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树一帜的艺术奇葩——浅议西北民歌“花儿”

花儿,也可称其为少年,是广泛流传于我国西北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四省(区)回、汉、东乡、撒拉、保安、土、藏、裕固八个民族中的一种独特民歌。它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曲调优美,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和高原风格,深受当地广大民群众喜爱,在我国民间歌谣的百花园中,显得尤为鲜艳夺目,别具一格,堪称我国民间文学艺术中的一枝秀丽多姿、丰彩闪烁的“艺术奇葩”。本文从花儿的定义、特征、分类、格律浅议花儿,旨在通过以上四个方面的分析使读者对花儿有初步的了解和认识。     

西北少数民族“花儿”的审美意蕴

文章从审美的角度,对西北少数民族“花儿”进行了分析。认为“花儿”内容上的山野气息、美的人格、泪水意象、悲剧精神与形式上的豪迈、悠扬、忧怨、缠绵共同构成了其美学意蕴。     

“花儿”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花儿”是西北民间文学样式之一,在多民族地域流传、在多民族间传唱,是促进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媒介,承载着多民族和谐共生的历史。“花儿”的广泛流传,对其流传地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意义和时代价值。要从“第二个结合”理论高度对其加以继承发扬,特别是深入发掘其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的时代价值,推动其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要发挥好“花儿”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的载体作用,利用好“花儿”与时俱进的歌词创作功能,利用好“花儿”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联结各民族情感的纽带作用,利用好“花儿”推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的功能,进一步推动西北地区各民族群众逐步实现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等方面的全方位嵌入,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     

关于西北口传民歌"花儿"中的牡丹

“花儿”是中国民间歌谣体裁形式,主要流传在中国青海、甘肃、宁夏地区,不仅在汉族群众中流传,也深受当地回族、东乡族、保安族、撒拉族、土族、裕固族群众喜爱,并因语言与曲调的差异形成众多分支。它的得名,一般认为是因在唱词中用“花儿”喻姑娘;起源于清代,也有人将其追溯到唐。“花儿”曲调总的特点是高昂优美,展示着黄河上游高山草原区的文化内涵。     

“花儿”研究与“花儿学”

“花儿学”著作出现之后 ,“花儿”研究走进了低谷。对“花儿学”的新理解———从“花儿”研究的其他领域 ,可能会使“花儿”研究范围得以开拓 ,但实践此研究方法的条件难以轻易完备。因此 ,对“花儿”研究的预测是 :过去的热闹局面不可能重现 ,但随着上述理论、方法的宣传和实践 ,有较高学术质量成果的出现是可以期待的。     

西北“花儿”与山西民歌的口头文本类比解读

＂花儿＂是流传于西北地区的民歌,是一种多民族民歌。山西民歌是山西省境内的居民所喜闻乐见的一种民间艺术形式。以＂花儿＂《下四川》与山西民歌《走西口》作为切入点,将二者放到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中去定位和探寻,解读和分析其深层的文化内涵,挖掘其历史文化意义和审美价值,通过比较研究揭示其一定的社会历史文化因素——背井离乡的共同主题,发现民歌内在的规律。     

目的论视角下的商务话语共同体建构

作为当前特殊目的英语研究的主要框架,话语共同体受到国内外很多学者的关注,但是对它的理论构建却进展缓慢。鉴于话语共同体的基础是体裁,体裁的主要参数是交际目的,本文尝试以哲学目的论为基础,另辟蹊径,构建以目的为导向的商务话语共同体,以期能为商务英语话语研究提供参考。     

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话语的生成与具象传播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团结话语和政治话语的重大创新与发展,该话语的生成是现实逻辑、理论逻辑、文化基因合力作用的结果。从现实逻辑来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话语生成是正确处理共同性与差异性的关系、抵制西方话语对中国民族政策污名化、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政策话语体系的现实需要。从理论逻辑和文化基因来看,唯物史观“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理论是话语生成的理论遵循、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民族团结理论是话语生成的理论指导、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团结文化是话语生成的文化基因。而话语生成之后,通过传播才能获得人们的认知和认同。因而,可通过修辞化、视觉化、音乐化、故事化等传播路径,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话语的具象传播,进而建构与增强人们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话语的认同。     

共同富裕视域下“一个民族不能少”的话语嬗变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和奋斗目标,也是新时代高质量做好民族工作的题中应有之义,必然要求“一个民族不能少”。以建党百年的大历史观审视党的民族工作,将“一个民族不能少”作为价值遵循是一条重要经验。百年以来,“一个民族不能少”话语经历了奠定共同富裕的政治基础、进行共同富裕的社会动员、确定共同富裕的政策保障和彰显共同富裕的时代目标四个表达阶段。虽然每一阶段的具体内涵不尽相同,但都致力于推动共同富裕,从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一个民族不能少”话语历经百年嬗变,既是一种价值遵循存在,同时也形成了较为完备的理论体系,主要包含主体、主题、主力等理论要素。话语来源于实践,也指引着实践的发展,“一个民族不能少”话语具有促进解决各民族地区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增进各民族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认同等实践指引价值,能够不断推动新时代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各族人民迈向共同富裕。     

现代性视域下的文学认同话语建构

现代性的深入一方面给中国当代文学带来了更为广阅的空间，另一方面也导致中国当代文学的困境生存。这种困境主要体现文学话语的失语所导致的认同危机。在这种语境下，文学中强调认同话语的建构意识也日益强化。文学认同话语的建构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文化寻根、文学怀旧和话语重塑。     

