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与现代的交融——论张恨水及张恨水小说

张恨水作为"新旧交替"过渡时代的文化人,立足于传统文化,以大量的通俗文本,精妙的演绎了传统文化的精神特质与忧世忧国的儒学情怀;同时,他又紧跟时代,精进不已,以西洋文明作为改良传统之妙方,倡导"中西交融",探索新技巧,使他的小说呈现新旧合璧、雅俗共构的美学特质。他在对传统与现代、消闲与责任的清醒认识中,建构了一条通往当代通俗文学的发展道路,意义深远。     

家族母题与1980年代中期以来女性小说叙事

本文以传统家族叙事为参照,运用女性主义批评方法和叙事学相关理论,从叙事姿态、主题、场景和策略等几个方面论述了1980年代中期以来女性家族叙事的文化内涵和主体性话语特征,从而确证其创作的合理性和有效性.     

张恨水小说“红颜薄命”叙事的美学特色

"红颜薄命"是个古老的文学母题,通过在文学作品中的不断演进,逐渐成为一种叙事模式得以固定,并在现代作家的作品中完成了它作为现代叙事的转换。这一叙事在张恨水的小说中频频出现并展现出独特的美学特色。本文试从悲剧意识、诗美意境、怀旧情结等方面进行浅析,以探究"红颜薄命"叙事的经典魅力。     

虚构与纪实——20世纪90年代中国女性小说叙事修辞研究

"虚构"和"纪实"这两种并生的叙事修辞,构成了20世纪90年代中国女性小说叙事的重要方面,是女性主义意识形态推论实践的重要体现.乌托邦叙事由两种形式构成:梦与白日梦.这种乌托邦叙事也只是为女性的现实困境提供一种想像性解决:不是在梦里,就是在自日梦里.女性小说的仿真叙事则尽可能禀承和贴近现实主义传统,让叙事成为"复述",强调个人经验的不可替代性与不可复制性,使女性叙事的文本形态有了属于自己的结构、肌理和色泽.在某种意义上,它也意味着由男性代言的历史被终结.     

从底层写作到女性叙事——评严歌苓的小说创作

通过对严歌苓小说文本的历时性寻绎与共时性解读,我们可以还原出严歌苓小说叙事主题的两重基调：对于底层民生的关注与书写;对于女性命运的体察与刻画。这两项主题在她的创作生涯中保持共生互渗的形态,钩沉其创作,使我们能够清晰的把握严歌苓的文学史地位及其作品的独特价值。     

从底层写作到女性叙事——评严歌苓的小说创作

通过对严歌苓小说文本的历时性寻绎与共时性解读,我们可以还原出严歌苓小说叙事主题的两重基调:对于底层民生的关注与书写:对于女性命运的体察与刻画.这两项主题在她的创作生涯中保持共生互渗的形态,钩沉其创作,使我们能够清晰的把握严歌芩的文学史地位及其作品的独特价值.     

狂欢年代的“荒山之恋”——王安忆小说“三恋”的叙述经验

王安忆的小说“三恋”,在20世纪80年代被认为是冲破“性爱禁区”的重要作品。这样的认识,一直影响到文学史对她的书写。通过细读办法,可以深入到小说内部,发现另外一些文本效果,同时也对作者当时隐秘的创作意图做出新的解释。显而易见,单纯的批评视角已不足以揭示80年代小说多元化的生产机制了,因为除了“纯文学”的因素外,大众文化也在进军小说的领域,成为其构思和谋篇构局的复杂语境。     

女性主体性下滑和性别话语的差异——女性文学从小说到电影的思考

女性文学在从小说到电影中,性别视角的转换导致女性主体性下滑和性别话语的差异。女作家从女性视角叙事,作品呈现出鲜明的女性性别话语;男导演从男性视角出发,剔除原著的女性主义倾向,彰显男性中心意识、美化男性形象。这种现象是普遍的。两性应该在平等对视的空间里交流对话。     

“忘记自己是女性”——从谢冰莹、冯铿创作看1930年代左翼女性的从军想象

1930年代女性创作表现女人从军从政等雄强特点的,大多出自左翼女性笔下。她们以"忘记自己是女性"作为突破传统性别局限、参与国民革命战争的心理定位,超越并反抗社会性别对女性的强制性规定,以新国民身份承担与男子同等的社会责任。但这种新身份的获得具有两重性:一方面,再没有比女战士、女革命者更能代表浮出历史地表的女性力量;另一方面,这些介入男性领地的女人以抹杀性别差异为代价,通过对男性气质的刻意模仿,达到"像男人"的目的,这是在对传统性别规定的反叛中以另一种形式失落自己。     

“女性电影”的“变”与“不变”——从《相爱相亲》到《爱情神话》

近年来,由一批女性导演创作的“女性电影”在中国电影市场熠熠生辉,获得了商业与口碑的双丰收。文章以一直以来坚持女性主义书写的“50后”女导演张艾嘉的《相爱相亲》和“90后”女导演邵艺辉的《爱情神话》为比较文本,探析这些由女性执导、以塑造女性形象为主题的“女性电影”,在文本建构、主旨表达及艺术创作上的总体趋向,解码“女性电影”的“变”与“不变”、传承与突破的演绎特点。     

女性·身体·政治——从三部小说文本看建构女性自主性身体叙事的艰难历程

女性运用自己的身体救国救民 ,这是男权社会制造的让女性自我沉醉、自我欺骗的政治神话 ,是让女性放弃自身的真实需求而世代仿效、复制的毒素。女性要确立自我的主体位置 ,真正实现人生价值 ,必须戳穿这种篡改、利用女性的叙述话语的假面 ,建立女性自己的身体叙述学。然而 ,建立女性身体叙事是一条布满迷雾与陷阱的道路。从丁玲《我在霞村的时候》到铁凝的《麦秸垛》、毕淑敏的《女人之约》 ,这跨越了半个世纪的女性文本清晰地展示了建构女性自主权身体叙事的艰难历程。     

