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社会性别制度对女性诉讼的限制与阻碍

传统中国社会建构了以男权为中心的性别制度。明清时期,男权性别制度发展到顶峰,女性遭遇了前所未有的人身束缚和性别压迫,女性参与诉讼受到重重限制和阻碍。男尊女卑的社会性别秩序决定了女性在人格上从属于男性,女性的诉讼权利是有限的、不完整的。“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和空间区隔不鼓励女性走出家之“内”而参与诉讼这种家“外”之事。在“严男女之大防”的性别观念下,女性外出参讼,置身于陌生男性之间,面临着严重的贞节风险。男权社会对女性忠贞、敬顺的角色期待,也不允许女性抛头露面参与诉讼。明清社会性别制度对女性诉讼的限制和阻碍是男权社会压迫女性的一个缩影,强化并固化了女性的弱势地位。     

论男权主义在《简·爱》中的体现

《简·爱》中的男权主义在婚姻爱情观的个体意识和集体意识两个层面的表现是:从个体意识角度,男权主义在《简·爱》中主要体现在男性的自私、控制欲和冷酷无情以及女性精神的不独立上;从集体意识角度,男权主义在《简·爱》中主要体现在对女性外貌的极端重视而对男性外貌的忽视以及婚姻中的价值观上。通过对里德太太的分析,发现里德太太的身上也体现着男权主义,她之所以对简.爱如此痛恨,是因为她嫉妒简比自己的孩子从丈夫那里得到了更多的关爱。     

西方文化中女性身体及其媒介呈现

男权治下的西方文化中,作为社会治理的中心,女性身体曾作为男性凝视的客体和文化规范的规训对象。女性成为男性话语体系中的他者,以男性话语建构的女性特质作为内在规约在时间与空间上约束自己,凸显了西方社会权力结构下的规训机制。伴随着社会的变迁,女性身体从被动的凝视走向主动的公开,频繁呈现于大众传媒与公共视野之中,成为商业消费主义的公共景观。与此同时,女性突破了时空的束缚,并获得与男性同等的凝视权力。这不仅是后现代文化消弭传统文化,更表征了性别意识形态和政治治理的变迁。解读女性身体的媒介呈现,是解读西方社会的治理机制、民主进步和文化变迁的路径。     

论前现代中国女性获得权力的途径——兼论黄蜀芹执导的电影《人·鬼·情》

前现代社会里,在父权制男权话语的严密控制之下,中国女性仅能通过三条途径获得有限的权力。前两条是女性通过成为家庭妇女(妻子/母亲)或公众女性(女演员与妓女)获得家庭话语权和社会影响力,这两条途径当然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女性的从属地位与悲惨命运。第三条途径则是借助男性的性别优势,女扮男装。一方面,通过女扮男装,女性可以进入男性领域,并获得一定的公众影响力;但另一方面,女扮男装却巩固而非颠覆了男权制的性别角色,会更加导致女性自我认同的困惑。中国首部女性电影《人鬼情》,既是前现代花木兰故事的重演,同时也是对这一古代大团圆故事的消解。它表明女扮男装尽管使秋芸这样的女性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却并不能改变女性性别文化的处境、促进女性主体意识的建立。总之,在男权社会,这三条途径均未能给女性带来真正意义上的话语权。     

苔丝:父权社会的性别悲剧

苔丝生活在维多利亚时代,当时盛行的性别审美、性别道德以及性别依附使她彻底丧失了独立的女性地位,始终处于依附于男性的客体位置。苔丝的悲剧是男权社会女性性别的悲剧,是女性性别角色的宿命。     

女人自己和女人眼中的"他们"--评析<我的安东妮亚>中的女性形象和男性形象

《我的安东妮亚》是薇拉·凯瑟最著名的代表作之一。作者立足于美国西部拓荒者的生活及由此形成的精神传统 ,刻画出安东妮亚等一群自强不息的女性形象及女性周围处于弱势的男性形象。这些女性形象代表了健康向上的精神美 ,而男性形象只是对女性形象的反面衬托     

