薪酬管制、高管薪酬参照点效应与国有企业风险承担

基于中国A股上市公司2011—2019年的样本数据,应用PSM-DID方法实证检验高管薪酬管制对国有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并考察高管薪酬参照点效应在两者关系间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2015年实施的薪酬管制政策显著提升了国有企业风险承担水平;薪酬管制政策通过高管行业薪酬参照点效应对国有企业风险承担产生正向影响。对国有企业高管薪酬进行差异化管控的措施避免了“一刀切”的影响,强化了多数国有企业的高管行业薪酬参照点效应,进一步促进了国有企业风险承担。     

高管海外背景、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影响

随着上市公司和跨国公司对社会影响的扩大,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成为我国经济转变发展方式、提升发展质量的核心推动力。以我国2012—2016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以企业社会责任缺失动因为起点,研究高管海外背景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高管海外背景能够促进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进一步研究发现,高管海外背景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促进作用在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水平和低法制环境水平下更加显著;而在高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水平和高法制环境水平下,高管海外背景难以发挥促进作用。文章将丰富高管海外背景经济后果方面的研究,对企业如何构建高管团队和提升社会责任绩效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经济韧性的影响及作用机制

基于全球经济发展不确定性增强和各国政府对经济活动频繁干预的大环境下，采用2000—2019年23个国家的经济适应度指数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从国际层面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如何影响一国经济韧性及作用路径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一国经济适应度即经济韧性具有非线性影响即门槛效应，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一国经济韧性具有正向提高作用，而过高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则会破坏一国经济韧性。通过中介效应分析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可以通过产业结构优化和企业创新效率来促进一国经济韧性的提高，进一步异质性分析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发展中国家经济韧性的提高起正向作用，而对发达国家则起负向作用。     

产业链绿色技术创新的同群效应研究

产业链的绿色技术创新水平是提升产业链竞争力、实现我国“双碳”目标的关键所在。以2007-2021年A股上市非金融企业为研究对象,发现产业链中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存在同群效应,并且该结论在进行了安慰剂检验、工具变量法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显著。机制检验结果表明,产业链绿色技术创新的同群效应产生的主要原因是由产业链上下游企业之间基于信息传递的学习与协同效应及竞争争胜效应。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产业链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同群效应主要是由下游的客户拉动。外部稳定的经济政策环境是促进产业链绿色技术创新同群效应的重要情景因素。当企业处于成长期、企业高管绿色环保认知水平较高时,产业链中绿色技术创新的同群效应更为显著。研究结论为推动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产业链绿色技术创新联动以及政府补链、强链、延链提供参考。     

薪酬管制与国企高管行为 ——基于"不作为"和"乱作为"视角

如何合理设计国企高管的薪酬契约,形成对国企高管的有效监督和激励,一直是深化国企改革的重要命题,尤其是薪酬管制政策的实施是否会滋生新的机会主义行为值得进一步研究.基于2011—2018年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数据,检验了2015年以来的薪酬管制政策对国企高管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政策实施后,管制前薪酬水平较高的国企,其经营业绩、投资规模和超额在职消费均显著降低.说明薪酬管制政策会提高国企高管"不作为"的倾向,但也会抑制国企高管的"乱作为".进一步分析发现,地方政府干预程度越高的地区,这种效应越显著.因此,政府在薪酬改革过程中应关注薪酬管制政策对管理层激励的影响,建议将国企高管薪酬与企业业绩挂钩,避免管理层的"不作为".     

高管激励、竞争战略与企业绩效

为探索高管激励影响企业绩效的路径,引入竞争战略,以2016～2020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验证三者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薪酬激励和股权激励与企业绩效之间均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差异化战略和低成本战略在薪酬激励与企业绩效之间均存在部分中介效应,即薪酬激励能够调动高管积极性,并通过差异化战略和低成本战略的有效实施来提高企业绩效;但高管更愿意选择通过低成本战略来间接提高企业绩效.差异化战略在股权激励与企业绩效之间存在部分中介效应,而低成本战略在股权激励与企业绩效之间的中介效应不显著,表明对高管给予股权激励能够通过差异化战略的有效实施来间接正向影响企业绩效.     

