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夫论视域下王阳明"无善无恶心之体"的再审视

对阳明四句教首句"无善无恶心之体"的不同阐释,是阳明"心学"著名公案之一.学界多将"心之体"理解为"心体","无善无恶"常常被诠释为"至善"."四句教"如是解读过多强调了上半截的形上"心体",而下半截的形下工夫则被遮蔽.本文指出"心之体"不是"心体"之本然,而是心之"本来体段".而心之"本来体段"指的是"心体"的外在显用,即阳明晚年的工夫法门——"致良知"."良知"能够知是知非,又在于"好恶".于此,阳明对先秦儒家"好恶"观既有承继,也有突破.     

支愍度与“心无”义新探

“心无”作为魏晋解空的重要一义,为现代佛学研究所关注。依据《世说新语》肯定支愍度创立“心无”义,仍存在疑问。《世说新语》以“伧人”称谓南渡北人且以“谋食”描述愍度南渡,提供了心无义产生、流布的地域信息。南朝佛教的僧史、经录、题赞皆不言支愍度创心无说,根本原因在于“心无”与“本无”“即色”一样,实有二义。法温《心无论》所言乃“心无”旧义,支愍度乃“心无”新义的初倡者。心无之新旧义,皆肯定“心”(种智、圣智)之观照作用。旧义所谓“心无”指“内止其心,不滞外色”,新义所谓“心无”,强调“心豁如太虚”。心无义与中古思想、信仰有多方面交涉。     

阳明四句教及四有四无说论争之现代诠释

作为中国哲学史上一大公案,关于阳明四句教及四有四无说的论争一直聚讼纷纭。实际上,四无乃龙溪实持之说,四有则为龙溪虚立之名。天泉证道之后问题发生了转换,不再是四有四无之争,而是以“四无”及“无善无恶”为中心的两层质疑：龙溪四无说是否违背阳明宗旨？阳明“无善无恶”说是否违背儒家正道？依牟宗三之“共法说”,阳明、龙溪不但不是“禅”,而且还对传统儒学有重大贡献,是儒学义理圆熟和发展过程中的一大环节。阳明、龙溪等能突破长期以来的禁忌,发挥这种“无”的智慧,从而将传统儒学推进到义理更为圆熟的新境界。这也是儒家学说自身发展的必然要求。阳明“无善无恶”、龙溪“四无说”的独特创新之处和巨大贡献在于此,而他们备受误会和责难的深层原因亦在于此。     

阳明四句教中的本体善恶及工夫顿渐问题

四句教是阳明晚年提出的教旨,涉及本体与工夫两个层面.心体具有超越性、完满性,无滞无着,故"无善无恶";其本然状态合乎天理,故又为"至善".也正因心体无欠无余,故工夫只能在意动上实施,致其良知.工夫中因个人根器不同而有顿、渐之分,但这只是在"悟"的层面,最终仍需切实地入"修",工夫整体仍是渐修.四句教尽管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禅宗影响,但更应当看到其与儒学传统内在的一脉相承.     

从朱子的“已发未发说”看阳明的“无善无恶心之体”

阳明“无善无恶心之体”的提出,从表面上看来似乎在逻辑上与其多次强调“至善是心之本体”构成了矛盾。实际上,“无善无恶心之体”与儒家传统所讨论的“已发未发”问题有着内在的联系。阳明对“心体”的理解和对心、性、气的理解与朱子“喜怒哀乐未发谓之中”有着较大的不同,但也有相等同的一面,它凸显了心体与天理的一贯。阳明认为“无善无恶心之体”是和“至善”、“良知”、“天理流行”紧紧相关的,联系的中介即“未发之中”,而“无善无恶心之体”与“有善有恶意之动”则为一体之两面。     

王阳明“四句教”与佛学关系新解——兼论“无善无恶”非境界论

王阳明在阐述＂四句教＂时颇为犹豫的心态与其一向自信、果断的性格有着明显的差异,根源在于他意识到＂无善无恶＂与佛学的＂不思善恶＂之说极为相似。从理论归属上看,＂无善无恶＂延续了佛学＂作用即性＂的思维模式,消解了良知的性善根据。学术界将＂无善无恶＂阐释为境界的无滞性,此观点不符合王阳明的本意。     

