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匹配理论及其实证应用新进展北大核心CSSCI

婚姻匹配问题(即谁与谁结婚问题)是婚姻经济学中的重要问题,婚姻匹配问题的研究自延迟匹配机制提出以来已取得了长足的进展。近年来随着实证工具、方法和微观数据的不断完善,婚姻匹配的实证应用越来越多。但从现有的研究来看,运用匹配理论对婚姻问题进行系统性、理论性的探讨在中国仍然较少,相关实证研究更少。本文首先论述8种主要的婚姻匹配模型及其在实证研究上的应用及各类模型的适用条件及改进空间。其次阐述各种婚姻匹配模型在估算婚姻收益及其影响因素、结婚率及其影响因素、婚姻市场的正向匹配及其成因、彩礼和嫁妆、结婚和离婚等多个领域的实证应用最新进展。最后介绍婚姻匹配模型在中国婚姻市场的相关应用研究。决定婚姻匹配的因素众多,有诸如收入、教育水平、年龄、宗教、外貌等因素,但以往的研究较多使用对数线性模型对婚姻匹配问题进行实证研究,直接利用匹配模型进行实证研究是婚姻经济学的一个新的研究领域。从实证和理论角度利用婚姻匹配模型对影响婚姻形成的因素进行研究有利于理解中国婚姻市场的稳定,中国婚姻匹配模式的变化,婚姻对经济和社会的影响。     

生育需求、婚姻匹配与夫妻初婚年龄差距——来自中国城乡家庭的研究

本文建立两时期婚姻搜寻模型,用以解释在性别间存在可生育年龄生理差异的基础上生育意愿对男性与女性婚姻搜寻行为以及婚姻匹配模式产生的影响。在此基础上,采用CHNS(1993)抽样调查的微观家庭数据,通过构建两个计量模型从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来分析生育率对婚姻匹配模式的影响。首先运用CHNS微观家庭数据对家庭层面中孩子数量与夫妻年龄差距之间的联系进行实证研究,对农村家庭的回归结果显示孩子数量与夫妻的年龄差距具有显著的关系,具体而言,家庭中每多1个孩子,夫妻间的年龄差距也随之扩大0.27年。其次从宏观的角度运用Difference in Difference(DID)的方法来分析生育政策对婚姻匹配模式产生的冲击效应,实证分析计划生育政策实施后生育率的变化对我国城乡地区婚姻匹配产生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计划生育政策实施以后生育率出现了下降,家庭的生育需求受到抑制,造成了政策实施后夫妻初婚年龄差距的下降。在生育需求受到计划生育政策影响更大的农村地区中夫妻初婚年龄差距随着生育率的快速下降出现了更为显著的缩小。研究结果表明生育需求是影响婚姻匹配模式的一个重要因素,计划生育政策实施后生育率的变化对我国城乡地区夫妻初婚年龄差距产生了显著的影响。     

近40年我国18～59岁初婚夫妇婚姻匹配变动的城乡差异性分析

本研究利用国家卫生计生委2014年中国家庭发展追踪调查数据,对1975年(含1975年)之后结婚的18~59周岁分城乡初婚夫妇的婚龄匹配和教育匹配及其变动情况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城乡初婚夫妇的婚龄匹配依然以传统的"男大女小"模式为主流形态,主要介于丈夫小妻子1岁到丈夫大妻子4岁之间;随着时代的变迁,总体上看,农村和城镇初婚夫妇平均婚龄差(绝对值)的均值呈上升趋势;农村和城镇初婚夫妇受教育程度越高,越倾向于找年龄相同或相近的配偶。在初婚夫妇教育匹配上,同质婚和异质婚中的"男高女低"仍是中国城乡婚姻匹配的主要形式,教育匹配的同质婚更多地表现为夫妇双方自身的受教育程度的对等;由于教育普及、高校扩招以及妇女经济社会地位逐步上升、性别平等推动等因素的影响,女性的受教育程度不断提高,两性教育水平差异不断缩小,初婚夫妇教育匹配异质婚中"男高女低"的占比逐渐下降,而教育匹配的同质性则呈现逐步上升的趋势;受教育程度越高的适婚人群更倾向于选择与自己受教育程度趋近的配偶,因此,女性在择偶过程中选择比自己受教育程度高的配偶的可能性和倾向性也越来越小;另一方面,我国教育获得的区域发展、城乡发展都不均衡,一些地区尚存在性别差异,而同质婚的增加和异质婚"男高女低"婚配模式的减少使得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群难以通过婚姻实现社会流动,特别是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农村男性可能在择偶时面临更为严峻的困境。     

