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后东盟对华战略论析

本文在分析东盟对中国的基本战略判断的基础上 ,探讨了冷战后东盟对华的主要战略。作者认为 ,由于东盟认为中国未来的走向有一定的不确定性 ,所以它对华奉行的是一套以“接触”为主 ,辅之以“大国平衡”的战略。东盟希望借此战略将中国融入到国际社会中去     

论东盟一体化发展与中国东盟关系

文章主要从东盟一体化发展的视角出发论证了后冷战时期中国东盟关系的走向。文章首先探讨了后冷战时期东盟一体化发展的基本状况。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东盟一体化发展过程中的中国因素,最后深入地剖析了东盟一体化发展对中国的影响。      

美国战略东移背景下中国与亚太大国关系的新变化

奥巴马政府上任后,美国高调“重返”亚太,实施战略重心东移。美国重返亚太战略势必对亚太地区的局势与国际关系产生重要影响。美国重返亚太的一个重要意图就是要防范甚至遏制快速崛起的中国,为此调整了对亚太地区尤其是亚太大国的外交政策。因此,中国与亚太大国的关系发展在面临新机遇的同时,更多的是新挑战。但中国坚持和平发展,注重周边外交,致力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能够应对美国重返亚太给中国带来的挑战。     

东盟共同体成立背景下的中国东盟关系

2015年12月31日东盟共同体成立标志着东盟一体化发展进入新阶段。东盟共同体将会有效地整合东盟各国的力量,增强东盟国家的实力和内部凝聚力,使东盟具有更强的整体性和自主性。这必然会改变东盟传统的行为模式和发展方向,也会深刻影响整个区域国家的互动。同时东盟一直奉行的东盟方式在东盟共同体成立后将继续发挥作用,其非强制性原则在促进合作、缓解矛盾的同时也将限制东盟一体化进程的广度和深度。因而,中国需要清楚地认识到东盟共同体成立后的发展和变化,并积极应对东盟未来在政治、安全、经济、社会、文化、公共外交等方方面面的机遇与挑战。     

浅析日本“政治大国”战略

野心勃勃地推行政治大国战略,是日本近年来的不懈追求．本文对日本谋求政治大国的基础、途径和客观可能性作了详尽的分析。     

中国的大国外交战略与大国形象塑造

国家形象的塑造与外交战略的制定与实施,都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服务于国家利益。外交战略的制定与实施决定了一国在国际社会的形象,国家形象塑造反过来影响国家外交战略的制定与实施。中国的大国外交战略决定了中国的大国形象,大国形象不是自然生成,而是被塑造出来的。     

大国发展战略的地理审视

本文从地理学角度探讨了大国的基本特征及其战略倾向，并着重分析了中国这一发展中巨型大国的特殊性与战略选择的有关问题。     

金融危机以来的美国对东盟政策及其影响

1997年 7月爆发的东亚金融危机是冷战结束以来影响该地区形势的最为重大的事件之一。东盟国家由于是这场危机的发端地和重灾区 ,在内政外交方面遭受的冲击尤其严重。趁此之机 ,作为全球性超级大国的美国加大外交攻势 ,全面推进其对该地区的政策目标。本文对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国在此方面的政策动向予以探讨 ,并对其影响进行了分析     

东盟与中国和平发展战略的实现

走和平发展的道路,这是社会主义中国的战略选择。东盟与中国地域相连,在历史文化上又有特殊的渊源,是影响中国周边环境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加强与东盟的战略合作可以为中国的和平发展构筑一个和谐稳定的地缘政治经济环境。但东盟组织本身内部的脆弱性、双方经济互补性不足以及东盟对中国缺乏足够的政治信任对双方的战略合作形成了一定的消极影响。对此,中国要采取相应的策略和措施,加强经济上的合作与协调、政治上的沟通与互信,消除阻碍深化战略合作的阻碍因素,以确保中国和平发展战略的实现。     

论中国与东盟关系的演变

进入 90年代 ,中国与东盟国家和东盟组织间已分别建立了外交当局双边定期磋商制度和高级官员磋商制度。中国与东盟的关系发展到全面友好合作的新时期经历了三个阶段 :(1)从 6 0年代到 70年代前半期 ,中国与东盟组织没有建立直接联系 ,与东盟国家基本处于冷战状态。 (2 ) 70年代中期到 80年代 ,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关系有较大发展。 (3) 90年代 ,中国与东盟关系进入全面友好合作的最好时期     

20世纪后半期东盟国家与中国的关系

在20世纪后半期的亚太国际关系史上，东盟国家与中国的关系是疑惧与尊崇相存、敌对与合作并立、利用与友谊同在。随着全球和亚太地区国际关系的变化，东盟国家与中国关系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由于东南亚地区是多元文化、多元种族的地区，各国情况差别较大，同时，东南亚地区在二战后出现的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故在同中国关系上，东南亚国家可分为三种类型。     