阳明“无善无恶”到“有善有恶”之宇宙生成论阐释

四句教是阳明良知学说的核心宗旨,而良知学乃是建立在天理良知这一宇宙本体上的。这一宇宙本体有一个生发的过程。当其未发之时,未发已发一体,皆为虚灵自然本然,此即为“无善无恶心之体”;当其已发之后,未发已发亦然一体,此一体之自然本然即为善,而为物所滞产生过与不及即为恶,此即为“有善有恶意之动”。     

论“以无念为宗”的三重展开

《坛经》中“三无”思想被认为是六祖慧能思想之概括,“以无念为宗”尤重,慧能在《坛经》中多次阐述这一思想的内涵.慧能这一“以无念为宗”的思想,有其承前之思想渊源,既有般若空,又具佛性有,是般若中道之继承;又有与同时代教内之呼应,作为“最上乘”的基本特征,而超越作为“大乘”的教内,同时两者又有内在的一致性;也具有对后世禅宗理论之宗旨性意义,后来的大禅师虽以“无为宗旨”等不同表达方式表达禅宗的宗旨,但都只是与“无念”名异而已.     

评《中国园林艺术论》

曹林娣教授的《中国园林艺术论》是一本谈美的书 ,不仅探讨园林之美 ,书画之美 ,诗词之美 ,及古典园林融诗书画于一体的艺术之美 ,更以独特的审美眼光 ,探讨了中国古典园林的精神内涵。“以清净淡泊之心性而随缘任运 ,以心情之常应付世间沧桑万变 ,旷达自如 ,安之若素 ,行退俱适。”　1　　本书视野开阔 ,境界高远 ,站在中华文化制高点上 ,将古典园林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 ,审视其发展、演进的历程。作者以其深厚的学养 ,将探寻的目光追溯千年 ,从“体象天地”“模山范水” ,到“静念园林好”“山水有清音” ;从“外师造化 ,中得心源”到…     

“技”、“情”与道——释《庄子》“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

《庄子·养生主》篇“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是难解命题.结合文本、词源、概念内涵、语境、篇章结构及有关哲学思想等要素重新审视该命题,其本义应释为:善用知识技巧不要有求名之心,厌恶不幸的遭遇避免遭受各种刑戮之害.这种释义揭示了该命题关于“技”、“情”与道的内在关系,凸现了超越“技”与“情”,即超越经验知识技巧与生命悲情的养生论.     

“一体多元”论

论述了“一体多元”理论内涵中的5项重要内容,即一体之“一”、一体之“体”、多元之“多”、多元之“元”以及心物相即的真相是“一体多元”;以此5项内容为根本,对“一体”、“多元”以及潜藏在或者生发在“一体”、“多元”中的“无体无元”做了一次原创性的区分与综合,并在这种区分与综合的辩证建构与解构中对其进行了分析。分析认为：人类生命的主观与宇宙万有的客观,即心物的根本特质就是“一体多元”,提示了人类心灵实践进向的新的可能性。     

论阳明“四句教”的工夫路径困难

本文试图通过对王阳明及其两个弟子钱德洪和王畿对“四句教”的不同理解,展示“四句教”在“本体-工夫”上的问题。首先,通过引入剖析“四句教”的工夫路径的困难,可以看到王阳明的良知概念的“无”的面向特征即“无滞性”和“不动心”在何种程度上有益于工夫修养是不清晰的;其次,阳明的良知心体具有“有”“无”两个面向,即道德形态的良知和非道德形态的良知,而这种对良知的双向描述在何种程度上能够统一于一个良知本体内也是不清晰的。这些不清晰性主要源自其本体论的困境:要么将恶的来源归于良知而异化了良知自身,要么承认恶的来源在外而被迫承认体用并非不二。     

灾异政治与汉唐“冬无雪”史料的文本反思

“冬无雪”是反映暖冬或气候干旱的典型现象。汉代记载较少，唐代明显增多，该变化一直被部分学者视为汉唐气候变迁的重要证据。但实际上，“冬无雪”记载的变化还与汉唐农业种植结构调整和天人感应灾异思想兴起的社会背景相关。尤其是西汉后期，宿麦的推广使“冬无雪”成为影响作物越冬的重要灾异现象。在天人感应思想下，“冬无雪”又沦为灾异天谴的外在形式，被赋予更多的政治意蕴、思想内涵与文化表征，并伴随史书记录灾异功能的强化而被逐渐重视。所以分析汉唐“冬无雪”等气象史料，应从气候变迁的单一视角，转向对史料所蕴含的历史问题、社会现象与文化内涵的多维解读，以重新认识其文本指向与文本价值。     

