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心的凝聚:容美土司国家认同研究

作为“边缘族群”与“华夏中心”良性互动的典型,容美土司认同多民族国家的历史与经验至今为后人赞赏与称道.容美土司国家认同本质上是对多民族国家的认同,文化认同是根基、身份认同是核心、政治认同是表征,三者表现出统一性与矛盾性的变化;在土司与王朝的良性互动中,容美土司实现了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的有机结合,并在这一过程中实现族群发展与文化繁荣,为国家稳定与繁荣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明代河湟土司国家认同研究

明朝时期中央王朝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实现“大一统”,在河湟地区实行以夷制夷、因俗而治的土司制度,推动国家权力不断向边疆延伸。中央王朝通过实行特有的治理模式、推动文化变迁、将土司辖区纳入国家经济共同体等多种途径,不断强化河湟土司对国家的认同。河湟土司面对强大的中央王朝及其先进的经济文化优势,再加之自身处于族群边缘的困境,于是主动融入中央王朝,忠君爱国,学习儒家文化,认同“国民”身份。     

国家认同:土司研究的新视角

土司是元明清等朝利用少数民族首领代表国家对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进行间接统治的产物,研究我国历史和民族史的土司问题应以国家存在为前提.中央政府与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通过土司制度实现有效的双向互动,历代土司逐渐形成强烈的国家认同观念.在封建王朝强调的治统一贯中,历代土司促进了少数民族的“内化”、民族地区的“内地化”和政治一体化;在封建王朝推进的文化共享中,历代土司通过文化交流和兴学启智促进了中华文化“多元一体”进程和文化认同;在封建王朝推进的民族一体中,历代土司通过政治、经济和军事等活动参与并推进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进程和民族认同.     

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视阈下改土归流的历程、原因及作用

明清时期中央王朝实施的改土归流,不仅彻底废除了土司的政治、经济、军事、司法等特权,将国家版图内的人事权、财政权、军事指挥权、行政管理权、文化教育权等悉数收归中央,而且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由“自在”向“自觉”过渡的关键环节。明清改土归流经历了一个长期、艰巨、复杂的过程,其中既有土司利益与王朝利益的矛盾、各地土司与辖区民众的矛盾,也有中央王朝通过改土归流以增加税收、朝廷命官与乡村民众要求改土归流等现实动因。改土归流实现了国家“大一统”的目标、凸显明清国家治理能力的进步、加快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速度。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一个由政治共同体、经济共同体、文化共同体和社会共同体四者构成的命运共同体。改土归流的实施,不仅是推动共同体由“自在”向“自觉”迈进的关键步骤和重要举措,而且使中华民族共同体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诸方面发生巨大变化。     

政治属性与服务意识:中国土司研究不应回避的取向

中国土司制度与土司文化及西南等地土司政治与土司文化遗产具有鲜明的政治属性,日渐得到学界的关注和重视.土司研究基本形成相对完整的学术架构,成果不断增多,在专学化发展过程中,社会影响不断扩大,国际化趋势明显.因此,中国土司研究不应回避政治属性和服务意识,专家学者在强化中国国家认同、中华民族与中华文化认同及推进制度创新与完善国家治理体系能力的当下,研究中国土司制度与土司文化及西南等地土司政治,利用历史积淀的制度文明,推进制度创新,建构和完善国家治理体系与能力,为促进民族地区发展和深化土司文化遗产保护利用,解决我国国家统一、边疆稳定、经济发展、民族团结、社会和谐和文化繁荣等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提供学理支持和历史镜鉴.     

家史传承：明清南方少数民族国家认同的自我表达——以明清土司族谱为中心

自明中叶始,南方少数民族土司大兴编修族谱之风,族谱文本较之此前王朝史官书写的“他者”叙事文本具有鲜明的“自我”叙事特点。本文从叙事理论出发,运用历史人类学的方法解构文本的内容结构与生成逻辑,认为南方少数民族土司在书写族谱的过程中,通过官私共同书写、创新文本体例、寓国于谱的叙事模式,表达了政治、文化、身份认同等多层次的国家认同观念。在文本生成并流传的过程中,既培育了敬宗收族的传统伦理价值观,又发挥了移风易俗的社会功能,更传递了心系天下的家国情怀。因此,土司族谱文本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文化资源,其中所蕴含的家国情怀正是凝聚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厚重历史文化根基。     