再论1930年代“软性电影”与“硬性电影”之争

1933-1935年,中国电影界出现了一场引人注目的“软”、“硬”电影之争。这次论争在左翼电影批评家与软性电影论者之间展开,涉及到电影艺术的本质、内容与形式、艺术性与倾向性、批评的基准等问题,其产生的根源在于双方政治立场、文学与艺术观念以及电影观念等方面的巨大差异。这场论争对于我们全面了解左翼电影理论与批评、软性电影理论与批评、左翼文艺理论及新感觉派的文艺观都提供了有力的参照和依据。     

现代性视域下的边缘叙事——八九十年代深圳小说的一种解读

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深圳典型地体现了中国的现代性诉求。深圳小说跟进现实,如实地反映了在追求现代性的过程中,移民群体的身份焦虑、生存状况和现代性困惑,形成了一种经典的边缘叙事。     

女性身体叙事话语的嬗变——从新中国女性导演影像书写的历史谈起

女性身体从来都是意识形态夹缝中权力争夺的对象,不同历史条件下的不同意识形态氛围会直接导致对女性身体的不同的认知。文章在梳理新中国女性导演影像书写历史的基础上,试图用身体范畴来解读她们的电影想象、呈现女性身体的方式以及对女性欲望、身体经验的表达,探讨中国政治经济文化转型期性别意识形态及其运作策略影响下女性身体叙事话语的嬗变轨迹。     

商品时代婚恋观衍变后的文学叙事 ——20世纪90年代以来女性文学婚恋题材小说解读

婚恋观的嬗变是社会道德伦理价值观发生裂变的一个观察窗口,变化的形态及原因折射出商品时代下现代人生活状态与文化心理的变迁,涉及道德困境与法律难题.女作家婚恋题材小说以女性视角与女性生命经验为叙事基点,深切感受到商品经济时代不仅消费女性身体,还消费婚姻的社会现象,通过文学叙事想象的方式,传达出现代女性意识对物化婚姻的忧思与批判.女作家对商品时代婚恋观衍变轨迹的描述,不仅使我们观察到当今社会婚恋观呈现出的复杂的社会文化景观,还通过文学叙事来理解作家基于个人化立场的对物化社会的现代性批判.     

乡村女性叙事的新维度——论新世纪小说中的“女乡贤”叙事

"女乡贤"是指有德行、有声望,热爱乡村并奉献乡村的乡村女性。在历经乡村女性叙事嬗变以及艰难的跨越后,新世纪以来小说中涌现出一批区别于传统乡村女性的"女乡贤"形象,显示出乡村女性叙事的新维度。整体上看,"女乡贤"叙事表现出三种转向:从传统女性到现代女性,从注意私德到注重公德,从家庭空间到乡村公共空间。无论是在文学还是乡村文化层面,"女乡贤"叙事的出现,都有深远的意义。     

男性的镜城与女性的异化--90年代中国电影的女性解读

本文主要结合 2 0世纪末的社会文化语境 ,通过对 90年代中国电影再现女性的方式与策略的考察与分析 ,挖掘潜伏于电影本文之后的男权意识形态本相 ,揭示这种合男性意志与男性利益的电影本文对女性的剥削与利用 ,并充分描绘女性在男权语言的扭曲与肢解中所呈现的异化诸相。同时指出 ,要消除男权电影语言对女性的异化 ,必须建构一种符合女性主体利益 ,并有助于两性平等对话的电影语言。     

中国古代叙事文学女性形象审美嬗变——从“德言容功”到“琴棋书画”

女性形象在中国古代叙事文学中占有重要地位,叙事文学中理想女性的形象也一直随着人们审美态度和审美观念的转变而转变.大致以唐代为界,叙事文学中的女性审美主潮从偏重日常实用和道德教化的“德言容功”逐渐过渡到以“琴棋书画”为代表的对生活品位和艺术气质的追求.而这一过程也即社会审美思想嬗变的过程.这一变化的主要原因在于时代背景.文学功用、女性地位和文学创作主体与审美主体的变化.     

“元叙事”观念与新时期小说

先锋小说是“新时期”小说中的重要一脉。即使在先锋小说内部也存在着观念、审美形态及语义分野鲜明的不同类型,“元小说”就是一种在叙事形态、意识倾向上相当前卫,反规范、反传统意识相当突出的一类小说。本文区分了两种类型的“元叙事”：一种是以西方的解构主义哲学为背景,在叙事策略上对传统叙事规范进行大胆的“戏仿”或拆解,其语义则是反本质主义的。另一种以“新写实小说”为主,其特征是通过弱化作者对文本的干预,从而达到还原生活原生态的目的。这两种类型的“元叙事”形态迥异,但其文化功能却是一致的,即都形成了对传统小说主题如历史进步论、理想主义等的龃龉与对抗。     

“写在历史边上”的故事——莫言小说的现代质

莫言小说有“讲史”冲动,但绝少对现代性的简单认同.在莫言的历史叙事中,截然对立的新旧模式失效了,习以为常的历史主体不再是自明的显赫存在,小人物甚至“历史反角”的出场搅动起历史长河的大小波澜,讲史者角色的替换实际上使历史变得歧义丛生而又意味深长.莫言小说可以说是“写在历史边上”的故事,莫言整个的小说叙事也正是凭借这种“有意味的形式”抵达了历史的敏感细微之处,同时也获得了尽情言说的叙事快感.莫言小说所焕发出来的民间神韵与狂欢气息更新了中国小说的文体气质.莫言的叙事解放与文学想象表达了审美救赎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