新型大国关系视角下的中美核安全合作

当前,美国国内掀起一场关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辩论,质疑者和反对者强调两国之间对抗和竞争的因素,说明中美之间存在普遍的信任缺失。在这种情况下,中美核安全合作却成为中美双方在双边、地区和全球层面最为成功的合作领域。中美双方在核安全方面开展合作有较坚实的基础,核安全合作可为开展新型大国关系提供有益的经验与借鉴。未来深化核安全合作依然大有可为,在特朗普时代,中美两国应将核安全合作从峰会管理转向日常管理,从首脑推动转向制度推动,使合作成为中美两国的核心利益。     

从"人伦"到"契约":中西方信用文化的比较分析及法律调整

中国传统伦理文化中的信用是建立在封建社会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基础之上,是借助于血缘关系和熟人关系而形成的一种由人伦基础所构成的德性范畴,它强调的是行为人的操守和自律;而在西方国家,可以说契约文明构成其信用文化,信用是建立在市场经济的契约关系之上,它强调的是规范和监督,体现了平等自由、等价交换和正当权利的法律原则。当代中国社会相对传统社会而言在社会结构、伦理关系、价值观念等方面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以往那种借助于血缘和熟人关系而形成的人伦信任心理和权利义务关系,均被由市场经济利益调整所形成的契约关系所取代,由法律调整的现代信用,完成了我国信用文化从"人伦"到"契约"的现代转换,进而促进社会信用体系的真正建立。     

从文化自觉看中国—东盟的文化共生

文化自觉作为一种文化观,它是一种对文化共生的价值追求。以文化自觉来观照中国-东盟的文化交往和发展,文化共生既具有深厚的历史基础,又具有迫切的现实需要。以文化自觉来促进中国-东盟的文化发展,尊重差异、相互包容、共同发展是必然的选择。     

脆弱而短暂的缓和——1975至1978年的越南与东盟关系

1975至1978年,出于各自利益和现实需要的考虑,长期敌视的越南与东盟关系迅速实现了缓和。但是,由于双方推行缓和的目的存在巨大差异,注定了此次缓和不可避免地具有脆弱性和短暂性。     

网络分析视角下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的贸易竞争与贸易互补关系研究

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Social Network Analysis）研究2005至2017年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的贸易竞争与贸易互补关系及动态变化。研究表明：（1）2005至2017年，中国对中东欧国家货物出口成倍高于进口，在经济体和产品结构上均呈现出高度集中化趋势，但中国与中东欧国家之间各种贸易关系向少数国家集中的趋势越来越弱；（2）中国在中东欧国家的贸易互补关系中占据主导地位，具有强势进出口能力。虽然，波黑、阿尔巴尼亚、马其顿进出口能力相对较弱，但却为中国提供了有利的出口空间；（3）中国在中东欧竞争关系网络中并不处于中心位置，但随着时间变化，与各国的贸易竞争关系越来越激烈。然而，从总体上看，贸易互补大于贸易竞争，因此中国与中东欧国家之间存在较大的经贸合作空间。     

“三农”问题成因及对策的传播学分析

“三农”问题的传播学根源是社会生产力、历史与国情三方作用形成的传播障碍与隔阂,其外在表现是城乡之间信息鸿沟过大、农民阶层处于失语状态,农民获取信息成本过高三个相互关联层面。因此,解决“三农”问题的传播学路径是渐进式改革,即逐步打破城乡二元结构,激活农村传播容器;积极推进自然村落的分界与重组,合理规划农村传播路径,从空间角度降低社会信息交易成本;加强农村媒介系统、农村教育文化建设,实现农村传播主体的创造性转化。这三个方面应齐头并进、统筹安排、协调推进,不可偏重任何一方。     

从国际收支结构审视我国引资战略的调整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的国际收支几乎持续保持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的双顺差态势。按照“两缺口”模型,经常项目顺差说明中国没有引资的必要,但中国目前却成为世界最大的外商直接投资接受国,同时又跻身于资本净输出国的行列。本文探讨了中国国际收支结构和引资之间的悖论,并对中国国际收支结构能否持续进行了实证分析,提出中国应在外商直接投资的结构、形式和政策上作战略调整,并实现国际收支结构的合理转型。     

我国教育公平制度变迁:基于供需、利益、价值的视角

以新制度经济学假设的制度个人主义、成本—收益和均衡—非均衡分析为基本研究方法,着重考察了基于供需、利益、价值因素的教育公平制度变迁过程,指出,要实现我国教育公平,必须保证教育公平制度供需均衡,教育利益的个人取向和公共取向协调,教育价值的个人选择、利益集团选择和社会选择统一。当前,要将教育利益置于教育公平的中心,确保教育利益均衡,彰显公民教育基本权利,维护社会稳定。     

中国贫富悬殊的成因与对策:制度层面的考察

制度是关于人或组织的行为规范、规则和惯例的总和,它规定并塑造着个人或组织的行为。不合理的制度能够加剧贫富悬殊,而合理的制度则可以控制并缩小贫富悬殊。当前中国贫富悬殊现象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并且多项研究表明中国的贫富差距存在继续扩大的趋势。在制度转型的过程中,制度的不完善和不合理是造成贫富悬殊的重要原因,因此从制度层面采取切实可行的政策措施来遏制贫富悬殊的进一步扩大至关重要。当前,应理顺收入分配体制,利用税收杠杆调节过高收入,缩小居民个人收入差距;促进城乡平衡发展和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缩小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促进社会和谐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