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空间视角下的村落变迁与社区重建 ——对粤北客家农村“祖厅”的考察

从社会空间视角对村落变迁进行考察能够提供新的认识和启发。粤北客家农村是典型的宗族型村落空间系统,祖厅作为村落中的主要权威空间而存在。通过对祖厅的空间形式、价值及功能的考察,发现旧有的村落空间社会系统正在瓦解,作为熟人社会的村落共同体逐渐变得陌生化。要重建新社区共同体,必须加强对传统村落空间的保护和借鉴,注重新社区的空间建设。     

农业遗产视角下传统村落的类型划分及发展思路探索——基于江苏28个传统村落的调查

传统村落是认识和传承中华农业文明的根基,其健康发展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文章引入农业遗产的研究视角和分类标准,结合中国传统村落的特征和认定标准,将传统村落划分为五个类别:传统建筑型、农业景观型、农业特产型、工商贸易型、民俗文化型。通过对江苏传统村落的调查,总结发展中普遍存在的问题与误区,并提出基于村落类型特点和相关政策的发展思路:突出传统风貌,助力传统建筑型和工商贸易型村落发展;贯彻绿色发展理念,引领农业景观型村落发展;提高农产品附加值,带动农业特产型村落发展;重塑乡村文化,促进民俗文化型村落发展。     

乡村振兴与农村传统文化资源传承创新的村落社区机理探析

乡村振兴与农村文化资源传承创新之间是一种辩证统一的关系,二者统一于村落社区整体发展的实践过程中。在乡村振兴中实现农村文化资源传承创新,就是要以村落社区为基本载体,通过村落社区的整体发展来实现农村文化资源的整体性传承。基于南宁市的案例分析发现,村落社区农村传统文化资源传承创新与乡村振兴有效融合的机理表现为三种基本类型:村落自治组织引导下的草根文化团体、政社互动下的公共文化事业、资本和市场引导下的文化产业。要实现村落社区农村传统文化资源传承创新与乡村振兴有效融合,需要进一步从村落社区规划、村落产业开发、村落组织建设、村落主体培育以及多元主体参与等方面进行优化提升。     

乡村教育与社会流动：对皖南宅坦村的历史社会学考察

宅坦村是以胡氏宗族为核心、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村落共同体。为了弥补国家在乡村教育上的"缺位",胡氏宗族积极整合宗族内部的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发展乡村教育事业。胡氏宗族在乡村教育上的行动,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宗族成员的文化素质,进而推动着宗族成员的社会流动,完成从"民"到"官"或"民"到"商"的身份转换。社会流动并未导致胡氏宗族分崩离析,反而强化了宗族认同。     

乡土文化在“美丽乡村”建设中的保护与传承

“美丽乡村”建设关系到广大乡村群众的生存与发展,也关乎到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延续。为避免盲目追求速度以及经济效益所造成的乡村建设性破坏,以乡土文化与传统村落环境的共生性发展关系为切入点,运用建筑学、文化人类学、社会学、景观生态学、文化遗产保护等相关学科理论,探索乡土文化在当代乡村建设中所承载的重要文化价值。其具有促进社会和谐发展,凸显地域文化特色,提升生产、生活环境质量,推动乡村经济可持续发展等作用。乡村建设应以尊重传统文化根基为己任,通过“传承、保护”,“创新、新建”,“挖掘、改造”三种形式,在遵循保持、创新地域乡土建筑原则,延续、传承乡土文化资源原则,绿色生态可持续发展原则,产业导向多样性等原则下进行村落建设与改造,为当代乡村文化、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重要的物质空间环境保障。     

民俗传统与乡村振兴

民俗传统是乡村振兴的重要保障,民俗传统包含生态、生计、社会、信仰与道德伦理及村落文艺等五大类型。村落民俗传统助力乡村振兴有七大途径:利用村落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重建乡村精神传统;运用乡规民约之乡村自治传统,实现乡村德治、法治、自治的三治合一;传扬乡贤文化,发挥乡贤与民间组织在乡村振兴中的带动和组织作用;以村落节庆、人生仪式传统,增强乡村人际互动,传承与增进乡风文明;以村落口头传统、乡土表演艺术,讲好村落故事;从传统村落与环境协调的生态利用经验中,提炼民俗智慧,为当代村落布局、环境治理等提出对策性的研究意见;发掘村落生计资源,以地方物产、地方特色手艺来助力乡村生产。民俗文化传统助力乡村振兴主要有三大原则:保持和传承乡村民俗文化的品质特性,不能简单地将城市文化移到乡村;对一些乡村的村落传统应该有选择性地传承;要充分重视人、地、物有机复合,强调自然生态、人文生态和产业业态三态并重的整体复兴。     

