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股东持股比例对代理成本影响的实证分析

本文以上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1080家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采用管理费用率、总资产周转率计量代理成本,采用股权集中度和股权制衡度反映大股东持股比例。对代理成本与股权集中度和股权制衡度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代理成本与股权集中度显著负相关,与股权制衡度显著正相关。     

股权集中、股权制衡与上市公司的技术效率

上市公司以“一股独大”、“股权分置”、“同股不同权”等为特征的股权结构向来被认为是造成目前中国上市公司以及证券市场众多弊疾的根本原因,并成为目前股权分置改革的理论依据。但我们认为,在股权结构选择的问题上,应该以股权结构能否促进上市公司效率水平的提高为标准,毕竟作为国民经济中极其重要的部分,上市公司的效率直接影响着宏观经济效率的高低。本文从股权集中和股权制衡两个方面,对我国上市公司股权结构与技术效率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股权集中度以及控股股东的持股比例与上市公司技术效率以及技术效率水平的提高显著正相关;股权制衡度与上市公司技术效率显著负相关,而与技术效率水平提高的相关性却并不显著。这说明,在现行的制度安排下,较高的股权集中度和较高的持股比例会激发控股股东的“支持行为”,其“掏空行为”并不严重,而大股东之间的制衡则往往成为企业效率提高的障碍。     

股权集中度与上市公司业绩关系的实证研究

本文采用实证方法研究了中国上市公司股权集中度和股权制衡对公司业绩的影响.研究发现股权集中度、股权制衡与公司业绩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而不存在显著的非线性关系.     

股权分置改革下股权结构与公司绩效的实证研究

本文利用192家上市公司3年的面板数据,对股权分置改革下我国上市公司股权结构与公司绩效的相关性进行了实证分析.首先通过因子分析确定公司绩效指标.接着分别从股权构成、股权集中度及股权制衡度3个方面考查股权结构与公司绩效的关系,结果表明,公司绩效与国有股比例、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呈显著的U型关系,与流通股比例负相关,与前五大股东持股比例、股权制衡度正相关.     

股权特征与会计信息透明度研究

笔者以2007～2009年深圳证券交易所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以其信息披露的考评结果作为衡量会计信息透明度的指标,分别考察了包括股权集中度、股权制衡度和股权构成的股权特征对会计信息透明度的影响,在选取控制公司财务风险和公司规模的控制变量后,发现股权特征能够对会计信息透明度产生影响。上市公司的股权集中度越高,股权制衡度越低;国家股持股比例越高,法人股持股比例越低,会计信息透明度就越高。因此可认为,上市公司的会计信息透明度依赖于内部公司治理的股权特征。     

基于公司治理视角代理成本影响文献综述

有关公司治理机制的效率问题一直是众多学者研完的热点,企业代理成本一直是公司治理内部管理的关键性问题和管理控制的重要课题之一,代理成本和公司治理之间相互影响,代理成本的控制是否得当直接影响企业的价值,本文在学者现有研完的基础上,一文献综述的形式展示公司股权集中度、股权制衡度、管理层持股比例、独立董事比例与董事会规模角度出发分析代理成本的成因和影响机制,力争得出积极研究成果。     

股权机构与公司绩效关系研究

文章分析了我国上市公司股权结构与公司绩效的关系;把股权集中度、股权制横度作为股权结构的度量指标,运用回归分析法进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股权集中度与公司绩效呈负相关关系,股权制衡对有助于改善公司绩效,并据此提出了建议。     

绿色低碳转型对企业脱虚向实的影响研究

基于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采用渐进双重差分模型探究绿色低碳转型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绿色低碳转型显著促进了企业“向实”发展,而对企业“脱虚”的影响不明显。影响机制检验发现,绿色低碳转型通过创新补偿效应和资金扶持效应助推实体企业“向实”发展,其中,创新补偿效应体现在绿色低碳转型提升了企业绿色创新水平,增加了企业绿色节能发明专利和替代能源发明专利申请量;资金扶持效应体现在绿色低碳转型增加了企业政府补贴,提高了企业现金流量,缓解了企业融资约束。异质性分析发现,绿色低碳转型对企业实业投资的促进效应在非国有企业、非高碳行业以及非资源型城市的企业更为明显。     