城乡融合视角下中国婚姻匹配模式的差异与长期趋势:1960~2018北大核心

从城乡融合发展视角出发,系统比较1960年以来基于夫妻户口类型划分的4类城乡婚姻的教育地位匹配模式及其变化趋势。通过运用rank-rank相关系数和“交换指数”反事实分析等前沿方法,整合分析2003~2018年间各期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和201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两项全国代表性大规模社会调查数据所包含的81756对夫妻,发现中国婚姻匹配模式长期存在明显城乡差异,双方均为城镇户口的夫妻的教育地位同质性程度远高于一方或双方为农村户口的夫妻,而高等教育人群的婚姻匹配行为是塑造该城乡差异的重要原因。跨城乡户口通婚的夫妻在改革开放以来呈现非对称的户口-地位交换模式,长期面临双方相对优势无法互补的困境。这些发现反映了城乡社会发展长期失衡对婚姻匹配模式的深远影响,对探讨促进城乡融合与人口均衡发展的政策有一定借鉴意义。     

北京市近年婚配状况的特征及分析

婚姻本质上是男女双方的选择和匹配过程。文章基于北京市2004～2009年的婚姻登记数据库,对夫妇双方在年龄、城乡户籍、地区户籍、学历、婚次、民族和职业等方面的匹配状况和特点进行分析,印证了婚配过程中同类匹配和婚姻梯度的存在。从时序上看,夫妇双方的年龄日益趋近,人口流动也促进了跨地域通婚的增加,这些特征改变了传统的婚配走向,使婚配更具开放性;但夫妇学历的日趋般配和跨城乡通婚的减少,也显现出婚姻匹配走向封闭的特征。基于社会交换心理所形成的男女双方不同特征属性之间的优劣互补,使婚姻梯度所造成的夫妇间的差距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减弱,从而形成同类婚配、且丈夫的综合条件略高于妻子的总体婚配特征。在大城市中,受婚姻梯度的影响,往往是条件优秀的女性承受更大的婚配压力。     

我国义务教育发展现状、趋势及对策研究

人口的文化素质直接与人的受教育程度有关.运用SPSS统计软件的方法对第四次人口普查、1995年1%人口抽样调查和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进行分析,可以看出,我国的人口素质有了很大提高,义务教育基本得到普及,中高等教育进一步得到发展,文化构成上的性别差异也在缩小,但城乡间、地区间的差异仍然存在.     

城镇居民婚姻匹配和家庭收入变动:1991—2009北大核心CSSCI

文章利用1991-2009年的中国营养与健康调查数据,考察婚姻匹配对第一阶段（1991—1997年）和第二阶段（2001-2009年）家庭收入的影响。研究发现在绝大多数分位数上,同质性婚姻匹配对家庭收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在多数分位数上婚姻匹配对第二阶段家庭收入的影响系数大于第一阶段,说明随着市场化过程的深化,同质性婚姻匹配对家庭收入所起的作用逐渐增强。此外,跨期的家庭收入变动分解结果表明同质性婚姻匹配是家庭收入跨期差距的重要原因;尤其在低收入分位数上,同质性婚姻匹配对跨期收入差距的贡献更大。     

内蒙古人口的文化素质

人口的文化素质直接与人的受教育程度有关。运用 PEMS统计软件的方法对第三、第四次人口普查和1 995年 1 %人口抽样调查资料进行分析 ,可以看出 ,内蒙古的人口素质有了很大提高 ,中高等教育得到普及 ,文化构成上的性别差异也在缩小 ,但城乡间的差异仍然存在     

高校扩招对我国初婚年龄的影响——基于普查数据的分析

利用第五次和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考察了自高校扩招以来我国人口受教育结构发生的巨大变化对我国初婚年龄的影响.结果显示,高校扩招后,我国各年份出生同期人的中位初婚年龄持续上升;在2010年,受益于高校扩招的适婚人口的已婚比例相比2000年同龄人的已婚比例显著下降,且受高等教育人口的已婚比例低于未受高等教育人口的已婚比例.高校扩招带来的人口受教育结构变化对我国初婚的推迟现象具有较强的解释力,解释力表现出随年龄增加逐渐减小的特点,并具有性别差异,其中对“六普”时点23岁的男性解释力高达78％,对23岁女性的解释力亦超过50％.     

