渐进转型与激进转型在初职进入和代内流动上的不同模式——市场转型分析模型应用于中国转型研究的修订

市场转型理论及其引发的争论均关注同一理论问题:即市场发育程度与社会分层秩序之间的关系;因之亦导致了通用的讨论和验证模型。正是基于这个通用的讨论和验证模型,韦尔霍文在2005年试图对市场转型理论进行综合分析。然而,本研究发现:转型理论的通用讨论模型在应用于中国的转型分析时,存在着重大的缺陷——缺少对不同所有制劳动力部门的控制,缺少对年龄与不同所有制劳动力部门的交互作用的控制。由于这两类重要变量的缺失,导致了在转型讨论中核心问题的实证研究结果出现了偏差。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中国的“渐进转型的变迁”与苏联及前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激进转型”的差异,使得中国渐进转型下的初职获得与职业流动的分层秩序有别于激进转型下的分层秩序。本文的理论观点,得到了在2003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所采集的数据的支持。     

城镇的职业性别隔离与收入分层

利用2003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以及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最详细的职业信息,本文研究了职业的性别隔离对当前中国城镇在职人员收入性别差异的影响及其在不同部门的差异。我们的分析结果表明,职业的性别隔离确实是当前中国城镇职工性别收入差异的主要决定因素,但其作用仅限于国有部门;在非国有部门,职业性别隔离的作用并不显著。我们的研究揭示了中国城镇劳动力市场性别分层机制在体制内外的重要区别:在国有部门,男女收入差异来源于结构性的因素——职业的性别隔离,它以职业的性别构成为依据拉开职业间的收入差距,从而导致了收入的性别不平等;而在非国有部门,决定收入差异的主要因素是男女个体人力资本方面的差异。基于这些发现,我们认为非国有部门的性别歧视程度高于国有部门的观点以及市场化会增加性别歧视的观点均值得商榷。     

现代化转型与市场转型混合效应的分解——市场转型研究的年龄、时期和世代效应模型

持续多年的市场转型讨论中存在两个重要的偏颇:1.几乎所有的市场转型研究都将1979年至今发生在中国的社会转型归结为从计划走向市场的转型,而忽视了中国同时正在经历的以工业经济高速成长为特点的现代化转型;2.转型导致劳动力市场结构发生迅速的变迁,而市场转型研究中往往将劳动力市场结构看作不随时间变化的常数,将不同世代、不同时期参加工作的对象不做区别地放在一个模型里来分析市场效应。这两个问题都会导致研究市场转型对分层秩序影响结论的不可靠。本文提出了一个区分社会转型的现代化效应和市场转型效应的方法;同时提出应对迅速变迁的劳动力市场结构的转型研究模型的改进模型——APC模型。根据新的模型,研究发现,地位获得和代内职业流动中分别存在着现代化和市场化所导致的世代效应、时期效应和年龄效应;现代化转型和市场转型所影响的分层秩序存在差异,现代化效应更多地影响着职业的社会地位结构分布和代内的职业升迁;市场化效应则更多地影响不同所有制劳动力市场的分布;同时,市场化和现代化都对劳动力市场中职业的社会地位结构分布具有相互关联的影响。越晚进入体制外劳动力部门的个体收入之所以越高,是因为体制外劳动力部门从改革早期的次要劳动力部门逐渐成为核心劳动力部门,是体制外劳动力部门现代化发展的结果而不是市场化的结果。     

农民工在中国转型中的经济地位和社会态度

中国在改革和发展中产生的大量从农业向非农产业转移的农民工,通过推动劳动力市场的形成,为中国的市场化转型和现代化发挥了重要而特有的作用。本文基于对2006年在中国28个省市区进行的大规模问卷调查资料的分析,发现农民工的收入地位更多地是由教育、工作技能等获得性因素决定的,而不是身份歧视因素所决定的;同时还发现收入和经济社会地位相对较低的农民工,却意外地具有比较积极的社会态度。影响农民工态度和行为的因素,更重要的可能不是社会横向利益比较,而是自身的纵向利益比较,因而更显著地遵循历史决定逻辑,而不是经济决定逻辑。     

向市场过渡中的私营企业

在私营企业存在的相对市场化的环境中，什么因素在企业成功中具有重要作用？什么样的企业更有可能获得成功？本文通过有关的实证资料作出统计分析模型，验证相关假设，其主要发现为：就私营企业的成功而言，“精英循环”与“精英再生产”并存；教育水平具有显著影响；社会网具有相对性；需求和交易成本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由于中国社会目前所具有的向市场经济的渐进型转型和经济体制上的混合性特点，导致社会结构变革的机制及机会结构的混合性，从而决定了私营企业的成功为多种机制推动的结果     