两种《大学》诠释，两种“四句教”

不少学者认为王阳明的《大学》诠释与其四句教存在对应关系。不过事实上这种对应关系不是单一的，而是一一对应关系。因为一方面他对《大学》有两种理解，这从他对“正心”的不同诠释中可以看出，另一方面四句教在他那里也有两种不同含义。他平时教人所用的四句教对应于以心之未发实体解释心的《大学》诠释，而天泉证道时确立的作为定本的四句教则对应于以心的完善状态解释心的《大学》诠释。这样的对应关系是不能调换的，因而是一一对应的关系。除此之外，定本四句教与《大学》诠释存在一个重要差别，即它承认无善无恶代表的正心工夫可以是天分极高者的工夫入路，而不仅仅是一般人达到道德境界以后的工夫。只有理解这样的一一对应关系以及差别，我们才能对阳明的《大学》诠释以及四句教获得全面、准确的理解。     

无所可用,故能若是之寿——读《庄》漫笔之四

由于“必死于暴人之前”、“莫则传言者殃”、“意有所至而爱有所亡”此种行事环境的险恶,从而产生出破除师心及戒之慎之、勿积伐而美这样内外两个方面的要求,既外于心智,又竦惧于“始乎谅,常卒乎鄙,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的事态发展,复又将注目点集中在勿危吾身上,便自然会产生出以无材而求自全的思想观念。《人间世》由三个与君主相处的故事向散木寓言发展的内在逻辑便在于此。刘武说:“积伐而美’二句,为下‘匠石’数节之反面张本,‘山木,‘膏火’二段之正面张本。换言之,以下各节,既为此二句之正喻反喻也”(《补正》)。刘武将散木等内容仅仅同“积伐而美”二句相关连,所见尚小,眼光未及于全篇。本篇第一段末句“而况散焉者乎”中的“散”字,不仅成为第四、五、六段的贯穿性字眼,而且它还牵连相生出一长串的意象图景。     

论"观物"与"观无"——儒学与现象学的一种融通

在汉语所表达的中国人的思想中,显而易见,我们的一切“观念”,皆出于“观”:观念是“念”,念出于“观”。然而在中国思想中,“观”有两层不同的意义:一是“观物”,是有所观之观;二是“观无”,是无所观之观。观物之所观者,或者是形而下的存在者、“万物”,或者是形而上的存在者、“道之为物”,故有所观;而观无之所观者,则是存在本身,是“无物”、“无”,故无所观。而在儒家,这种“无物”的存在本身,就是作为大本大源的生活情感,尤其是爱的情感;而观无作为无所观之观,实质上是一种生活领悟。这样的生活情感、生活领悟,是先行于任何存在者、任何物的“事情本身”。     

四句教新探

王阳明将无善无恶确定为心体,不只是为了接引上根顿悟之人,也不只是为了使人们更好地正心,而是要建立一个以无为本的哲学体系。这个体系讲的有是即无而有,不同于程朱之拘礼,同时它讲的无是即有而无,也不同于佛老之出世。以四句教为标志的阳明学说是三教融合的新阶段,也是宋明理学的新发展。     

试探阳明之心体与善恶

对王阳明善恶观理解的不同，是阳明弟子分裂为几个学派的内在原因。“王门四句教”是阳明哲学之浓缩，也是最易产生歧义之处。阳明的心体善恶观表明其心学不是求善的学术，而是发善的哲学，这就是“无善无恶与至善”的终极意义所在。     

论嵇康“声无哀乐”的哲学美学思想

嵇康一反传统理论，提出“声无哀乐”，认为“治世之音”、“亡国之音”之说是滥于名实的久滞之义。嵇康理论宗本于老庄之学，其意旨在“越名教而任自然”。     

中观学语言哲学刍议

宇宙万物都是依缘而起,都无自性,亦无自体,因而“空性”“毕竟空”“非有非无”之中道才是万物、诸法的真相、本质.所谓的“法体”不过是在语言意义上被实体化了的虚假存在而已.若执此法体为实有,无异于将“名言戏论”当作真理本身.中观学派认为,体悟了“诸法实相”之最高真理者即可成佛,因而成佛之道首先就是破除对“名言戏论”的沉迷.三论宗之祖吉藏提出的单、复、重复、竖深等四种四句理论是“不四”“绝四之理”为“体”而以“四门”“四句”为“用”之体用观.在吉藏看来,实相之理是绝于言诠的,但是,仍旧可以从“用”入手悟入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