婚配结构对夫妻婚后幸福感的影响研究——基于夫妻年龄、学历和家庭背景的对比分析

本文利用2006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CGSS),对中国过去几十年婚姻市场的匹配情况进行了分析,并实证分析了年龄、 学历、 家庭背景三种婚姻匹配模式对我国居民婚后生活幸福感的影响.结果表明:(1)我国婚姻市场的婚配模式在年龄、 学历和家庭背景方面存在"男高女低"的婚姻梯度现象.但随着时间推移,男女之间的这种梯度差距在逐渐缩小,特别是在学历和家庭背景方面体现的十分明显;(2)在年龄、 学历和家庭背景三种婚配模式中,夫妻的年龄差异对男性和女性的婚后幸福感没有显著影响,学历差异会同时影响男性和女性的婚后幸福感,而家庭背景差异仅对女性的婚后幸福感有影响;(3)家庭背景方面,女性在嫁给一个家庭背景好于自己的丈夫时,其生活幸福感会明显提升,但这种效果更多地存在于农村.对城市女性而言,家庭背景的差异对她们的幸福感没有显著影响.     

教育水平显著提高,扫盲任务仍很艰巨

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表明,在20世纪90年代,由于教育事业的迅猛发展,我国人口的受教育水平得到了显著提高.具体表现为:     

中国高等教育年龄人口总量、 结构及变动趋势

以1982年以来的人口普查数据为基础,以年龄别受教育模式、 平均受教育年限和预期受教育年限为主要测量方法,分析中国高等教育人口总量、 结构和存在的主要问题.通过递进人口预测模型,预测中国高等教育年龄人口总量、 结构和变动趋势.研究认为中国高等教育年龄人口总量进入下降阶段.各年龄队列之间人口规模从差距巨大,向差距显著缩小转变.预计今后高等教育年龄人口规模将持续稳定下降,人口规模从2015年的12849.16万人下降到2035年的9114.74万人,比2015年减少3700多万人,下降幅度接近1/3.未来的高等教育年龄人口在校规模具有很强的不确定性.预计2020年之前高等教育年龄人口在校规模处于下降趋势,2015年至2020年保持在3000万—4000万之间.     

中国男性婚姻挤压的态势与特征——基于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

基于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并结合第四、五、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全面分析近年来中国男性婚姻挤压的态势与特征。研究表明,男性婚姻挤压现象及其后果已全面显现：2010～2020年全国婚龄人口性别比急剧升高,预计2036年将升至峰值116.13;与以往主要集中在社会经济发展较为落后的地区不同,当前经济发达且城镇化率较高地区的未婚男性过剩现象也逐步显现;男性婚姻挤压导致男女两性间初婚水平和模式的差异巨大,男性初婚概率较女性明显偏低,未婚男性成婚期望年数大幅增加;农村大龄未婚男性的规模始终较大、比例始终较高,城镇大龄未婚男性群体也日益凸显,2010～2020年45岁及以上城镇未婚男性由176.04万人增至387.77万人;大龄未婚男性的经济资源相对匮乏,对最低生活保障金的依赖加重,在老年阶段处于不健康状态的比例上升且独居比例较高。     

中国出生人口月度模式及其特征研究——基于第六次和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

生育不仅是人类的自然行为，也是复杂的社会行为，人们的生育行为选择受诸多社会经济因素的影响。本文利用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和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提出了“标准月”的概念，并将其用于校正两次人口普查前一年12个月的出生人口数，然后计算中国出生人口的月偏移度，并进一步从省区差异、城乡差异和性别差异的维度分析中国出生人口月偏移度的基本特征。结果发现：中国出生人口的月度模式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和独特性。总体上，普查前一年11月至后一年3月出生人口明显偏多，4月至10月出生人口明显偏少。中国出生人口月度模式具有一定的区域差异，天津、黑龙江、山东、陕西4个省（市）月出生人口离散系数明显偏高。出生人口月偏移度的城乡差异较为明显，城镇高于乡村。中国出生人口的月偏移度的性别差异并不明显，不存在男孩或女孩出生高峰月，男孩与女孩的出生月份分布模式几乎完全一致。基于本文研究结论提出以下两点建议：一是教育行政部门调整小学生入学年龄的计算日期限制，建议调整为从入学当年8月31日至12月31日期间年满六周岁，这样能够保证让同龄学生可以在同一年入学；二是建议育龄夫妇在备孕过程中避免刻意通过各种手段预知胎...     