社会关系、初职获得方式与职业流动

关系使用者是一个高度异质性的群体,区分不同类型的关系使用者对理解社会关系的作用机制及其对劳动力市场结果变量的效应非常重要。根据初职获得的方式,本研究将劳动者分成三个群体,即通过正式渠道(不使用关系)、正式渠道与关系相结合(正式+关系)以及完全通过关系获得初职的群体。使用2009年八城市社会网络与职业经历问卷调查(JSNET2009)数据,本文探讨了这三个劳动者群体的特征以及他们在职业流动和收入分层模式方面的差异。研究发现,使用正式+关系方式获得初职的劳动者群体和完全通过关系获得初职的劳动者群体的特征及其劳动力市场经历是截然不同的。首先,前者是高社会经济地位的群体,他们有较高的人力资本以及质量最高的社会网络资本;而后者是低社会经济地位的群体,他们自身的人力资本最低,而且社会网络资本的质量也是最差的。其次,后者比前者更可能换工作(离开初职)。第三,两个群体收入获得的决定因素方面也体现出显著的差异。     

人力资本、劳动力市场分割与性别收入差距

本文利用"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2010年全国代表性数据,使用多层线性交互分类模型来综合考虑个体人力资本和劳动力市场分割对收入水平和性别收入差距的影响。结果表明,女性劳动者由于受教育水平低而大量在第一产业和非正式劳动力市场中就业是造成性别收入差距的重要原因。职业分割影响性别收入差距主要通过纵向分割,在不同职业内没有发现显著的性别收入差异。女性教育收益率高于男性主要是教育配置作用的结果,较高的受教育程度有助于女性进入收入水平高的行业和部门以及性别歧视程度较低的部门。     

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决策的多因素分析模型

本文试图使用实证分析的方法探讨影响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的客观原因和条件。作者处理了１９９４年四川省１８县１８２０个农户的住户调查数据及追加调查数据，分别构建了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的家庭决策模型和个人特征影响模型。前一模型的处理结果表明，由劳动力外出的收入预期和就业信息构成的外部环境因素是影响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决策的第一位因素；家庭劳动力数量是决定一户是否有劳动力外出的重要因素；农户家庭非外出劳动力的收入和人均耕地拥有量与家庭劳动力外出人数呈弱的负相关关系。后一模型的处理结果表明，劳动力的性别、文化程度和年龄、婚姻状况等个体特征对一个劳动力是否外出的解释度最高     

中国流动人口社会融合中的教育作用研究——以广州市萝岗区社会融合实践为例

社会结构的实质是一种资源性的结构,这决定了个体社会发展必将形成对资源的追求,并以此作为参与社会的物质基础。在决定个体获取相应发展资源的因素中,教育作为后致性因素的作用日益突出。广州市萝岗区在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实践中,积极发挥教育的促进作用,找到了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有效途径。     

中国城市劳动力市场中的户籍分层

关于中国城市劳动力市场中户籍分层的已有研究存在两个缺憾:一是只关注城镇居民与农村移民之间的差别,二是很少考虑城市经济所具有的分割性结构。本文通过对比考察户籍身份的两种属性——户口类别与户口所在地,围绕户籍制度是否以及如何决定了个体在分割性的城市经济结构中的就业结果这一核心问题,呈现了一个更为系统化的经验分析。基于上海市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本文发现,户籍身份的两种属性对个体的就业结果各有影响:虽然部门进入、职业获得和收入不平等的模式确实体现出了城乡户籍群体之间的差异,但本地居民与外地移民所受到的区别性对待在这些分层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研究还发现,城市经济结构的行业分割(垄断部门/非垄断部门)比所有制分割(国有部门/非国有部门)更能揭示这一复杂的户籍分层过程。     

中国城市收入分配中的集团因素: 1986-1995

本文分析城市在改革以来造成收入分化加剧的制度性因素。在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集团类别,如地域、行业、所有制类型和工作单位,不仅定义了当时收入分配的规则,这些重要的制度性因素在形成中的市场经济中也得以延续,它们组成了改革以来促成收入分化快速增长和新的社会分层模式的制度性基础。个人收入由于不同的个人特征有所不同。除此之外,收入分配还清楚地显示了依据这些集团类别分化的模式。各集团通过各种策略谋求集体利益,并在一定程度上保持内部平等。从收入变化的结构上看,收入分化的加剧正是因为集团间收入差异的快速上升。在收入分化加剧的头1 0年,集团间收入差异的增长远远超过了集团内差异的增长。到了1 990年代中期,大约一半的收入差异增长能够为这些社会集团因素所解释。从理论上讲,分析城市收入分化也更应该重视这样的制度性因素而非个体特征     

不稳定工作者的社会信任：基于劳动力市场结构的视角

个体所处的劳动力市场结构会影响其社会态度,但这种影响依赖于复杂的结构基础。基于稳定工作者与不稳定工作者的信任分化现象,本研究对这一基础进行了探索。从结构约束视角出发,本研究发现,只有中等可能性从事不稳定工作的个体,其工作稳定性状态才会影响社会信任;具有较高地位的个体掌握了工作的选择权,“稳定—不稳定”分化反而不明显。从结构化视角出发,本研究认为,随着劳动力市场中工作稳定性结构逐渐形成,“稳定—不稳定”的信任差异也日趋明显。     

女性成长与性别教育

人类的性别是先天的，但性别角色是由社会影响和个体自身的认同决定的。如今越来越多的女性渴望成功，那么影响女性成长的因素有哪些，以及应当如何加强对女性的性别教育，帮助她们健康成长呢？     

