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志方法与课程研究

民族志作为一种研究方法,走进课程研究领域后,使课程研究在质性研究上迈出了坚实的一步。同时,民族志方法给课程研究带来了转向,即研究方法取向的转向、研究主体的转向和伦理方向的转向。参与观察法、访谈法、实物收集法和情境分析法等是民族志方法在课程研究中的具体运用。     

影像民族志中文化的诗意书写与反思

20世纪下半叶，影像民族志的文化表意实践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产生了诗学转向的特征，重点体现在对影像真实性问题的再探讨和对知识生产中视觉方式的演变创新上，这些转向展现出对80年代以来影像民族志文化诗意书写的贡献。结合电影诗学反思当代民族志电影发展的现象，从影像机制和观众认同方面，为当下中国影像民族志诗意创作提出建议。     

视觉人类学视域下的新世纪中国影像民族志文化书写

近半个世纪以来,为化解20世纪60年代以来人类学民族志所遭遇的“表述危机”应运而生的视觉人类学获得长足发展,作为视觉人类学研究手段和书写文本的影像民族志明确表征民族志书写的“视觉化转向”,成为人类学领域最不可忽视的存在。新世纪中国影像民族志在视觉人类学视域下获得了更为深广的书写品格。文化视野进一步拓展,由“远方”走向“庭前”,关注身边的文化事象,及时承接“回归生活世界”的学术转向;在文化使命上由“文化抢险”和“抢救旧文化遗存”逐渐转向文化书写和文化建构,承担起关照当代民族文化视角,审视文化变迁的轨迹和脉络的功能;在文化表达方面展开人文关怀,对当代多元民族文化的表达和对情感唤起等方面显示出不凡的表现。新世纪中国影像民族志以明晰且具民族化的叙述方式和影像风格,为世界人类学研究提供独特的“中国样本”,为世界影像民族志提供美学范式。     

迈向多元、关联与合作:关系民族志的新思考

关系主义范式的转向是当代人类学民族志研究的新视角,是从本体论与认识论出发,侧重于对本质论、实在论和实证主义的反思,克服主体/客体、本质/现象简单二元划分以及静态式结构分析的弊端。首先分析本质论、结构主义与二元论的视野盲点,然后分别从世界、社会、文化的三重维度来阐释民族志中关系主义研究的重要性,最后总结出:跨界、多元、复数与混合是当下世界的现实。关系民族志是全球化时代的产物,也是世界体系下研究复杂社会与文化越来越重要的方法。我们应提倡一种动态的、情景的、关联性的整体观,迈向多元、关联与合作,实现民族志新的知识生产。     

略论人类学研究的空间转向

批判社会学理论对都市空间的异质性、动态性分析具有方法论性质.这一新的解释框架带给人类学研究颇多启发,并改变人类学以往仅限于对村落空间与家屋空间等静态空间探讨的模式.人类学研究的空间转向呈现出两种发展趋势:一是在传统田野地点反思的基础上,开启了多点民族志的实践;再则是在批判社会理论影响下,出现了迈向多维互动的空间民族志.     

人类学民族志视野内的中国朝鲜族研究——基于对"中国西南非汉族群"民族志与"韩国人类学"民族志成果总结与对比的反思

宏大叙事是当下社会科学领域内中国朝鲜族研究的主要特点.文章在对中国西南非汉族群与韩国人类学民族志进行总结的基础上,对中国朝鲜族缺乏人类学民族志的不足进行了反思.并进一步的认为可以在区域社会的视角内,结合当下中国社会的转型过程,以及多点民族志的方法开展相关的中国朝鲜族民族志研究工作.     

论民族志研究方法及其在商务实践中的运用

经典的民族志与人类学的传统密不可分,目前,民族志作为一种研究方法正被越来越多地应用于工商管理世界。人类学民族志与工商管理民族志的主要区别在于对研究对象的选择。人类学家的民族志研究传统上以奇异的文化为对象,而工商管理民族志研究的重点则在于工商组织及其经营领域。这一人类学方法也区别于其他定性和定性的研究。民族志方法应用于对企业文化、消费行为、区域、民族群体及其对工商业务的影响等方面,具有其他研究方法难以替代的价值和作用,为解释人们的反应以及影响他们行为的原因提供一个更好的路径,从而从中揭示了那些不容易看明白的非正式的社会结构以及紧张的行为模式。     

虚拟民族志的路径方法、伦理关系与使用效度——以Fate Grand Order及其玩家实践为中心

虚拟民族志的兴起,是在媒介转向、新冠疫情等影响下的方法论调试。在“研究者—生产者—媒介—受众—文化传统”这一行动者网络中,虚拟民族志的操作论纲及其伦理关系可归结为：文化传统的“隐性在场”“本真性”在受众与生产者、受众与研究者间形成了田野伦理的博弈张力;“相对真实”与适宜的“情感浓度”是虚拟民族志的使用效度;虚拟民族志与线下田野作业并非是替代与被替代、主流与边缘的关系,二者相辅相成,对神话主义研究民间传统的创编现场、受众对碎片化民间传统的立场与内化程度等问题的解决,具有方法论意义。     

中国西南傣族民族志:历程与反思

民族志是对民族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状况的客观反映,是对民族进行科学研究的重要基础.民族志的撰写经历了从自发向科学撰写的变化过程,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对民族进行科学研究的发展历程.傣族民族志撰写的发展变化就是一个典型案例.     