土司制度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初探

元明清时期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实施土司制度,促进了西南少数民族成为中华民族“自在”共同体的历史进程,并为中华民族“自觉”共同体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土司制度推行过程中,国家权力深入边疆少数民族地区,逐步实现全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诸方面的“大一统”。西南土司地区各族民众在共同拓展中华疆域、共同发展祖国经济、共同推动社会发展、共同创造中华文化(文中简称“四个共同”)的过程中,自觉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土司制度推动了中华民族由“自在”共同体向“自觉”共同体的转变,加速了西南少数民族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成员的历史进程。     

边境土司社会跨境互动与国家认同——以广西龙州县域为例

龙州位于广西西南,与越南接壤.龙州县域土司社会的跨境互动是常态体现:土司与越南豪强出境寻求庇护,越南朝贡和土司阻贡,土司与越南的疆土纠纷,土司与越南的武装冲突.土司与土民的国家认同在跨境互动中自主地表达了出来.在跨境互动和国家认同关系中,宗藩互动培育国家认同,跨境冲突强化国家认同.     

论明清时期土司制度的功能——学理层面的诠释

明清时期国家成文的土司制度既是国家政权主导、土司政府配合、土司辖区民众积极参与而形成的产物,又是明清时期中央政府与各地土司互动与博弈、认同与调适的必然结果.明清时期国家成文的土司制度具有政治、管理、法律、社会及文化等功能.土司制度功能的学理性主要体现在工具性和稳定性两个方面.从学理层面探讨和诠释土司制度的功能,能为“土司学”的构建以及制度创新提供理论支撑.     

试论中国土司国家认同的实质

元明清等朝创设和实施土司制度,使中国西南等民族地区和各族土民经历数百年的土司政治,对国家权力渗延与乡村社会管控、王朝社稷稳固与国家领土完整、中华民族形成与少数民族进步、民族地区发展与民族文化变迁等深具影响.各族土司为保有自身统治利益,在与中央政府的利益博弈中,其国家认同的实质是:认同、亲附华夏—汉民族,传承、实践历代王朝积淀的制度文明,拱卫王朝社稷和顺附强势王权,传播、共享中原文化.     

甘青川滇藏族土司取汉姓的历史考察

文章对明清及民国时期甘青川滇汉藏连接地带藏族土司取汉姓现象进行了全面考察,在考察汉姓藏族土司的地域分布、历史流变及取得汉姓的多种方式基础上,分析了藏族土司取汉姓现象所包含的政治意蕴,指出在当时条件下藏族土司取汉姓并不是一个单纯的文化现象,也不简单代表藏族土司的"汉化"倾向,而主要是藏族土司效忠中央王朝的一种政治表达,是向中央王朝表达政治立场与国家认同的重要方式,是政治因素大于文化因素的行为。     

国家认同视野下的土司文教制度:乌江流域例证

元明清等朝制定土司文教制度,通过崇儒兴学传播中原文化,培养民族地区封建人才,致力于文化统一和思想控制,促进各族历代土司和西南少数民族的文化认同和国家认同.乌江流域各族土司及家族子弟和俊秀土民子弟逐渐接受中原文化,促进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进程,深化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与国家认同,也为土司制度的废止作了文化和精神准备.     

少数民族大学生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途径研究

通过对少数民族大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现状调查和原因分析,发现少数民族大学生对于中华民族的政治认同、文化认同、身份认同和价值认同等方面都有待加强。因此,要大力改善少数民族地区的民生条件,增强少数民族大学生的政治认同;要着力建设各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增强文化自信;加强中华民族共同历史的教育,增强少数民族大学生的身份认同;加强马克思主义民族观教育,增强少数民族大学生的价值认同,从而使其在培育自身“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同时,担当起国家民族政策的宣传者,担当起“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践行者的责任,带动少数民族群众广泛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整个中华民族的大团结、大繁荣。     