女性由“被看”到“看”的转变——《我的安东妮亚》的女性叙事艺术

《我的安东妮亚》是薇拉·凯瑟的佳作之一。本文拟从女性主义叙事学角度,通过文本细读,分析《我的安东妮亚》男性视角与女性视角的巧妙转换,实现女性由"被看"到"看"的自我意识的转变,展示作品独特的女性叙事艺术。     

老舍小说的性别意识

在思考男性婚姻问题时,老舍在理性层面上认可无知无识的传统女性;但在深层爱情体验层面上他又深入抒写男性在传统婚姻中的无爱的痛苦。在思考男性如何对待女性世界的问题时,老舍一方面同情女性受男权伤害的生命苦难,并从善意的男性立场出发,充分抒写男性庇护美好女性的深情厚谊;但另一方面,他又从男性自我防御的立场出发,表达对女性主体性的恐惧与厌憎。老舍的性别意识,呈现出现代文化观念与传统文化观念相交织、男权立场与合理的男性立场相渗透的复杂局面。     

当代家族小说的性别审视

在家族小说创作中,当代作家以现代意识与人道同情表现出对女性命运与妇女解放问题关注的热情,但由于受到男权社会文化传统与性别立场的影响,他们对女性不幸命运的同情之中又存在着性别上的隔膜,无论是对女性躯体的描写,男女两性关系模式的建构,叙述者与人物的性别话语,还是在性际关系价值评判中的厚此薄彼,都从不同的侧面流露出作家男权意识的传统积淀,都是男性对女性一厢情愿的想象性书写。     

主体诉求与政策保护——女性政治参与的困惑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女性参政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是,由于历史的、文化的影响,中国女性依旧背负着来自男权社会的压力,性别比例政策在社会转型时期的政治体制改革中也受到了挑战,女性参政面临着诸多困惑,主要有:女性政治诉求与男性政治中心的博弈、形式平等与事实平等的鸿沟、法律政策认可与实际操作局限的反差。女性参政是一项系统工程,并不仅仅局限于在政治中加入女性的因素,还要打破男性垄断政治权力的传统格局,这需要全社会的共同支持和女性自身的不懈努力。     

《女勇士》中的英雄观探析

美国华裔女作家汤亭亭在其代表作《女勇士》中揭示了华裔女性在美国所遭遇的生存困境、性别和种族压迫及华人女性的反抗过程。她在《女勇士》中塑造了"花木兰"、勇兰以及"我"等极具英雄气质的女性形象,这些生存在两种文化夹缝中的女性英雄不仅颠覆了传统英雄观中英雄为男性的固定模式,而且挑战了男权话语权威。她赋予女性英雄的能力、勇气和抗争等英雄气质,既有利于促进女性摆脱男权束缚,积极实现自身的价值,又有利于激发整个族裔群体生发出更多与不公作斗争的自信与力量。     

性别视角下的都市女性形象辨析

由于文化观念和性别立场等方面的不同,男女作家在塑造都市女性形象时呈现出鲜明的性别意识,形成男权话语和女性意识下对都市女性形象的不同观照。男权话语下女性形象的塑造主要表现在赎罪主题的言说、父亲形象的无形强权与文本细节的失衡等方面;女性意识下女性形象的塑造主要表现在缺席的男性、渴望对话的书写与温情述说的立体感等方面。从文本得失看,保持精神自由及写作话语的超性别意识应成为今后塑造都市女性形象的努力方向。     

女性主义视域下的《白鹿原》解读

在女性主义视域下,《白鹿原》是一部缺乏女性关怀的男权文本,突出表现在作品中男尊女卑的女性观、扭曲的女性形象、菲勒斯中心主义思考的性别关系等。“女人祸水”论、把女人视为糊窗户的一层纸、当作生儿育女的工具,表现出落后的女性观。对亦妻亦母型女性的充分肯定,对反抗叛逆型女性的彻底否定,无一不是在扭曲和异化女性。宣扬菲勒斯崇拜的性爱观,暴露了根深蒂固的男权思想。文学作品需要以理性和健全的自审精神检视男权集体无意识,清除男权文化积淀,树立男女平等的思想,营造性别平等对话的文学空间。     

新时期女性文学性别意识探微--李宇春走红现象的反思

面对强大的男权社会的对垒,女性性别意识在历史和残酷现实竞争中不经意蜕变雄化,性别迷失.文学是人学,在新时期女性文学的影象中,女性文学在女性主义高涨的浪潮里,同样返照着女性自救征途上无法避免的男性化倾向.其现状源于沉重的"第二性"历史和四面楚歌的残酷现实,而女性文学真正意义上的解放必然是摆脱男权意识和男性性别参照,认识自我,认识人类已有的文明和秩序,寻求与外部世界抗争和合作的勇气,寻找女性真正意义上的生命本体回归.     

