柔性税收征管、高管党员人数比例与企业社会责任

以我国A股上市公司201 0—2020年的数据为样本,研究税收征管、高管党员比例和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关系。运用双重差分的方法,对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柔性税收征管政策实施的净效应与企业社会责任正相关,获得A级纳税信用的企业会重视社会责任;高管党员比例与企业社会责任显著正相关,高管党员比例增强了柔性税收征管与企业社会责任的正相关关系。进一步研究发现：在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法制化程度不同的地区,高管党员比例都具有不同的调节作用。根据研究结论提出建议：政府应采取多方意见,对企业进行纳税信用评级;企业应多引进具有党员身份的高管人员,从而提升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水平;国有企业应积极接受公众的监督和舆论批评,最大限度地发挥国有企业的社会职能;非国有企业应完善企业内部社会责任制度建设,推进社会责任的履行。     

关于完善企业内部控制的几点思考

本文从我国企业内部控制的现状出发,从构筑严密的内控体系、提高管理者素质、企业外部要强化监督与约束机制等方面提出了完善我国企业内部控制的对策。     

连锁董事网络、融资约束与民营企业社会责任北大核心CSSCI

基于多理论视角,借助社会网络分析法和多元回归技术,分析并检验了连锁董事网络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效应、作用路径和边界条件。研究表明:①当连锁董事处于网络中心或占据结构洞位置时,有助于促进企业社会责任履行。②当连锁董事处于网络中心或占据结构洞位置时,有利于减轻融资约束;融资约束在连锁董事网络中心度和结构洞影响企业社会责任的过程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③政治关联强化了连锁董事网络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正向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与地方政治关联相比,中央政治关联对连锁董事网络与社会责任关系的影响更大;代表委员型政治关联强化了连锁董事网络与企业社会责任之间的正相关关系,但官员型政治关联对二者关系的影响并不显著。     

高管海外背景与企业社会责任

 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是与利益相关者建立互信关系、获取竞争优势、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方式。在经济全球化和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不断深入的宏观背景下,具有海外背景的管理者在企业中扮演愈发重要的角色,特别是对于新兴市场国家。已有研究探讨高管海外背景对海外融资、对外投资、跨国并购等的影响,尚无研究关注高管海外背景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影响。        基于高阶梯队理论,从高管个体特征视角研究高管海外背景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影响。选取2010年至2014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结合手工收集的高管背景特征信息,使用OLS回归、倾向评分匹配法和Heckman两阶段回归方法检验高管海外背景与企业社会责任间的内在联系。        研究结果表明,高管团队的海外背景显著影响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相对于无海外背景高管的企业,拥有海外背景高管的企业其社会责任评分更高、评级更好;当企业高管团队中拥有海外背景的高管人数越多、在高管团队中的比例越高时,企业社会责任表现越好;当企业面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更大时,高管能依赖用于理性判断的信息更少,此时作为高管认知结构和价值观念代理变量的海外背景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更强。在解决了潜在的内生性问题和样本选择偏差之后,该结论依然成立。        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将高管海外背景的经济后果拓展到企业社会责任领域,为高管海外背景的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视角,并从个体层面拓展了企业社会责任影响因素方面的研究,为新兴市场国家的企业社会责任作用机理提供新的证据。从现实意义上,研究结论为国家海归人才引进政策、企业高层次海外人才招聘和选拔提供了新的证据支持。     

企业职业教育社会责任的理论基础、内容构建与实现路径

在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开始实施的大背景下,采用构建校企命运共同体的视角,研究企业职业教育社会责任的理论基础、内容构建与实现路径对企业履行实质性的职业教育社会责任具有重要意义。以企业履行职业教育外的环境保护社会责任为借鉴,研究了企业职业教育职业社会责任的法治化进程、社会责任的内容构建和实现路径。建立有效的治理机制对企业履责行为进行评估和监督,是企业实质性履行职业教育社会责任的有力保障;加快职业院校的数字化转型促进企业与院校的需求对接,增进企业履责的社会效应为企业获取外部资源,从而提升企业的履行意愿与能力;提升企业履行职业院校社会责任的意识,在全社会创建企业投身职业教育的文化氛围,弘扬企业家精神,提升企业家的社会地位是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实现路径。     