高管激励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基于2013—2018年41家上市金融机构的实证分析

面对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中的动荡源和风险点显著增多的宏观环境,创新能力的持续提升日益成为企业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关键因素,高管激励制度的完善也必然成为影响企业创新能力的核心关键变量之一。在公司治理研究领域,高管激励与企业创新的关系一直是不同学者和实践层面的热点问题。基于2013—2018年41家上市金融机构相关数据,通过选取高管薪酬和持股比例作为高管激励的衡量指标、引入股权集中度作为调节变量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高管股权激励与企业创新能力呈"U"型关系;在高管持股比例较小的情况下,高管薪酬激励会加剧股权激励对企业创新能力的抑制作用,且股权集中度的调节效应使得高管激励对企业创新能力的抑制作用更显著。该研究结论的政策含义在于优化高管激励机制、发挥高管激励作用对于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和促进企业创新能力提升至关重要。     

美联储非预期货币政策对中国企业R&D的非线性溢出效应

通过在实物期权模型中引入美联储非预期货币政策，理论研究美联储非预期货币政策对中国企业R&D的溢出效应。研究发现，美联储非预期货币政策通过不确定性与利率渠道对中国企业R&D产生负向溢出效应且具有非线性特征。在此基础上，提出基于泰勒规则度量美联储非预期货币政策的方法，并构建双阈值门限面板模型实证研究美联储非预期货币政策对中国企业R&D的非线性溢出效应。结果表明：美联储非预期货币政策对中国企业R&D的非线性负向溢出效应分别由机制Ⅰ(经济繁荣、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高)和机制Ⅱ(经济萧条、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高)刻画。机制Ⅰ中的负向溢出效应大于机制Ⅱ中的负向溢出效应，且这种效应随着所有权性质、行业属性具有异质性特征。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与劳动收入份额——来自中国制造业的微观证据

基于中国加入WTO后获得美国给予的永久正常贸易伙伴关系(PNTR)地位的准自然实验,采用倍差法系统地考察了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变化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发现,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有助于促进企业劳动收入份额提升,且该促进效应在中国加入WTO后逐步加强。进一步的影响渠道检验表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一方面会通过工资率渠道提升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另一方面会通过生产率渠道降低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其中,工资率渠道的提升效应占主导。进一步地,在考虑了企业异质性后发现,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提升的促进效应在对美国出口企业、纯一般出口企业、民营企业表现得更为明显。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这一新颖的视角解释了中国加入WTO以来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动,并丰富了评估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变动的经济效应的相关研究。     

媒体报道与运气薪酬：基于传统媒体与社交媒体的比较研究

移动互联网时代的社交媒体推陈出新，企业面临的媒体生态随之嬗变，媒体治理研究亟待审视。基于此，以运气薪酬为切入点，利用2013—2019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了传统媒体与社交媒体治理效应的差异。研究发现，传统媒体会正向影响高管运气薪酬，社交媒体则会负向影响高管运气薪酬。异质性分析表明，在信息质量越低、市场垄断越严重以及投资者关注越少的公司，社交媒体的治理效应越强；当公司被媒体深入报道、被原创类媒体报道以及被高影响力媒体报道时，社交媒体的治理效应更强。进一步研究发现，社交媒体抑制高管运气薪酬更多是高管机会主义的结果，社交媒体更强的信息挖掘能力使其能够抑制高管薪酬中的运气薪酬并提高高管的能力薪酬。因此，为发挥媒体在资本市场中的治理作用，政府应通过政策引导更好地发挥媒体对高管激励的作用；企业应重视媒体的影响，完善公司治理并塑造良好形象。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环保投资

已有研究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投资具有显著的抑制效应，但是否对未来不确定性和政策敏感性更强的企业环保投资具有同样的抑制作用，在已有文献中很少涉及。基于2008—2018年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的数据，研究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环保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抑制企业环保投资。影响效果在国有企业、高股权制衡度的企业、高未来成长性的企业与低市场竞争程度的企业中更加显著；在高经济增长水平、高市场化程度、高绿色金融发展程度与低环境规制强度的地域，企业环保投资决策更容易被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通过增加董事会会议次数、增强融资约束程度两种路径抑制企业环保投资。     

大股东控制、高管薪酬和公司绩效的实证分析--来自中国民营上市公司的证据

以2009—2011年民营上市公司为样本,从大股东的视角来实证研究高管薪酬与公司绩效的关系,并探究大股东控制在高管薪酬激励效果中的协同效应和壕堑效应。研究发现：内部高管比例越大,高管薪酬对公司绩效的影响越小;大股东持股比例越大,高管薪酬对公司绩效的影响越大。大股东控制与高管薪酬激励效果的关系密切,这说明在高管薪酬激励效果中大股东控制确实具有协同效应和壕堑效应。     

数字技术应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双元创新

采用2009—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从双元创新视角出发,实证检验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背景下企业数字技术应用的创新效应。研究表明,数字技术应用能够显著促进企业探索式创新和利用式创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正向调节了数字技术应用与探索式创新之间的关系,但对数字技术应用与利用式创新之间关系的调节效应不显著;数字技术应用的双元创新效应、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调节效应会因企业产权性质、所处生命周期及高科技属性的不同而存在差异性。以上研究结论有助于深入理解企业数字化转型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下的战略价值,为企业在环境不确定性增强的背景下加快数字化转型进程、释放数字技术的创新赋能效应提供理论依据。     