癫狂的失语者——女性主义视域中的《老妇谭》

阿诺德·本涅特的《老妇谭》描述了许多女性,其中,丹尼尔.波维太太被刻画成了一个癫狂的麻木者,同时,又是一个被剥夺了"话语权"的沉默的失语症患者。因此,本涅特对波维太太的刻画是他看待男女两性关系的基石所在。他虽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对狭隘的男权专制的怀疑并力图走出专制制度的束缚,却仍然未能超越男性主导的意识形态的藩篱。     

女性主义审美观照下的男性文学形象

男性形象是女性文学中相对次要的人物形象,但是选取男性文学形象作为研究对象并加以解读,会发现女作家对男性形象的塑造与男作家在文化观念和性别立场上有着很大的差异,它解构和颠覆了男性形象在男性话语中的主体地位,男性形象扮演着女性反叛传统文化、消解男权意识的对立面的尴尬角色。妇女解放在女作家那里已经成为审美想象的话语形态而存在。     

郁达夫小说的性别阐释

爱之缺失是郁达夫小说的永恒主题 ,它表现为男女两性之间的性别冲突 ,其部分原因在于郁达夫及其小说的以男性为中心的性别文化意识。它具体表现在由男性视角对女性的聚焦与变异而生成的女性意象中。郁达夫小说的女性意象大致可分为三类 :其一是妖女型 ,玩弄男性 ,而行为意志不可捉摸 ;其二是天使型 ,其特质是“纯洁自然” ;其三是圣母型 ,其特质是“博爱”。这三类女性意象表现出郁达夫小说复杂的性别文化意识 ,既表现为现代人道主义对女性的理解与尊重 ,又传承着传统的性别意识 ,潜隐着父系文化的男权本质     

逃逸,或又一次陷落——解读徐静蕾的改编作品《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

劳拉·穆尔维在《视觉快感和叙事电影》一文中借用精神分析理论研究了电影叙事中所隐藏的父权文化性别制度,并提出了"男性/积极的/凝视者、女性/消极的/被凝视者"的性别二元对立式,以及以此为基础所产生的视觉快感。而在徐静蕾所改编的茨威格同名小说《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的影片中,这种性别位置被颠覆了——女性成了凝视的发出者,而男性则成为被凝视的对象。然而,在这种颠覆性的性别叙事中,我们看到的不是一次有意识的反击与抗争,而只是再一次对女性性别体验的遮蔽与歪曲。在此,女性的性别话语再一次成为男权文化的拥护者与建构者。     

汉代女性犯罪问题初探

在汉代,由于礼教的束缚,女性的活动空间大大不同于男性,主要局限于婚姻家庭之内,所以,女性犯罪空间相比男性大为窄小,其犯罪也带有明显的家庭性和从属性的特点。汉代刑罚的性别特征开始明显,女性在施刑上得到一些宽待,但是我们从汉代的犯罪、刑罚等制度上看到的依然是"男尊女卑"的社会现实。这从另一个角度反映了汉代法律的性别观念和汉代女性的法律地位。     

《穿裘皮大衣的维纳斯》中的性别政治

《穿裘皮大衣的维纳斯》是奥地利作家利奥波德·莫索克的代表作,它讲述的是一段关于男性受虐倾向的故事。小说中男性带着强烈的受虐倾向,自愿成为女性的奴隶,被女性鞭打、虐待。有人说在这个小说中男女之间的性别关系发生了改变,女性终于成为了男性的主人。然而,通过对小说人物和情节等的分析,就会发现,小说表现出的依旧是男权文化下的男尊女卑性别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