乡村振兴视角下河南省传统村落建筑动态保护机制研究

乡村振兴需要充分利用乡村的优势资源,而传统村落建筑具有丰富的文化价值和旅游价值,是乡村优势资源之一,在乡村振兴视角下,如何在有效利用传统村落建筑的同时,实现村落建筑的动态保护,是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一个关键。从技术层面、制度层面、建筑文化层面研究发现,河南省传统村落建筑保护存在技术缺失、制度缺失、个性和共性缺失等问题,要实现乡村振兴与传统村落建筑动态保护的共赢,就需要我们以政府部门为主导,研发适宜河南省特色的技术保护体系,创新传统村落建筑保护和修复技术,建立正式与非正式一体的建筑保护制度体系,通过完善动态保护的制度体系,提炼个性化的保护模式,建立有效的专家体系,深度挖掘河南省传统村落建筑的文化价值,突出河南省传统村落建筑的文化个性,为乡村振兴与传统村落建筑动态保护耦合发展提供政策建议。     

农村文化资源传承创新视角下村落社区组织人才培育机制分析

在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下,迫切需要促进乡村文化振兴,为全面实现乡村振兴提供内在动力和精神文化保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奠定坚实的根基。乡村文化振兴的关键在于村落社区文化资源的传承创新,而村落社区文化组织人才的培育是农村文化资源传承创新的重要基础和保障。农村社区组织人才的培育必须与村落社区重塑相结合,对村落社区进行组织化再造,让人才培育融入村落社区日常生产生活,惟其如此,才能真正推动村落社区文化资源传承创新,才能为整个农村文化资源的传承创新提供坚实的组织人才保障。     

转型时期农村宗族问题透视——有关皖中Z镇云村的个案研究

宗族组织是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基础.在数千年的历史变迁中,宗族关系在发展中不断分化整合,其在各个历史时期的沉潜或繁荣直接受制于国家权力控制的程度.本文试图通过对皖中一个村庄的个案访谈引出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农民村落宗族问题的新发展日渐式微亦或是复兴重燃?同时也希望能够折射出转型时期农村社会发展的新特点.     

汉唐间乡村宗族存在形态考论——兼论中古乡村社会的非宗族化问题

在汉唐时代,乡村宗族是乡村百姓生活中的普通存在.所谓非宗族化的乡村只是这一时代部分乡村中的现象,就多数乡村而言,宗法血缘组织仍是最为常见的民间社会组织,只不过其存在的方式在不同区域、不同条件下具有不同的表现,或表现为同一宗族成员的聚居,或表现为同一宗族成员的杂居,或表现为同一宗族成员的散居.中国中古时代的村落是地缘外壳与血缘内核的组合体,这一构成对中国古代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     

传统村落立法保护的现实观照与完善理路——以中日比较为视角

传统村落是中华农耕文化的重要载体,也是地域文化根基和民族传统积淀的体现。通过立法保护有利于促进传统村落优秀文化遗产传承与弘扬、资源开发与利用、乡村文明建设与社会治理。我国传统村落保护地方立法先试先行,为保护本行政区的乡村文化遗产提供法律保障。但相较其他国家先进文化遗产立法,我国还存在立法依据缺少适应性、地方立法内容同质化突出、缺少国家层面专门立法等问题。因此,可以借鉴日本传统村落相关立法的专门性、综合性和体系性实践经验,完善我国文化遗产保护立法体系,出台专门性传统村落保护法律,促进传统村落相关立法的衔接与协调,建立促进传统村落立法实施的配套措施,以助力乡村文化振兴、传统村落可持续发展。     

社会参与传统村落保护的实践路径——基于永泰县的案例研究

传统村落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空间,实施传统村落保护是对乡村文化原真性和完整性的有力维系。社会参与传统村落保护能够通过发挥社会多元主体重要价值与功能,推动传统村落保护可持续发展和乡村文化振兴,建设和美乡村。基于社会参与传统村落保护的生成逻辑,探析传统村落保护的行动系统及协同机理。以福建省永泰县为例,梳理和阐释其在发挥社会力量、提升传统村落保护效能上的经验价值,提出社会参与下传统村落保护实现路径：优化传统村落保护人才开发机制,推动社会力量与社区主体的融合,加强社会协同的民间融资和信用监督体系建设。     

论民族手工艺作为传统村落振兴的文化资源——基于黔东南控拜苗寨文化现象的思考

我国"传统"村落的"传统"包含物质层面与非物质层面的内容。整合各个层面的传统文化资源以应对工业化带来的乡村困境,在全球已有先例——如日本"一村一品"运动、越南"手工艺村"运动以及英国"艺术与手工艺运动"等。在中国,以贵州省黔东南控拜苗寨为例,与银饰煅制技艺相关的文化活动充分体现出村民的文化自觉,也说明了民族手工艺文化与传统村落之间存在共生关系。民族手工艺文化是文化持有者自身所能把握、解释和利用的"地方性文化",因而也是民族传统村落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文化资源。     