商业生态系统治理、高管团队社会资本与企业商业模式创新

受数字技术变革与应用影响，企业价值创造边界不断外扩，进而导致商业生态系统取代双边伙伴合作成为企业开展商业模式创新的主要情境。在此背景下，本文聚焦研究商业生态系统中的企业如何适应商业生态系统治理进行商业模式创新的机制。从非核心企业视角出发，主要探讨了商业生态系统治理对企业商业模式创新的影响，分析了高管团队社会资本的中介作用，进而剖析了商业生态系统开放性、企业生态位重叠度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1）商业生态系统关系治理和契约治理均对企业商业模式创新有显著的正向影响；（2）高管团队内部社会资本与外部社会资本在商业生态系统治理影响企业商业模式创新中发挥着多样的中介作用；（3）商业生态系统开放性、企业生态位重叠度均正向调节了高管团队内部社会资本与企业商业模式创新的关系，且均负向调节了高管团队外部社会资本与企业商业模式创新的关系。     

上市公司高管更替模式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本文以上市公司2005-2009年间高管更替数据为研究样本,引入了高管团队重组和战略连续性作为中介变量,探讨了不同高管更替模式对企业绩效的影响路径。研究结果表明,上市公司高管强制更替外部聘任对高管团队重组有正向影响,对战略连续性有负向影响,对企业绩效有负向影响,其中高管团队重组和战略连续性在强制更替外部聘任与企业绩效之间起到中介效应;上市公司高管强制更替内部聘任对高管团队重组影响不显著,对战略连续性有正向影响,对企业绩效有正向影响,其中战略连续性在强制更替内部聘任与企业绩效之间起到中介效应;另外,高管团队重组对企业绩效有负向影响,战略连续性对企业绩效有正向影响。     

“本固枝荣、行稳致远”：上市公司内部控制与精准扶贫研究

聚焦内部控制这一公司治理内部视角，有效结合外部治理环境协同，剖析精准扶贫的实施动因，并以2016—2019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内部控制质量对企业履行精准扶贫的社会责任行为的影响和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内部控制质量有助于企业积极履行精准扶贫的社会责任；媒体关注和分析师关注，显著增强了内部控制质量对企业履行精准扶贫社会责任的促进作用。进一步研究结果表明：政府干预、敏感性行业增强了内部控制质量对精准扶贫的促进作用；高质量的内部控制通过提升财务绩效，进而提高了企业履行精准扶贫社会责任的程度。建议：企业应进一步完善内部控制建设，保障履行精准扶贫社会责任的合规化和持续化，从根本上提升履行精准扶贫的水平；加快构建全社会广泛参与扶贫攻坚的新格局，调动、鼓励和引导更多的社会力量参与到我国的扶贫事业中，构筑全社会参与的大扶贫新格局。     

高管团队稳定性与企业ESG责任履行

ESG已成为推动国家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助推器，但有关ESG责任履行影响因素的研究仍方兴未艾。以2010—2020年A股上市公司相关数据为样本，考察高管团队稳定性对企业ESG责任履行的具体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高管团队稳定性正向影响企业ESG责任履行；通过作用机制检验，发现高管团队稳定性可以通过降低管理者的短视，进而促进企业ESG责任履行；在异质性分析中，发现高管预期任期、股权激励水平、媒体关注度会正向调节高管团队稳定性与企业ESG责任履行之间的关系。     

企业社会责任演进与企业良性行为反应的互动研究

本文在界定企业社会责任内涵和类型的基础上,分析了企业社会责任的演化趋势和主要争论观点,提出企业应自觉承担除经济责任以外的社会责任,并对从企业内部和外部共同营造有利于引导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机制和环境提出了相关建议。     

环保背景高管、权力分布与企业环境责任履行

在生态优先、绿色低碳的新发展理念下，企业作为环境治理的主体力量，如何推动其履行环境责任成为亟需解决的现实问题。本文利用手工收集的高管职能背景和高管排名数据，借助最新的权力测度方法，基于2006—2019年中国A股重污染行业上市企业数据，实证检验环保背景高管及其权力分布对企业环境责任履行的影响。研究发现：环保背景高管显著促进企业履行环境责任，环保背景高管在高管团队中的权力越大，企业环境责任履行水平越高；环保背景高管对企业环境责任履行的影响在采取不同环境战略的企业中存在显著差异，环保背景高管对企业环境责任履行的正向影响在采取防御型环境战略的企业中更为显著，且环保背景高管权力越大，该差异越明显。     