“寻根文学”与民族认同的建构

民族化是中国近现代文学所着力表现的主题,而1980年代勃兴的“寻根文学”也正是民族认同的文学话语建构。它是审视本土文化传统并受文化全球化的影响,尤其是西方文学艺术中对原始的崇尚与从原初寻根的潮流影响下的产物;它对民族认同的建构主要表现在神话叙事、文学传奇写作以及民族化语言与寓言式创作等文学话语层面;同时作品也表现了对本民族文化心理的暗示与书写。然而,寻根文学在民族认同建构方面仍显不够,不仅表现在需要深入的同时却嘎然终止,同时也有着对民族劣根性的过分暴露等。     

西北“花儿”的程式句法与方言

"花儿"作为典型的非遗,与其它的口传文学一样,在歌词中经常出现一些固定的、重复性的句式和词组,这些重复现象为歌手的即兴创编提供了便利,这是它的创编技巧,也正是这种程式化的句式和词组的变换与组装才构成了一首首完整的"花儿"。它的结构符合流传地域的话语结构模式,它的创编也与当地的方言不可分割,并用当地的方言来押韵。经过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程式是"花儿"创编的内在核心要素,它制约着"花儿"的创编、传播和接受的各个方面和环节,而这种程式根源于它的口头性。从程式句法入手来进行分析,可以更好地来理解它的构成特点。     

文学话语:可能生活的现代性建构

让文学摆脱黑格尔意义上的“终结”危险,最重要的就是要继续坚持将文学话语视作一种对可能生活的现代性建构。它必须能召唤现实价值并辩证地重塑它们。现代意义上的文学是一种诞生于启蒙时期的反思性话语模式,通过对现实的反思,文学不断为现实确立着新的内涵,这使得与文学话语相关的在场性,即话语背后对绝对性的意义保证,经历着不断的松动;到了20世纪初,语言哲学的发展又使这种松动达到了似乎可以取消在场性的程度。尽管在场性的松动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文学的自由,但又因为主体逐渐由在场性的生成变为意指性的生成,因此暗含着某种文学终结的危险。当下,我们必须重新思考文学的意义,看到对在场性的驱逐并不意味着绝对的不确定性,它只意味着进步的一个维度,意味着现代性对自身的认识更加全面。这一维度并不能取代所有确定性的生活维度。在解构之后,我们必须重新回到语言学转向的辩证时刻,意识到越是语言性的便越是现实性的,越是可能性的也就越是必然性的。     

重塑革命性:习近平“建设”话语的话语革新

改革开放是我国政治话语由"革命"话语转为"建设"话语的历史基点。但这一点两段之间亦有着紧密的联系和重大的阐发空间。自中共十八大以来,通过对世情、国情"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研判,习近平对"建设"话语进行了革命性的重塑,此一实践的重要一维就是重塑革命性。具体体现在三个层面:其一,揭示了重塑革命性的时代境遇,明确了这是一个需要应答时代之卷、讲好中国故事、高扬革命精神、发力价值引领的时代;其二,理清了革命性重塑的实践进路,基于双创的逻辑和共构地阐发,进行了回溯革命文化、续写革命精神、贯通本来将来的连续性论证;最后,锚定了革命性重塑的价值旨归,即书写新现代性、坚持中国道路,消解历史虚无、弘扬中国精神,夯实"建设"话语,凝聚中国力量。     

论西北民歌中的“润腔”唱法

以西北民歌(主要是陕西民歌)为例,探讨了民歌中"润腔"唱法的诸多表现形态,从而展现西北民歌中"润腔"唱法的独特性,并希望从中获得一些有益于中国民族唱法的启示和经验。     

“民族寓言说”之谬及鲁迅作品在美接受的现代性问题

詹明信1986年论文《多国资本主义时代的第三世界文学》将鲁迅作品《狂人日记》定义为民族寓言的典型,并论断"第三世界文学都是民族寓言",弱化鲁迅作品中的文学内涵。本文在梳理鲁迅作品在美国的接受现状的基础上,分析"民族寓言说"的内在文化逻辑,并进一步指出其谬误产生的主要原因是对鲁迅作品中的现代性诉求所作出的有意识的误读,以及对这种误读行为的无意识效仿,表现为"被忽略的现代性"与"被译介的现代性"。     

民族国家话语焦虑与“新民”视野下的“英雄”想象——以报刊史料为中心的讨论

创建独立自主的现代民族国家,作为晚清"现代性"的中心内容其重心落在建立现代民族国家主体即"新国民"上。对于这样一个未知的"主体"的寻找"、想象"与构造,折射出近代以来尤其是晚清知识分子在现代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由于本土话语资源的缺失造成的焦虑。"侠"与"英雄"的想象,正是在这个背景下被重新启用,而"启用"并不意味着简单的"复活"与"复制",而是意味着在新的"时势"下加以"重构",淬厉"其"旧",采补"他"新",后者构成了"英雄"想象的"现代性"起点。     

河湟“花儿”的民族特征及其传承

河湟“花儿”以其古朴原始的风貌，体现了青海各民族人民生产、生活的特征和审美情趣，具有较高的生态文化价值和人文价值。从文化人类学角度看，河湟“花儿”艺术积淀厚重，内容丰富，形式独特，凝聚着青海各民族群众的理想与感情，在青海区域性文化圈中占有重要地位。因此，应加大对河湟“花儿”传承与保护的力度，使之成为西部民歌中的标志性艺术精品。     

李文实教授与“花儿”

李文实先生是一位较早的“花儿”研究者,他从“花儿”与《诗经》的比较、“花儿”与散曲的比较,“花儿”的产生等多方面、多角度对“花儿”进行了研究,其研究成果成为“花儿”研究中的奠基鼎力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