“非遗”后艺术民族志书写及其社会想象

作为兼具文化与艺术双重属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经过"非遗"产生、申报、保护、发展等阶段后已然成为"他者""自我""社会"关系网中的资本,并以其独特的价值呈现在特定的社会空间中成为社会想象对象。"非遗"的艺术人类学研究主要是从历史溯源、社会评价、建构再造、共同体形成等维度进行把握和阐释,多维视角中对"非遗"的社会阐释与社会构想成为"非遗"民族志书写的社会集体视角即社会想象,这种多维度的社会思考与把握也是解决我国"非遗"保护问题的文化视角和学术参考,其民族志的书写社会多角度的想象与阐释通过文本化策略得以实现。     

现代性与审美主义

现代性概念本身是一个悖论式的概念,它包含了内在的张力和矛盾,它可简单地分为审美现代性和启蒙现代性。本文旨在对审美现代性进行粗略的概叙,以基督教时间历史观为基础,清点其在现代性结构中的作用及其可能带来的危险。     

"生活形式"与"生活世界"

通过对维特根斯坦的“生活形式”概念与胡塞尔的“生活世界”概念相比较 ,分析和评论这两位哲学家在这个问题上观点的异同 ,考察维特根斯坦对现象学的态度 ,以及他在何种意义上接受马赫和博尔茨曼的影响     

"是"与"在"

自然语言表达"命题"或判断时,无论使用系词与否,无论使用何种起系词作用的句式,都摆脱不了先验的x=/()γ思维结构.无论在何种语言中,系词本身都没有独立的语义,只起连接主词和谓词的符号作用;而"在"或"存在"却具有独立的语义,甚至能单独构成句子的谓语.在此意义上,可以说即便在印欧语中,"是"与"在"在语义上也没有必然联系.希腊语ousia一词的语义与其说是从einai一词抽象得来的,毋宁说是借着einai从x=/()γ实验思维结构中抽象得来的.einai并没有为这种抽象提供确切的语义,而仅提供了一个方便的符号.人类语言发展趋势是清晰化和准确化,故而汉语不应像某些学者所主张的那样逆势而行,把"存在"、"在"和"有"等语义移植到一个本无这些词义的"是"字里.     

关于“存在”和“是”

西方哲学的核心范畴 ｂｅｉｎｇ（希腊文 ｅｓｔｉｎ, ｔｏ ｏｎ）,原来没有统一的译法,五十年代起形成一个统一的译词“存在”,近来有学者主张改译为“是”。这个西方的词原有“有”、“在”、“是”的在合一的意义,但在中文中,“存在”和“是”的意义是不同的。只有用“是”和“不是”构成的肯定和否定命题,可用以辨别“真”和“假”。巴门尼德正是由此提出认识的两条路线,亚里十多德由此制定逻辑学,牛一再分析“是”和“真”的关系。所以我们以为只有将它译为“是”,才可以正确理解西方哲学重视逻辑和科学的传统精神。     

"夙敌"与"世友"——德、法文化与社会历史发展探源

德国或法国在某个历史时间段会更加现代一点,但从整体上讲,正是这种相互交替发展的进步才使得两国相互学习互补,使两国间没有一边倒的倾斜现象.这就形成了德法两国巨大优势和两国关系紧密的秘密所在.     

“特”训“匹”解

自宋代朱熹以来,许多人把"百夫之特"的"特"解释为"杰出的".本文从本诗、他诗和方言等三个方面提供证据,证明"特"应训为"匹",并分析错误训释的来源和流变.     

“海量”与“大量”之别

本文对“海量”与“大量”这组同义词进行了考察,指出二者可以互相替换的情况,从句法、语义、语用三个方面分析了二者之间的差异。     

论《庄子》的"道"与"技"

庄子之"道"重在对人生理想境界的追求.然而,"道"又难以言说.故庄子以"技"论"道",用通俗易懂的故事来使人更易悟"道".庄子本无心于艺术,可是这些故事却对后世的文艺创作与艺术理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是在艺术创作和艺术欣赏中追求"虚静"的审美心胸.二是在写作方法和创作技巧上强调天人、合道艺,以实现"人艺"与"天工"的自然融会.     

《逻辑哲学论》中“死亡”概念的语言分析

《逻辑哲学伦》是维特根斯坦最重要的著作,内容包罗万象,是基于现代逻辑方法进行论述的,包括他对"死亡"概念的阐述与分析。利用分析哲学的"分析"方法尝试对"死亡"概念的诠释,并得出以下结论:(1)"死亡"的对立面就是"生活,生存的状态"。"死亡"意味着个体生活世界在他所生活的那个世界里面终止,而整个"逻辑可能世界"并不因此而改变,只是消长;(2)"死亡"和"生活世界"属于不同的世界,人不能体验"死亡";(3)"生活世界"在个体那里是无限的;(4)对于"死亡的灵魂"与"在世的生活世界"的理解只能站在这个世界的外面来理解,但是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