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建设》（1952—1966年）西藏报道的国际传播策略及现代启示

向世界讲好西藏故事肩负着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对外塑造我国边疆民族地区形象、争取对外反分裂斗争国际话语权的历史使命。建国之初的英文外宣期刊《中国建设》的涉藏报道对此作出了有益探索。该刊西藏报道的国际传播策略包括以民间主体传播信息、以受众需求为导向、通过议程设置引导舆论、以人民视角展开叙事、善于运用平衡报道等。这启示我们,要注重发挥多元话语主体的对外传播功效、主动设置西藏外宣议程、构建涉藏对外传播话语体系、发挥网络空间短视频生活化叙事优势、发掘蕴含于西藏治理中的价值叙事以向世界讲好新时代的西藏故事。     

超人神话——美国的民族志研究与神圣叙事

文章结合文本分析与民族志式田野作业，旨在通过超人的案例来探究如何理解今日的神话。文章以访谈内容、大众流行文化和民俗为分析材料，关注神话的功能和语境，探讨神话的神圣性、民俗的形式、围绕超人行动产生的争议以及谁在讲述超人神话等问题，从喜爱超人的受众群体的主位视角出发，根据话语和行为去理解人们的所思所感，以揭示为何超人可以成为神话以及现代社会中的神圣叙事体现出了何种功能，进而从人们赋予超人以意义的角度来展示超人叙事的神话特质。     

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逻辑关联 ——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体会

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在现代国家建构视角下,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和中国式现代化表现为互相促成的逻辑关联和功能关系,分别发挥支撑与指向的功能作用,统一于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条件。多元一体的结构格局建设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政治和文明两方面的显著优势;团结统一的内部秩序建设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安全保障,有助于避免认同危机、防范化解风险隐患;命运与共的共同愿景建设促进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实践动力。中国式现代化是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发展指向,在性质指向上要求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内容指向上要求开展与“人口规模巨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相适应的内容建设;在价值指向上要求以“自由人的联合体”为远大理想和价值追求,努力促进各族人民的全面发展。维系并深化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逻辑关联,要重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联系纽带作用。     

民族地区乡村振兴与“全方位嵌入”式社区建设:契合、互促、共生

民族地区乡村振兴与“全方位嵌入”式社区建设是实现民族地区现代化建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两项基础性工程。以乡村振兴与“全方位嵌入”式社区建设在“理论—历史—现实”三条线索的契合逻辑困惑为切入点,试图从学理层面、实践层面阐释民族地区乡村振兴与“全方位嵌入”式社区建设的多维联系及其在现实交织中互促互进的多重演绎。由此预见,二者的共生价值不仅能够体现在缓和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在民族地区的呈现态势,也能够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坚实的民意基础,同时也有助于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整体推进。     

民族国家叙事与复线历史之争——杜赞奇《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解读

杜赞奇在其著作《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一书中,讨论了线性历史和民族历史叙事的结合对于历史真相进而对于真理的“遮蔽”作用,提出用复线的历史观以及叙述话语来书写历史,用以还原历史的多样性.这对我们重新审视和认识当前历史书写方式确实不乏启示意义,但怎样全面认识我们已有的历史叙事,又如何用“复线历史”的观点来重新审视过去,以及能否恢复历史之“真”,这些问题仍然值得进一步商榷和思考.     

中国农民画文化实践的历史出口

中国农民画是20世纪50年代乡村社会建设中出现的一种农民文化形式。此后七十多年的实践表现出鲜明的意识形态属性。在“农民的终结”“村落的终结”“离土中国”等话语情境中,它已经成为国家倡导的人民性文化实践的一种现实方案,其丰富的过程被包含在中国式农民文化现代化的逻辑之中。农民画的文化叙事实质是农民文化史书写的一种方式。农民画作者群体通过这个方式建构了自己作为文化主体身份的历史,因而农民在社会主义文化创造中获得了自身文化主体性的本质身份。这个结果标志着中国农民正在实现社会化的现代转型,蕴含着城乡文化一体化融合的历史性趋势。中国农民画的文化向度是乡村文化现代化探索的结果,也是以农民画为代表的中国农民文化实践的历史出口。     

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下当代少数民族题材记录片的创作演变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党和国家基于民族工作新形势部署的新战略。作为民族话语重要文化载体的中国少数民族题材纪录片见证并勾勒了其话语表达逻辑及实践机理。从主流意识的“政治宣传”到民族文化“共生交融”,从话语主体的“他者言说”到“开放自述”,从镜头对准“集体形象”转向聚焦“个体形象”,折射出我国民族共同体话语建构传播的递嬗性超越。作为民族话语重要文化载体的中国少数民族纪录片一方面应以植耕历史,加强对各民族优秀文化的挖掘和阐发,表达文化诉求,促成各民族间的认识、认知、认可、认同,进而在精神层面生发持久、恒定的态度与力量。另一方面从人本角度出发,思考“人的自我发展”、“人与他者”、“人与世界”的多元伦理关系,互相接纳,互相启迪、互惠利他,在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中解决现实生活中的生存生活困境,在共同体谱系中实现个人、民族的价值追求。     