1990～2020年中国的婚育推迟：变化趋势与典型特征

基于1990～2020年历次全国人口普查和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对中国不同人群婚育推迟的变化趋势与典型特征进行分析。研究发现，中国平均初婚年龄不断提高，初婚推迟在城乡普遍发生但并不同步，2000～2010年城市初婚推迟快于农村，2010～2020年农村初婚推迟加快，导致城乡差距先拉大后缩小；受教育程度提高显著推迟人们的初婚时间，其中，高等教育的影响存在性别差异，其在推迟男女两性初婚时间的同时，降低了男性终身不婚的可能性；中国育龄妇女生育率曲线的峰值向右向下移动，城市育龄妇女生育峰值年龄推迟更快；育龄妇女平均生育年龄不断提高，2000～2010年生育推迟速度快于2010～2020年；各孩次平均生育年龄均不断推迟，其中，一孩和二孩生育推迟更明显；不同受教育程度的育龄妇女均表现出生育推迟趋势，且受教育程度越高，生育推迟越明显。     

中国女性的职业文化程度和职业地位评估

中国第四次人口普查数据结果显示：中国现阶段按职业划分的人口文化程度存在着明显的性别差异。研究各个领域中不同性别人口所具有的文化程度优势和职业优势，能使我们对女性在各类职业的地位和作用有一个清晰的定量认识，从而使我们在今后制定各项政策中，更好地贯彻“男女平等”的原则，发挥女性“半边天”的作用．与男性共建我们的现代化国家。一、中国各类职业人日文化程度现状与性别差异按文化程度综合均值①概念指标的含义，一个职业人口文化程度的综合均值即是此职业全体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利用中国第四次人口普查中的按职业和文…     

婚姻的教育匹配:50年来的变迁

文章利用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研究1949～2000年50年来婚姻教育配对程度变迁和模式的变化,发现20世纪80年代以后教育匹配的同质性上升迅速,其主要原因在于"跨层"婚配的难度的上升和对角线模式的强化.这暗示着在社会结构激烈变动分化的转型社会,在市场不确定性的压力下,择偶模式发生了同质性回潮.     

同质婚、交换婚与当前中国社会的婚姻壁垒北大核心CSSCI

婚姻壁垒是测量不同社会群体通婚难易程度的重要指标。当前中国社会不同群体间的婚姻壁垒究竟有多高?以往研究虽有涉及,但未重点讨论并进行定量测量。文章利用2012~2013年"社会发展与社会建设"全国调查数据,测量不同教育水平、社会阶层地位和收入水平群体间的婚姻壁垒状况。对数线性模型和序列逻辑斯谛回归分析结果表明:教育婚姻壁垒最高的是男大女小的传统婚配年龄组;阶层婚姻壁垒的强度随着阶层地位的提升而增加;收入水平越高的男女双方结婚的概率越高,相比中等收入及以下群体,中高收入和高收入群体内部通婚概率更高。婚姻壁垒高高竖起,各类同质婚而非交换婚是当前社会婚姻匹配的主要模式,社会不平等通过婚姻壁垒得以塑造和延续。     

广东省流动人口典型化特征识别与启示

广东省是经济人口大省和全国人口流动主要目的地,识别其流动人口的典型化特征有利于充分发挥人口红利的积极作用。本文利用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分析广东省流动人口的构成和来源地情况,研究流动人口的性别比、年龄结构、受教育程度等人力资本特征,流动人口的区域分布特征及其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关系。研究发现,广东省流动人口具有规模大、年龄结构轻、抚养比低、受教育程度高、分布聚集度高等特征,为广东省经济发展提供了丰厚的人口红利。本文提出创新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制度,提升流动人口规模质量,促进流动人口分布与广东省经济发展格局协调匹配等建议。     

中国分性别婚姻推迟及其补偿研究北大核心

自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我国人口出现了明显的婚姻推迟现象。婚姻推迟与补偿问题不仅关系婚姻家庭本身,而且与生育水平紧密相关,因而受到广泛关注。然而,以往相关研究存在以下不足:第一,对于婚姻推迟仅仅是人口步入婚姻的“进度”上的减慢,还是随着结婚年龄的推迟最终导致相当比例的人终身不婚这一问题,现有研究持不同观点,需要进一步检验。第二,以往相关研究多关于女性,但在中国婚姻挤压非常严重的人口结构背景下,分析比较两性婚姻推迟与补偿的特点更具有意义。第三,以往研究在方法上多使用净婚姻表分析其主要指标,但净婚姻表因纳入了死亡因素反而不能反映婚姻的“净变化”。鉴于此,文章利用我国最新普查数据,采用粗婚姻表以及婚姻补偿指数等多个统计指标,从队列和时期视角探讨近30年来中国婚姻推迟趋势及其补偿效应,特别关注在婚姻挤压背景下婚姻推迟与补偿的性别差异。研究结果表明:中国人口的婚姻推迟程度不断加深,近20年男性婚姻推迟程度高于女性;男女婚姻推迟的补偿效应不断减弱,且男性婚姻推迟的补偿效应低于女性。根据男女婚姻推迟与补偿、终身未婚比例的变化趋势,未来15-20年我国男性将过渡到晚婚不婚模式,而女性还将保持在晚婚普婚模式。我国婚姻推迟与补偿的性别差异与婚姻挤压有密切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