信任:乡村社会结构变迁的社会资本基础——以江西省村落社区建设为例

江西省村落社区建设取得了众所周知的成就,已经在全国产生重要的影响。透视江西村落社区的变革,结合中国村落变迁历史可以看出村落在共同体和社会之间的变迁轨迹:从传统共同体到革命后的村落社会,从改革开放时代的经济社会到村落社区建设中的共同体回归。这一历史变迁中的核心变量是村落信任的变化,传统时代建立在宗族关系上的信任随着革命后的制度变迁被国家信仰替代,自由经济时代的物质崇拜也进一步替换了国家信仰,因此信任变得越来越淡薄。村落社区回归恰恰找回了村民之间的信任,因此积累了一定的社会资本,推动了乡村社区建设的发展。     

湖湘村落家园共同体意识在现代乡村社区中的培育研究

传统村落是典型家园空间的聚落共同体和文明汇集的共栖地。湖南乡村正处于包括传统村落在内的乡村社区向现代乡村社区转型的时期,而现代乡村社区培育既包括社区空间的合理营造,也包括凝聚家园共同体精神的社区文化建构。湖湘村落蕴含的空间伦理、审美观照和“家园共同体”意识,是现代乡村社区文化培育的基础。探究传统乡村景观中的空间特性、艺术审美、家园共栖意识等社区精神的现代延续与话语转型,是培育现代乡村社区文化的重要路径。     

刍议乡村公民共同体构建进路

共同体是人们彼此平等、相互关爱、和谐温馨的生活形态。我国乡村社会的历史形态包括传统的宗族共同体与村落共同体、人民公社时期的行政共同体,但随着乡村价值体系与社会关系图式从传统向现代的嬗变,这些共同体形态已不适应时代的发展要求,公民共同体的构建成为当前乡村自治的学理诉求与实践圭臬。公民共同体构建的现实进路是通过重塑乡规民约与发展公民教育、培育乡村公民社会、发动村民积极参与自治实践来培育乡村公共精神。     

中国传统村落文化景观的类型学研究

传统村落文化景观是文化遗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体现了人类与自然环境互动的结果,研究中国传统村落文化景观可以有力阐释中国乡村建设背后的文化意义,为乡村振兴拓展思路。以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和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数据库为数据来源,运用科学文献分析工具CiteSpace,针对2001—2022年传统村落文化景观研究的高质量文献进行可视化分析,从类型学视角解读中国传统村落文化景观构成要素的差异性,总结归纳中国传统村落文化景观的不同类型,探讨文化景观在传统村落发展演变过程中的文化属性,以此强调人与生存环境之间无法割舍的精神联系。     

互动与互构:乡村社区记忆建构中的宗族与国家基层治理

共同的乡村社区记忆是乡村治理的重要精神资源,宗族是乡村社区记忆建构的重要载体。宗族作为乡村社区记忆的载体在现代乡村社会治理中保持了连续性,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现代宗族的异化也使其在乡村治理过程中出现了断裂性。在乡村治理过程中,宗族与国家的关系以乡村社区记忆为中介,在共时上呈现出一种基于关系形态与政治行为的互动,具体表现为国家行政干预和国家转型是与宗族进退、宗族变迁的互相影响、互相交织;在历时上表现为基于国家治理条件与治理形式的互构,具体表现为国家治理根基和治理形式与宗族社会形态相互形塑、互为条件。以国家化的视角对以宗族为主要载体的社区记忆进行重建,重点在于理清村民自治组织与宗族之间的关系。一种途径是认识到宗族在乡村治理中与村民自治组织相融的一面,实现村民自治组织与宗族合作制;另一种途径是充分意识到宗族介入乡村治理的局限,实行村民自治组织与宗族彻底分离制,从而实现优化乡村治理水平的基层善治目标。     

乡村振兴中非遗“双创”与传统村落过疏化耦合治理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中共十九大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大历史任务。乡村振兴战略所提倡的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和组织振兴,与围绕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所展开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双创”模式,传统村落过疏化治理路径等领域面临的问题不谋而合。而非遗“双创”推动传统村落过疏化治理进程,传统村落过疏化治理促进非遗“双创”发展,二者存在着相互促进、交互耦合的关系。因此,通过分析双方的耦合作用机理,揭示要素、结构及功能之间的协同关系以及耦合所存在的阻力,并在此基础上对非遗“双创”与传统村落过疏化治理的耦合路径探索,有利于持续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顺利实施。     

传统村落"文化母本"的生成与转化

研究立足传统村落文化的“母体”特质，把其作为“文化母本”的概念。分析传统村落“文化母本”所具的母体意蕴与文化系统特性，探讨其文化生成的特质及现代转化的方法。从生成论与系统论角度，将传统村落文化视为文化生发的起点和“冶炼场”，为人类的繁衍与文化的生发提供孕育场和滋养力，是民族文化的孕育之源。传承和发展村落文化，是实现乡土文化资源的共生与转化利用的新路径，是促进和培育现代乡村家园社区文化建设的新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