《羊脂球》隐含的叙事结构

《羊脂球》是奠定莫泊桑"短篇小说之王"地位的一块极具重大意义的里程碑,它给当时乃至后世提供了一个文化的镜像。本文从故事的叙事逻辑着手分析,借用法国著名叙事学家布雷蒙的复合叙事方法,来说明叙事序列之间的逻辑关系,以此探求该篇小说的隐喻式人文关怀。     

“十七年”时期中国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的共同意识叙事

以“共同意识”作为切入点，采用较为深度的泛文本语境方法，对“十七年”时期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作品进行叙事层面的剖析，尝试对其间的话语策略进行归纳，并着重探讨其如何通过影像化、故事化叙述共同历史、共同故事，诠释民族关系和党的民族理论与政策，探讨影像与时代话语间的互动关系，分析个体身份与中华民族认同的建构路径。这一时期有着独特的叙事话语方式，总是倾向于以国家话语统合族群、家庭观念，以家国情感取代个体情感，以阶级认同重构他者阵营、以阶级矛盾替代故事冲突从而实现国家意识形态融入民族题材的书写；其间旖旎多姿的少数民族地域风光再现、与汉杂糅的少数民族民俗风情再造、敢于斗争的少数民族女性形象塑造，又在一定程度上成就了民族话语对国家话语兼容之下的“黄金年代”，并成为时代符号而深深嵌入一代观众的集体记忆当中；还多采用黑暗与光明的象征、身体与疾病的隐喻、身份与认同的建构等方式进行共同文化的叙事。经由国家话语的规训、民族话语的兼容以及“国族、家国同构”的话语体系，如何建构关于新中国的文化想象与共同体想象，塑造出一个通过异域空间、民族风情、人物形象等景观展示出来的“共和国”，将各民族同胞通过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凝聚在一起，通过“讲述过去”“讲述当下”，进而“塑造未来”，从而印证“意识形态工具是‘十七年’时期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的话语本质”这一结论。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边疆叙事向度：谷苞先生中华民族共同性思想的主要内涵与重要贡献

谷苞先生基于传统边疆“文化主体性”叙事中轻视边疆人文贡献、单线叙事遭遇挑战以及费孝通先生提出的“民族区域观”等理论基础,提出中华民族共同性思想,其内在涵括农业区和游牧区的互补共生、农耕与游牧均依托土地辛勤劳作以及两大区域均秉持“大一统”理念等内容。该思想既有别于传统的边疆观,也跳脱出西方“共同领域”内在逻辑,为赋能边疆治理现代化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谷苞先生从中华民族多元主体交融互动的角度理解中华民族的发展演变,提出中华民族共同性思想理论,对当前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的构建有着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     

现代价值再创造：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礼仪伦理认同路径研究

礼仪伦理是中华各族人民在修身、行事中所遵循的行为规范与价值准则，是各民族共情、共享、共生的隐喻纽带。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现实视阈下实现礼仪伦理的现代价值再创造，通过理论逻辑中蕴含的文明共同与“古今通理”、社会交往与“形神统一”、民族互嵌与“美好生活”，并以“礼”为核心在历史逻辑表达中构建了各民族在生活礼仪上的“互联共同体”、人生礼仪上的“纺绳共同体”和生产礼仪上的“命运共同体”，在理论逻辑和历史逻辑的交织叙议中彰显中华民族共同体伦理中的礼仪伦理理念、契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礼仪伦理维度、把握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礼仪伦理实践以及提升中华民族文化软实力的礼仪伦理价值，呈现出礼仪伦理价值效能的实践逻辑。     

让“意识”运转起来：“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中国式现代化的法治范式

从“两个共同”到“一个民族也不能少”的理念深化，以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各民族共同富裕的目标衔接，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向“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融入勾勒了时代背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之所以能够嵌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乃是因为其已经实现了属性“聚合”，集政策属性、制度属性与规范属性于一体，演化出独特的法治新功能。鉴于中国式法治现代化内含着立法现代化、司法现代化和执法现代化三个主要环节，面向未来，需要分别通过“技术在场”“方法在场”和“价值在场”三重变革，延续“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密切合作机制，在中国式法治现代化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夜深时分》的叙事分析

柳德米拉·彼得鲁舍夫斯卡娅是当代俄罗斯著名的女作家，与乌利茨卡娅、托尔斯泰娅并称“俄罗斯女性文学的三套马车”。彼得鲁舍夫斯卡娅的代表作《夜深时分》不仅真实地再现了普通人的生活图景，更展现出作者高超的叙事技巧。本文从视角、叙事话语和叙述时间三方面分析《夜深时分》的叙事特色，探求作者的叙事手法所取得的效果和意义。     