数字化转型企业组织韧性的形成机制研究——基于资源编排理论和构型理论视角

文章基于资源编排理论和构型理论,以161家数字化转型上市公司为主要样本,以96家非数字化转型上市公司作为对照组,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方法识别了人力资本、技术水平、创新能力、偿债能力、成长能力、股权集中度和公司规模7个要素推动组织韧性形成的路径机制,并对此进行了验证性案例研究分析。研究表明：数字化转型企业高组织韧性的形成机制可归纳为被动防御型和主动成长型两类。其中,创新能力和股权集中作为高组织韧性形成组态中的核心条件发挥普适性作用。在数字化转型背景下,当企业处于技术瓶颈期时,人力资本可替代高技术水平和偿债能力,在高组织韧性的形成过程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股权结构与择时披露

本文从股权集中度视角出发,分别探讨了国有控股公司和民营控股公司股权集中度对上市公司择时披露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对于国有控股公司股权集中度与管理层选择周末披露的概率呈正U型关系;对于民营控股公司股权集中度与管理层选择周末披露盈余公告的概率呈倒U型关系。进一步,由于我国民营上市公司控制链较长,终极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分离问题严重,我们又从终极控制权,以及终极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分离度角度研究了民营上市公司择时披露的影响因素。与股权集中度影响类似,我们发现在民营上市公司中,终极控制权持股比例与管理层选择周末披露盈余公告的概率呈倒U型关系,终极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分离度与管理层选择周末披露盈余公告的概率呈正向关系。     

数字化转型、企业融资约束与企业创新能力研究

<正>本文以2008—2021年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企业的数字化转型能显著提高企业的创新能力，且企业融资约束对企业数字化转型与促进企业创新能力关系具有显著调节作用。本文结论有助于企业更加透彻地认识和理解数字化转型在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中的显著作用。     

碳交易是否能促进企业绿色创新绩效提升？

基于2005-2020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企业数据，采用倾向值得分匹配法、中介效应模型及门槛效应模型，检验碳交易对企业绿色创新绩效的影响效应、作用路径及非线性传导机制。研究发现：碳交易对企业绿色创新绩效提升存在显著促进作用，且这一结论经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作用机制检验结果显示，碳交易通过提高环境责任履行度、缓解融资约束促进企业绿色创新绩效提升。进一步检验发现，碳交易对企业绿色创新绩效的提升作用存在显著异质性特征；碳交易与企业绿色创新绩效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对此，提出优化碳排放交易试点机制配套措施、提高企业自觉履行环保责任意识、多部门联合拓宽企业融资渠道几点建议，以期为推动企业绿色创新发展提供理论基础与实践路向。     

大股东控制、股权制衡与公司绩效

在La Porta 等的研究模型基础上引入股权制衡等因素,在最终所有权框架下探讨大股东控制和股权制衡对公司绩效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公司绩效与最终控制股东现金流权正相关,与控制权和现金流权的分离程度负相关,股权制衡的作用并不是简单地存在或不存在,而是取决于控制股东的最终所有权状态.在控制权和现金流权分离程度较高的公司中,股权制衡对大股东剥削行为的约束作用显著;但在控制权和现金流权分离程度较低的公司中,股权制衡可能因为导致大股东之间讨价还价而带来精力耗散,表现出更差的公司绩效.此外,股权制衡作用在相对控股、政府控制和低竞争行业公司中最为显著.     

