。     

虚词“者”溯源

“者”是古汉语中比较特殊的一个虚词。由于它在主要用法上别具一格,人们对其词性及作用的认识历来聚讼纷纭,莫衷一是。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者”发展到中古时期,还分别充当了结构助词“底”和指示代词“这”之直接语源(吕叔湘《汉语语法论文集》),这就更使这一特殊虚词在汉语发展史上被蒙上了一层历史迷雾。为了廓清这层迷雾,进一步弄清“者”的特殊用法形成的来龙去脉,为了准确把握其词性的前后嬗变经过和规律,这里有必要深入探讨一下“者”作为虚词的由来和它早期的发展线索。     

从介词角度看《六度集经》与《旧杂譬喻经》的翻译时代

关于《旧杂譬喻经》的译者及时代一直存在着模糊和分歧,每一种译经在语言上都有其特点,其中虚词的使用能够显示出作者与时代的特色,从介词结构的语序和被动表达式来看,《旧杂譬喻经》应该属于汉代以后晋代以前中古时期的佛典译经。     

近代汉语虚词研究概论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自己的语法学,那就是虚词学。在中国人的心目中,虚词研究就是语法研究的全部内容。近代汉语虚词研究是汉语虚词研究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也是汉语虚词研究中相对薄弱的一个环节。关于近代汉语的虚词研究,早在元代就已开始,历经明清,至20世纪上半叶,断断续续取得了一些成果。而近代汉语虚词研究的隆兴和繁荣则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事情了。直至本世纪初,近代汉语虚词研究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但是,离建立一部翔实的近代汉语虚词史所必须的各方面准备还有不小的距离。现在是到了该对近代汉语虚词研究的发展进行一番梳理、盘点、总结的时候了。     

20年来对外汉语教学中虚词本体研究特点

本文从对外汉语教学的角度,通过对20年来虚词本体研究的现状进行考察、分析,总结出了虚词本体研究的特点：注重对外国留学生学习虚词出现的偏误进行研究;注重对近义虚词进行对比研究;注重虚词使用语义背景的描写;注重对虚词隐现、虚词位置的研究;注重从语篇和语用的角度进行虚词研究。     

浅析科技英语虚词分析法

介绍了能够迅速提高科技英语阅读能力的科学方法—虚词分析法,叙述了虚词分析法的特点和分析程序,并且揭示了虚词分析法的科学本质和适用前景,对虚词分析法做出了简明扼要的总结.     

虚不失其重——论古汉语虚词英译理解的几个关键

纷繁芜杂的虚词是古汉语的一大特色,对它们的理解直接影响了英译质量。文章根据古汉语虚词的特点,提出在理解上,应特别注意虚词类型的区分和词性的辨识,并通过对比,从根本上揭示了古汉语虚词在本质、来源和灵活程度等方面与英语虚词的异同。     

论《说文广义》的虚词研究

王夫之在《说文广义》中提出语助皆有所本，揭示了虚词由实词演变而来；所用术语初步体现出虚词次范畴的分类意识；考释虚词重视书证；论及汉语虚词的兼类现象，对同一虚词的不同用法进行了详细阐释；对同类虚词重在比较，探讨声气运用的差异，与古汉语虚词研究成果有异曲同工之妙，值得学界关注。     

古代汉语虚词研究纵谈

<正> 古代汉语虚词研究的重要意义 第一、古代汉语虚词虽然数目并不算多,但是使用却很经常。刘淇《助字辩略》(1711年)收入虚词470多个,王引之《经传释词》(1798年)收入虚词160个,杨树达《词诠》(1928年)收入虚词480多个。如果加上复音虚词和虚词固定结构,大约也就七八百个,其中经常用到的实际仅有四五百个。比起浩如烟海的实词,虚词数量是极其有限了。就这几百个虚词和固定结构,使用却很经常很     

《周家台秦简》虚词研究

对《周家台秦简》中的虚词作了封闭性的研究,考察了《周家台秦简》中虚词的使用情况,以便研究上古汉语虚词的使用情况及其演变规律。     

道德的法律化与法律的道德化 ——法治与德治正确结合的重要途径

道德法律化和法律道德化是法治与德治正确结合的重要途径通过立法或其他方法,实现法律与道德的直接、间接和弹性结合,为法治与德治的结合提供法律依据和保障;通过进一步深化改革、促进科学技术进步、大力发展文化教育事业尤其是切实加强和完善德育、法制教育等,加速法律的道德化,从而使反映德治要求的法治与法治严格制约下的德治彼此渗透,相互结合.     

