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族群"与民族概念的互补还是颠覆

鉴于我国学界对"族群"一词的理解歧义颇多,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举行了以"族群、民族:概念的互补还是颠覆"为题的讨论会,围绕着"族群"与民族概念的关系,以及它对于既有民族理论的意涵等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讨论,形成不同观点,充分反映了当前我国学界在族群、民族理论上的争论焦点以及未来走向.     

民国时期理番四土、五屯之社会文化研究与实践

透过对于特定时代和学术背景的理解,本文以民国时期川西北理番四土、五屯为例,描述和解读了该地区的社会文化研究与实践,阐述了当地各族群渐渐纳入现代国家视野的情形.本研究认为,在族群区域研究的视角中,应重点关注清季以降、民国时期的民族调查研究与实践,此研究路径既可弥补族群实体论和族群建构论阐释力的缺陷,又可更加清楚地展示中国族群的历史与现状.     

旅游对目的地社区族群认同的影响——基于不同旅游作用的案例分析

旅游对于族群文化和认同正在产生越来越重要的影响.基于对不同旅游社区的大量田野调查,作者发现在不同环境下、不同旅游开发强度的目的地社区,旅游对当地的族群认同具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基本可分为三种类型:一种如云南迪庆的雨崩村,在低强度、深接触的旅游作用下保持了自然景观社区的族群认同;第二种如西双版纳的傣族园,在高强度、浅接触的旅游作用下,人文景观社区的族群认同得到了强化;第三种以各类主题公园化的民俗村为典型,在该类型社区中,高强度、异接触的旅游作用分化了社区的族群认同.     

从王桐龄《中国民族史》谈起——我国30年代三本《中国民族史》的比较研究

中国的国家观念和族群关系在“鸦片战争”后经历了一个急剧变化和不断调整的过程。在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下 ,我国学者对于如何系统地理解和分析几千年来中国各个族群之间的关系发展史也进行了研究与探讨 ,出版于上世纪 30年代的三部《中国民族史》可以说是那个时期中国学者的代表性研究成果。其中王桐龄的《中国民族史》试图以族际交往和族际融合为主线来贯穿中华民族整个族群关系演变历史 ,对于我们理解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形成过程具有特殊的意义。上世纪 6 0年代以来在西方学术界发展起来的族群社会学 ,其主要研究视角即是以族群关系为核心。族群社会学在中国也正处于发展之中 ,在研究分析中国族群关系发展史时 ,这三部民族关系史是重要的参考文献。文章以王桐龄书为主线 ,比较分析了这三本民族关系史各自的特点     

文化冲突与整合——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族群关系重构的两种路径

文化冲突指的是历史和现实地存在着的因宗教信仰、政治主张、道德准则等价值观念的不同所形成的矛盾、对立和对抗,或者是不同文明或文化体系之间存在的疏离、隔阂、紧张现象以及仇视和敌对的情绪与行为.作为移民国家,文化冲突通过族群的对立和紧张贯穿于美国历史进程中,其根源在于建基于种族主义理念之上的主流文化霸权.自60年代以来,文化冲突与融合构成了当今美国社会演进的一种内在动力.20世纪中后期,包括非洲裔、墨西哥裔和印第安原住民在内的左翼族群激进派推出以政治文化分离为核心的族群关系重构方案或路径,引发了美国社会激烈的政治动荡与文化冲突;美国政治自由派则借鉴和吸收左翼激进派的一些合理主张,针对族群文化冲突采取了 一系列经济社会改革政策,形成了第二种路径:通过持续性立法行动消除公共领域的歧视与隔离,提升少数族群的政治、经济与文化地位,促进族群间的宽容与理解,着力培养文化身份平等意识.在缓和冲突并致力于促进社会变革的文化整合上,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从肯尼迪到奥巴马,持续性的改革有力推动了美国文化整合的进程.然而,由于主流文化霸权意识的根深蒂固和与现行制度的明缠暗绕,由黑白紧张关系所标识的文化冲突事件仍不时发生,以真正族群平等为标志的文化融合依然任重道远.     

虚构与真实之间--就家谱和族群认同问题与《福建族谱》作者商榷

家谱或族谱历来是历史学家分析的重要对象.民族学家认为,这些谱牒对于族群认同具有特殊的现实意义.本文作者根据自己的经验对福建少数民族某些族群的认同问题提出与其他学者不同的看法,指出应该重视族群认同的层次性,全面地理解所谓虚构谱牒的真实社会人类学意义.     

“临近”与“互惠”作用下的族群交往——以汶川地震羌族灾难移民的异地安置为例

受文献和方法的限制,历史进程中的族群交往过程难以再现,因而有关此过程影响因素和影响机理的研究也不尽完备.灾难移民与迁入地当地族群之间的交往为理解上述过程提供了现实场景.选取汶川地震羌族灾难移民的外迁安置为个案,通过对外迁安置后羌族移民族群交往基本类型及交往状况的详尽调查,发现其背后的影响机理,进而寻求增进族群交往和改善社会文化适应状况的有益方式.     

从王桐龄《中国民族史》谈起－－我国30年代三本《中国民族史》的比较研究

中国的国家观念和族群关系在“鸦片战争”后经历了一个急剧变化和不断调整的过程。在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下，我国学者对于如何系统地理解和分析几千年来中国各个族群之间的关系发展史也进行了研究与探讨，盱上世纪30年代的三部《中国民族史》可以说是那个时期中国学者的代表性研究成果。其中王桐龄的《中国民族史》试图以族际交往和族际融合为主线来贯穿中华民族整个族群关系演变历史，对于我们理解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形成过程具有特殊的意义。上世纪60年代以来在西方学术界发展起来的族群社会学，其主要研究视角即是以族群关系为核心。族群社会这在中国也正处于发展之中，在研究分析中国族群关系发展史时，这三部民族关系史是重要的参考文献。文章以王桐龄书为主线，比较分析了这三本民族关系史各自的特点。     

婚姻制度·族群意识·文化认同——回族内婚姻制的历史成因和文化内涵

婚姻制度与族群意识和文化认同紧密关联.婚姻制度是族群和族群意识有意为之的结果,婚姻制度反过来又强化着族群意识和族群认同,族群在与外界的互动中构建族群文化.文化是族群的本质内容,文化认同是族群认同的核心和基础,没有文化就没有纯粹意义上的族群意识.以上观点是以回族婚姻制度为分析个案,通过对回族婚姻制度史的回顾和回族文化的结构论证而进行阐发的.     

史诗之谜与族群记忆——汉民族没有史诗的深层原因探析

史诗作为一种韵文体神话作品在我国的许多族群中都不同程度的存在.但是占我国人口多数的汉族有无史诗,却是一个引起争论的问题.作为族群的一种集体记忆, 史诗的形成与族群的早期历史密切相关.族群记忆的多元化和以书写记忆为主的存储方式,以及汉族知识分子对民间口头记忆的消解和重构是导致汉族族群未能形成史诗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