数字化转型对商业信用融资能力的影响研究——基于供应链信息传递的视角

数字技术的运用与数字化平台的建设增强了信息在不同主体间的传递效率,这是否对源于供应链关系的商业信用融资产生重要影响？文章基于供应链信息传递视角,以沪深A股2013-2020年制造业企业数据为样本,借助爬虫技术归集企业年报中的“数字化转型”相关关键词,研究数字化转型对商业信用融资能力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企业实行数字化转型可以显著提升商业信用融资能力。（2）供应商集中度越低,数字化转型对商业信用融资能力的促进作用越强。（3）企业数字化转型可以有效提高内部控制质量,形成良好的信息传递环境,促进商业信用融资。（4）在信息披露质量适中、市场地位较低的企业中,数字化转型对商业信用融资能力的影响更加显著。本研究有助于企业树立数字发展、信息共享理念,增强供应链信息传递效率。     

新能源汽车推广政策、融资约束与绿色技术创新

新能源汽车推广政策能否有效促进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对我国实现绿色低碳转型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本文以2009—2020年中国汽车制造业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采用双重差分模型考察了新能源汽车推广政策的实施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推广政策诱发了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行为,但更偏向于实质性绿色技术创新。推广政策通过缓解融资约束激发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同时,投资者的乐观情绪可以强化融资约束在推广政策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间的中介作用,而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只能加强推广政策对融资约束的缓解作用。此外,推广政策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在非国有企业、具有高研发投入的企业和地处高市场化环境下的企业中更显著。本文从投资者情绪和企业社会责任的调节视角,为中国新能源汽车推广政策提升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作用机制提供了新的文献和经验证据,也为政府精准施策及企业有效开展绿色技术创新提供借鉴。     

大股东股权差距与企业价值的文献综述

许多文献表明上市公司多个大股东是存在的,股权集中度与企业价值存在相关性,企业价值与第一大股东不成线性分布。本文在总结和拓展以上研究的基础上,认为我国上市公司应该考虑多个大股东股权差距对企业价值的影响问题。     

股权制衡与公司价值创造能力“倒U型”假说检验——基于面板数据模型的实证

现代公司治理理论认为股权制衡与股权控制对公司价值创造能力能够产生显著影响,然而就影响范式、影响效果等问题的研究尚未达成一致结论。基于部分线性非平衡面板数据模型,本文对此进行了再研究,讨论了股权制衡度对公司价值创造能力的不同影响范式：线性与非线性,并给出优选方案。最后,对我国A股214家上市公司2000年-2011年共6674个样本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股权制衡度对公司价值创造能力呈现非线性影响模式,表现出“倒U型”变动规律,并且其他因素的影响会改变最优的股权制衡度,这为进一步寻找最优股权制衡规模的主要影响因素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实施有效的公司治理提供了决策参考。     

民营上市公司终极股东控制与资本结构决策

以2005年中国269家民营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资本结构决策中存在的终极股东代理问题.研究发现,终极股东的控制权、制衡度和现金流权与受控公司资产负债率显著负相关.这表明,在受控民营上市公司资本结构决策中,终极股东控制权比例和制衡度越高,股权融资给终极股东带来的控制权稀释风险越低,终极股东偏好股权融资;终极股东现金流权比例越低,终级股东承担的债务破产风险越小,终极股东偏好债务融资.研究结论一方面支持资本结构具有公司治理效应,另一方面证实了终极股东在资本结构决策中确实存在主动规避治理效应的动机和行为.     

股权制衡、终极所有权性质与上市企业非效率投资

本文采用基于海洋博弈的shapley指数,对我国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的实际控制度与股权制衡度进行了测度,在此基础上.运用门槛面板模型研究了股权制衡度、终极所有权性质与上市公司非效率投资行为的关系.结果表明:第一大股东对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度与上市公司的非效率投资行为表现为一种非线性关系;股权制衡能够抑制大股东利益主导下的过度投资行为,但过度的股权制衡会带来投资不足的问题;不同终极所有权性质对上市公司资源配置行为和股权制衡效果影响显著:相对于中央直属上市公司,地方政府控制的上市公司表现出强烈的过度投资倾向,且利益趋同效应在地方政府所属上市公司比较微弱,而中央直属和省级政府所属上市公司的股权制衡效果相对较差.     

高层管理团队异质性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以股权集中度为调节变量

随着我国企业外部竞争环境日益复杂化和现代企业制度的逐步建立,高层管理团队在企业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本文研究了在我国经济转型的背景下,股权集中度对高层管理团队异质性与企业绩效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