市场转型与下岗工人

本文根据市场转型理论和劳动力市场区隔理论,主要探讨了中国市场化改革对下岗、再就业和收入回报的影响。作者运用定量研究方法检验了人力资本和政治资本对工人就业和收入的作用,以及这些作用是如何因企业而异。研究发现,人力资本和政治资本对于下岗都有决定性作用,但未能影响工人再就业之后的收入回报。另外,在改革前影响工人福祉的企业所有制类型、级别和规模不再对工人的下岗和再就业产生影响。研究还发现,基于“系统性歧视”或“雇佣者趣味”的年龄和性别歧视可能会带来劳动力市场的新的区隔。     

房价上涨、财富积累与社会分化

在讨论社会结构的分化时，最常见的是根据货币收入分配的差异来划分不同的社会阶层。其他形式的资源差异也往往被转换成货币收入。事实上，收入分配仅仅是了解社会结构分化的一个指标。现在，已经逐渐产生了其他形式上更为激烈、速度上更为迅猛的社会分化的机制，通过资产增值来积累财富就是这样一个潜在的机制。在当前形势下，我们可以将房价上涨当做一个中介过程，来讨论新的财富积累形式对社会结构的影响。     

结社: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的重要现代化要素

划时代的改革开放，使中国开始大踏步地向现代化迈进，随之引发了巨大的社会结构变迁，实现着向现代社会结构的整体转型。本文就在这一历史进程中．“结社”作为人们的一种组织活动形式，对社会分化与整合产生的重要作用和影响，并成为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的重要现代化要素等作了一一论述。     

中国劳动关系的转型与发展

自1978年以来，在中国的经济体制逐步从传统的中央计划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过程中，社会经济关系和劳动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新型的市场化劳动关系以及劳动关系的调整机制初步形成。劳动关系日趋市场化、复杂化。与之相适应，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调整劳动关系的手段、措施和机制也在逐步完善。在劳动关系经历重大变革的过程中，劳动者的权益保护问题日益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构建和谐劳动关系，保护劳动者的合法利益，已经成为影响企业生存发展、决定我国社会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因素。     

“下海”:中国城乡劳动力市场转型中的自雇活动与社会分层(1978-1996)

本文提出了机会—流动论的视角,并用来解释不同的社会行动者面对劳动力市场转型过程中机会结构变迁时的反应,以及不同的流动过程如何影响社会分层秩序的改变。作者利用一项全国性的抽样调查数据,检验了中国城市和农村中的劳动力进入自雇业的模式,以及这种模式在不同的改革阶段是如何变化的,关注的重点是干部如何应对新的市场机会。对调查资料的分析表明,改革初期,教育和干部身份在城市中阻碍了人们成为自雇业者,但是在农村中却并非如此。然而,随着改革的推进,城市干部越来越可能成为自雇业者,也只有那些在改革的晚些阶段成为自雇者的人能享有较高的收入优势。本文的结论部分指出,在研究后社会主义转型经济中各个社会群体的优势/劣势的变化时,我们应该将劳动者如何获得社会位置/群体身份的流动过程考虑进来。     

制度与参与:下岗失业人员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行为研究

本研究利用调查数据和访谈资料刻画了下岗失业人员对基本养老保险的制度参与状况与模式 ,对影响下岗失业工人缴纳养老保险金的因素给出了解释 ,这包括制度因素、收入因素以及个体因素。作者通过分析发现 ,在影响下岗工人缴纳养老保险金的因素中 ,制度因素最显著 ,个体因素次之 ,而收入因素的作用相对来说不是很明显。制度因素作用显著表明 :当前下岗失业人员养老保险参保率低的问题主要是由制度障碍造成的。收入因素重要性相对不高与一般的看法及下岗失业者的自我归因相左 ,不过与个体因素一起表明 :下岗失业人员尽管面临来自制度和收入水平强硬的双重约束 ,但还存在一定的选择空间。然而 ,下岗失业人员对是否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选择并不是一般的经济理性的算计 ,而是一种“生存理性”下的选择行为 ,体现出他们面对不利的机会结构时社会行为的耐受性、适应性和策略性。     

中国城乡居民的中学教育分流与职业地位获得

布劳-邓肯的经典职业地位获得模型把教育水平作为阶层地位再生产的中间变量,却忽视了教育分流的效应。本研究认为,在当前中国社会中,中学教育分流对阶层地位的再生产的效应是不可忽视的。对2008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8)数据的分析显示,曾就读重点初中或高中的人更有可能获得较高水平的教育,从而在劳动力市场上获得较高的职业地位;但是教育分流的优势并未对人们现职职业地位产生显著的直接影响,只能通过教育获得和初职职业地位获得对现职职业地位获得产生间接影响。中国的重点、非重点中学校制,导致了后续高等教育机会分配的不平等,进而影响了人们职业地位的获得。这些研究结论以中国的资料拓展了布劳-邓肯模型关于教育作为阶层地位再生产的中间变量的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