从儒法治国方略看中国古代政治的人治本质

中国古代儒家的德治与法家的法治是两种不同的治国方略。“德治”笃信“为政在人”重在人之“德”上,其本质是人治。法家“法治”名为法治但仅限于“君下法治”,法对民不对君,君主脱离在法治范围之外,其本质还是人治。儒、法人治方略虽在人性前提(儒家倾向善,法家倾向恶)、哲学依据(儒家找内因,法家找外因)、理论基础(儒家笃信“为政在人”重在人之“德”上,法家笃信“为政在法”重在法、势、术相结合上)、对象考量(儒家针对所有人,尤其是君主;法家针对君下人,排除君主)等方面存在着倾向上的差异和对立,但是二者之间并没有一方消除或代替另一方,而是成为君主专制系统中互补的两翼,这说明中国传统国家权力理论的逻辑出发点是君权,而不是民权。这种只见君权不见民权的传统政治思想正在为近代和现代中国的社会实践所颠覆,追求民权成为中国政治现代化的主流。     

清代品体文学之论的承传

清代品体文学之论的承传主要体现在三个维面：一是在诗学领域，其体现在袁枚的《续诗品》、顾翰的《补诗品》、曾纪泽的《演司空表圣（诗品）二十四首》及蒋斗南的《诗品目录绝句六章》中；二是在词学领域，其体现在郭摩的《词品》、杨夔生的《续词品》、姚燮的《鸥波词序》及江顺诒的《词品》中；三是在文章学领域，其体现在马荣祖的《文颂》、许奉恩的《文品》及魏谦升的《二十四赋品》中。上述三个维面，从不同的论说视域将传统品体文学之论予以了发扬光大。     

不同模式农民合作社绩效的差异分析

根据所依托的部门,将农民合作社划分为农村能人主导型、政府管理部门引导型、农民自组织型以及企业组织主导型等4种不同的模式,并基于广东、安徽148家农民合作社的调查数据,衡量出不同模式的农民合作社的绩效,进而以农民合作社的绩效作为观测变量,以农民合作社的不同模式作为控制变量进行了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表明：4种不同模式的农民合作社的绩效存在一些差异,其中,农村能人主导型、政府管理部门引导型以及农民自组织型的农民合作社的绩效显著地高于企业组织主导型,其余各模式之间的差异并未达到统计显著的程度。     

调解的法治与德治

从法治的角度看 ,由于调解不仅依据法定的授权进行 ,而且按照法律的规定　　袁翔珠　　　 　开展工作 ,因而它完全符合法治的精神 ;从德治的角度看 ,调解充分体现了道德的感召作用　调　解　的　法　治　与　德　治和劝导作用 ,所以调解是法治与德治的经典结合。法治与德治相辅相成、相互促进 ,是一个紧密结合的整体 ,正确适用调解、充分发挥调解的作用就要找准“法”与“德”的结合点     

《孟子》阅读札记

《孟子》虽是重要的早期儒家著作,但仍存在许多意义理解上的分歧。参照赵岐《孟子章句》、朱熹《孟子集注》、焦循《孟子正义》及杨伯峻先生的《孟子译注》,或加取舍,或出己义,力求得出合乎《孟子》文本与孟子初衷的结论。     

中国社会转型进程中东北地区职业教育发展的契机

新世纪 ,东北地区职业教育的发展面临着国家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政策所带来的一系列变化引发的契机 ,其中包括国家振兴东北的政策为东北地区职业教育发展提供的历史契机 ,国企深入改革和地区社会转型给东北地区职业教育发展带来的契机 ;国家就业政策的改变和政府对人才结构调整的重视给职业教育发展带来的契机 ;观念转变对职业教育功能重新审视的契机 ;“入世”的宏观环境变化引发了对东北地区职业教育巨大需求的契机 ;高等教育大众化内在地要求人才多样化的契机     

论法治型政府的构建

法治型政府成为十年政府改革的目标之后,亟待从理论上对法治政府的内涵、目标体系及实践路径加以解读。其中,法治、政府、法治国家、法治社会、依法行政、法治行政等范畴的厘清成为体认法治型政府内涵的理论前设。以此为基础,政府职能、权限、行为与主体的法治化共同支撑起法治型政府的目标体系。在目标指引之下,坚持价值整合与制度创新、主体自律与他律监督、内部自发与外部促动的结合路径,法治型政府的构建才具有达致的可能。     

论法治与德治的相结合

将“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紧密结合起来 ,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对我们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基本方略的创新和完善 ;分析了法治与德治的区别与联系 ,指出法治与德治的相结合是由二者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所决定的 ;介绍了中国古代传统治国理念中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合理思想 ,指出法治与德治相结合是对中国古代治国传统的批判继承 ;提出在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工作中 ,必须始终注意法治与德治的紧密结合 ,二者并举 ,不可偏废     

法治人格及其培养

法治社会需要法治人格.自尊与尊他相统一的道德观念,法至上与人至尊相统一的精神理念,强烈的权利意识和深刻的权利本位观念,自觉的法治代价意识和高尚的奉献精神,是法治人格的构成要素;在法治人格的培养方面,实行良法之治是法治人格培养的法律启动,塑造守法精神是法治人格培养的基础工作,唤起权利意识是法治人格培养的核心工程,培养法治主体观念是法治人格培养的主体要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