海外侨胞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历史逻辑和新时代启示

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大报告中首次提出“中国式现代化”,要求“动员全体中华儿女围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一起来想、一起来干”,这是对民族工作和侨务工作的重要指引。广大侨胞是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重要力量，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参与者和贡献者，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推动他们积极参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根基和条件。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反过来增强了海外侨胞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弄清海外侨胞参与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历史逻辑，对于理解、落实二十大报告中提出的“形成共同致力民族复兴的强大力量”这一要求，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国际传播新进路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基于“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特质与“人民至上”的社会主义原则,初步建构起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话语与叙事体系。该体系初步具备融通中外的国际传播特质,以及理念宣示、政策宣介和舆论斗争的国际传播功能,对于破除西方媒体制造的虚假、扭曲、片面的民族刻板印象,树立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华民族形象具有重大意义。当前,中华民族话语与叙事体系正在迎来时代性、超越性的范式转换。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国际传播新进路,就是要在中华民族复兴的斗争实践基础上,以破立并举的勇气加快构建融通中外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与叙事体系,积极塑造中华民族的共同体认知,坚决捍卫中华民族的共有精神家园。     

个性、灵感和体验：中国民族博物馆“家庭模式”的个人叙事研究

近十年来,在文化遗产保护、民族旅游的双重影响下,中国民族地区逐渐兴起由家庭组建的民族博物馆。与传统民族博物馆的叙事不同,民族博物馆的“家庭模式”逐渐萌发出多元主体的“个人叙事”。这些“个人叙事”既超出传统的“国家叙事”和“族群叙事”,又与“国家叙事”和“族群叙事”交织、共融。一方面,博物馆创办者或展品制作者,以展示个人经历和艺术化生活的方式呈现“个性”和“灵感”,进而塑造了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和个人的独特价值,创设了人际的深度对话;另一方面,多元主体通过呈现围绕文化遗产展开的交互“体验”,梳理博物馆创办者及其亲属、社区成员、游客、族群、国家等“参与者”的关系和责任,构造了文化遗产的情感价值和“参与者”的公共价值。中国民族博物馆“家庭模式”的个人叙事,实质上是当代社会多元主体共同塑造的“神话”：赋予个人生活以意义感和目标感,并在“延续”和“共享”文化的神圣意义下创造情感连接、社会联结乃至人类与自然的融合。     

从节日影像志看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与认同

从政治、文化和经济等维度来看,中华民族始终是连续的超稳定体系,多民族相互融合、相互促进、携手共进,这是中华民族自然空间、历史起源、文化发展和媒介叙述共同作用建构的。这些“各美其美”与“美美与共”的民族文化景象,值得影像媒介去系统化深描。各民族节日影像志以一种深描的方式,从根深蒂固的民族节日文化中,洞察鲜活的中华各民族文化新常态：各民族传统节日文化“各具特色”,少数民族节日中地方文化与官方话语“和而不同”,社会关系和社会变迁嵌入影像叙事彰显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时代之音”,由此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认同、自信与自觉,建构起丰富的民族形象和文化肌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下我国当代少数民族题材纪录片叙事演进探赜

中华民族话语的构建与传播始终与媒体叙事休戚相关,民族共同体的理论面向与伦理意蕴是在媒体话语传播中不断书写、强化、创新、发展的。从新中国成立、改革开放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作为民族话语重要载体的中国少数民族题材纪录片因时而变,因势而新,叙事传播语境由政治宣传到命运共同,叙事主体由客位主导转为主客互文,叙事方式由宏大到微观。梳析纪实影像叙事中共同体意识的脉络与趋向,将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传播实践提供现实参考。     

共同体视域下中国式现代化的边疆实践研究——以新疆地区为例

中国式现代化的边疆实践,是新时代以来党推动边疆地区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成功实践的系统论述和经验总结,具有共同性、开放性、可持续性等地域特征。中华民族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地球生命共同体“三个共同体”构成了边疆地区现代化实践的三重演进逻辑。研究表明,坚持把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作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措施;坚持把统筹安全和发展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科学指导;坚持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作为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的价值追求是中国式现代化在新疆成功实践的主要表现。中国式现代化的边疆实践为世界各国解决边疆问题提供了一条可选择、可复制的现代化道路。     

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广东实践

结合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地方政府如何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已成为当前研究热点。从理论层面分析,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有着丰富的内涵,其涵盖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属性特征、前提条件和关键变量;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共同体建设有相互契合的逻辑,其包含中央提出的“五位一体”战略布局、“四个与共”的共同体理念、新时代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十二个必须”等重要论述;在新时代构筑民族事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现实依托。从地方实践层面分析,广东民族工作通过创新党建引领的体制机制,破解基层民族聚居社区治理难题;通过各类培根铸魂的育人工程,开展少数民族班教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改进多民族聚居社区互嵌格局,激发老街区新活力,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发展为载体,在文化创意方面搭建中华民族共同建设的平台;积极探索社区治理的国际实践,将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的有益经验移植到国际化社区治理工作。上述创新模式与方法,从不同维度、广度和深度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