明清时期土司制度与国家治理的进路

土司制度是明清王朝国家治理土司及土司地区的政治基础，也是保障边疆地区稳定的必备条件。明清时期国家主导、上下互动、多元共治，无疑是土司制度与国家治理的有效进路，为王朝国家制度治理体系的丰富完善和治理能力的提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明清时期土司制度治理历史、治理经验，对新时代国家层面的制度治理有着重要的借鉴作用。我们认为，制度治理不仅要以国家为主导，需要中央政府与地方的双向互动，而且需要“多元共治”。国家治理现代化应该在变革制度、完善制度、维护制度、督查制度等下功夫，实现国家在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等方面治理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以增强国家制度治理的权威性。探讨明清时期土司制度治理的进路，寄望于助力新时代民族地区的国家治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先秦时期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进阶逻辑——兼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建构

中华民族共同体在历史演绎中逐步形成,其发展历程大致经由族群共同体与地域共同体、血缘共同体与文化共同体及政治共同体等五环节三阶段复合而成。秦汉以来,这五种共同体基本上和合为一,延续至今。在南北分裂时段,强势地域共同体会打破中央性、统一性,成为地方政权或地方割据势力。部分族群共同体会入主中原,成立全国性少数族群主导的政权。然而,基于心悦诚服的文化认同与基于分配正义的政治认同,始终是形塑中华民族共同体一体性的坚强基点,是我们当今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意识的历史根基与思想根基。     

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意涵与时代价值

<正>增强中华人民共和国构建者——"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也自然增强着对于国家政治共同体——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认同。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围绕增强这"两个共同体"的认同,进行了战略规划与工作部署。中国自开启传统王朝国家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的进程,本身就是凝聚中国社会、整合国内各族而成为国家民族的过程。正如习近平主席讲到的中国历史上"无论是哪个民族建鼎称尊,建立的都是多民族国家,而且是越盛的王朝吸纳的民族就越     

新时代海外侨胞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生成过程与建构路径

海外侨胞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力量，新时代如何建构海外侨胞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这是中国政府在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过程中需解决的现实问题。根据认同心理过程，海外侨胞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历经个体自我认同、内群体认同和共同内群体认同，个体自我认同是其基础，内群体认同是其纽带，共同内群体认同是其范畴表征。因此，通过社会化实现海外侨胞自我认同从自我到共同体的由内到外建构，通过中国政府自上而下国家意志的社会传导，实现其从共同体到自我的由外至内建构，解决“我是谁”问题；构建多重互动网络，以个体间朋友(亲友、同乡等)角色互动为基础，获得内群体身份(民族身份),促进其内群体认同，解决“我和谁一样”“我和谁一起”的问题；以跨群体、跨地域互动为基础，促进其共同内群体感知相似性，建构共同内群体身份(中华民族身份),最终建构其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解决“我为什么要支持现存政治秩序”问题。     

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认同要素支撑

建构各民族共通有力的认同,是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基础性路径。认同是多层次或多要素的。从关联叠加视角而言,汲取政治认同要素、心理认同要素和文化认同要素等对于认同支撑至关重要。其中,基于政治认同要素建构的政治秩序和政治归属,能够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供团结统一的合法性支撑;基于心理认同要素建构的价值取向和情感纽带,能够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供依存亲近的情感性支撑;基于文化认同要素建构的团结根魂和同脉印记,能够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供多元一体的共识性支撑。     

从“恢复中华”到“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百年来“中华民族”概念内涵演变的历史审视

中华民族作为一个命运共同体的形成发展历史悠久,但其作为一个整体概念的提出是在近代以后,从晚清到民国,从新中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华民族的内涵不断变化。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新概念,这是对近代以来关于“中华民族”理论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最新成果。该理论凝聚着以政治认同、国家认同为基础的民族认同文化底蕴与时代精神,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重要思想基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关键在于政治层面上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为基础,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在政治一体的前提下,保持文化的多样性和特色性,在多元文化繁荣发展的背景下,实现国家的统一和团结,从而使中华民族内部形成“同呼吸、共患难”“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命运共同体。     

身份认同视域下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一种群体认同意识,其深层体现的是各族人民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成员这一共有身份的认同。从身份认同视角入手,有助于进一步深化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理解和实践推进。首先,凸显各族人民共有的中华民族成员身份、统一国家公民身份、命运共同体成员身份显现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丰富内涵;其次,消解中华民族身份认同与次国家民族身份认同张力、消解国家公民身份认同与族裔身份认同张力以及消解各民族身份认同的排他性问题,展现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大价值;最后,通过系牢各族人民的共有身份认同纽带,增强各族人民的文化归属感、社会归属感和民族使命感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