高管薪酬激励、股权结构与企业创新

文章基于2011-2018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构建多元回归模型,从公司治理角度研究企业创新决策的影响因素.通过实证分析高管薪酬水平与企业创新之间的关系,探讨股权集中度和股权制衡在二者之间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高管薪酬激励能够促进企业创新,并且股权制衡能有效促进高管薪酬激励与企业创新之间的正相关关系,但股权集中度在高管薪酬水平与企业创新之间起负向调节作用.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企业出口生存与出口转内销

基于2000-2014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国海关进出口数据库与Baker等编制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的匹配数据,本文实证研究了目的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企业出口生存的影响。研究发现：目的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提高显著增加了企业出口失败的概率;异质性分析发现,非国有企业、非东部地区企业,以及出口到高收入国家的企业受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更大;进一步分析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提高显著促进了企业“出口转内销”,劳动密集型企业和一般贸易企业“出口转内销”的幅度更大。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政府补助与涉农企业创新

以2011—2021年我国A股涉农上市公司为样本,探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涉农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及政府补助的调节效应。研究结果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正向激励涉农企业创新投入。异质性检验表明,这种激励作用在政府补助额度高、SA指数高、国有产权性质、南方地区、中部地区的涉农企业中更明显。政府补助负向调节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涉农企业创新投入之间的关系。异质性检验表明,这种调节效应在政府补助额度高、SA指数低、非国有产权性质、南方地区、东部地区涉农企业中尤为显著,但对政府补助额度低的涉农企业有显著的正向调节效应。研究结论可为政府适度调整经济政策以激励创新、适度减少政府补助以降低补助政策负外部性提供现实佐证。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企业生产率与贸易高质量发展

近年来,中国企业面临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显著上升,在“稳外贸”、推进贸易高质量发展重要性越发凸显的背景下,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我国出口产品质量产生何种影响需要从正面做出回答。本文基于2000—2013年企业层面数据,构建相关指数,系统考察这一影响效应与具体作用机制,研究结论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非单调,整体呈倒“U”型特征;上述效应广泛存在于多数出口行业中,且国有、高质量企业对政策不确定性更为敏感;企业生产效率以及资产配置、研发创新等经营特征是不确定性影响产品质量的重要中介;市场力量与完善的配套措施可以在长期内平抑不确定性对产品质量的冲击,而行政力量则在短期内提升企业对政策波动的耐受性。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如何影响出口二元边际？ —— 理论机制与经验证据

为考察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出口二元边际的影响,将出口二元边际嵌入异质性企业贸易模型进行理论分析,并使用2002-2013年中国出口企业的微观数据对理论假说进行检验。研究发现：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下降会促进企业的出口总量和二元边际提升;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下降对一般贸易企业、民营企业、高生产率企业和高技术行业的出口总量和二元边际的提升效应强于加工贸易企业、非民营企业、低生产率企业和中低技术行业;在低市场准入成本和贸易自由化的基础上降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将对出口产生更为明显的促进效应。     

高管层权力、股权薪酬差距与企业绩效研究——基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实施后的面板数据

使用2006年《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实施以来,首次宣布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上市公司2006—2010年的非平衡面板数据,以企业绩效水平和企业绩效波动性为切入点,实证研究高管层权力、股权薪酬差距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1)高管层权力增大会显著加大股权薪酬水平和股权薪酬差距;(2)高管层权力对提升企业绩效水平有显著的正面效应,但同时也加大了企业绩效的波动性;(3)股权薪酬差距与企业绩效水平及波动性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4)从高管层权力和股权薪酬差距的综合效应看,两者在提升股权激励绩效水平的同时显著地加大了企业绩效波动性。     

金融发展与技术创新水平——兼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调节作用

基于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程度加深、区域创新乏力的典型事实,选取2000—2018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通过实证研究检验金融发展对区域创新水平的影响效应,并从研发投资和资本配置的视角考察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两者关系的调节作用。结果发现：(1)金融发展的不断深化对技术创新水平会产生先促进后抑制的非线性影响;(2)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削弱了金融发展对技术创新水平的促进作用,形成独特的“弱化效应”,且该效应在高价值的激进型创新及中西部地区的影响更显著;(3)进一步的渠道检验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主要通过阻碍研发投资削弱了金融发展对技术创新的推动作用,而资本配置的中介检验结果不显著。本研究旨在为我国“十四五”规划中提出的“完善金融支持创新体系”提供启示,为政府政策变更的强度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