企业所有权、控制权与会计控制

现代企业的基本特征是企业所有权和控制权分离,伴随两权分离出现了以经营者为代表的内部人对企业经营管理权的控制。要保证经营者有效履行受托经营责任,维护所有者利益,就必须加强企业会计控制。鉴于此,本文提出了优化会计控制的环境、建立多层次的会计控制体系、完善企业内部控制制度、强化企业外部监督和约束机制、加强会计人员的职业道德教育等会计控制对策。     

基于员工视角的内外部企业社会责任对组织认同的影响机制研究——以闽、湘、鄂农业企业为例

从社会认同理论的视角分别研究内部和外部企业社会责任对员工组织认同的影响机制,可以发现内部和外部社会责任均显著地正向影响员工的组织认同感,而内外部社会责任影响员工组织认同的路径却是不一样的。关注内部利益相关者的企业社会责任行为有助于提高员工的组织支持感知,从而影响其组织认同感;而关注外部利益相关者的企业社会责任行为会通过员工的道德认同来影响员工的组织认同。这为企业开展企业社会责任活动和人力资源管理提供了指导。     

增强国有企业内控制度执行力之我见

本文引用内部控制定义,简述了内控制度的内涵和内部控制的作用。分析得出企业法人治理结构不完善、内控意识缺乏、内部审计不能发挥应有作用是目前国有企业内控制度执行力不强的主要原因。在大量文献和理论的基础上提出增强国有企业内控制度执行力的基本途径,如完善企业法人治理结构、加强员工培训教育、建立内控激励和约束机制、强化企业内部审计等。国有企业只有不断完善内控制度,强化内部控制,才能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实现持续健康发展。     

金融危机与金融机构的社会责任

本文在分析了企业社会责任概念的基础上,阐述了本次金融危机的溯源,以及在危机的情况下,金融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必要性,提出金融企业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应该建立有责任的风险管理体系。本文认为金融企业的风险管理体系建设需要有内部和外部的共同约束,在产品创新的同时,除了要制定企业社会责任会计准则及其相关法律制度,严格执行政府风险监管与行业层次风险管理外,尤其重要的是企业内部道德风险的管理,增强社会责任的意识,提倡负责任的风险管理文化。本文的创新点为提出了要建立负责任的风险管理文化。     

激励还是辩护?——基于内外监督视角的社会责任与高管薪酬契约

选取120家发布社会责任报告的企业作为研究对象,通过数据回归分析探究社会责任与高管薪酬契约之间的具体关系,得出结论:社会责任与高管薪酬正相关,社会责任辩护假说得到验证,高管更多地将社会责任作为高额薪酬辩护工具;产权性质不同,独立董事比重与机构投资者持股比重的调节作用也存在着差异。企业管理层应增强社会责任的战略性地位,强化社会责任的激励功能,通过内外部监督来规范和制约高管辩护行为。     

企业社会责任一致性对财务绩效的影响研究

基于工具性利益相关者理论,以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考察了企业社会责任时间和结构这两类一致性对财务绩效的影响,并检验了信任因素在该过程的中介作用,以及企业社会责任水平和不同利益相关者关注的调节效应。研究表明:企业持续地承担社会责任(时间一致性)有助于提升财务绩效,而公平地承担社会责任(结构一致性)则对财务绩效有负面影响;信任因素是一致性和财务绩效之间的中介机制,“时间/结构一致性—信任—财务绩效”是社会责任发挥作用的逻辑路径之一;企业社会责任整体水平的提升将强化结构一致性的负面作用,而外部利益相关者中分析师的关注会强化时间一致性的积极影响;对于结构一致性而言,包括公众和分析师在内的外部利益相关者的关注会强化其负面影响,而内部独立董事的关注则有助于缓和这一负面影响。     

企业社会责任的经济学分析

企业社会责任包括刚性社会责任、约束社会责任和自愿社会责任三个层次,古典经济学只强调企业的刚性社会责任,但外部性的存在使得企业约束社会责任和自愿社会责任活动有其自身存在的经济理由,也就是说企业应该履行社会责任。     

企业内部控制的局限性及内控制度有效性提高建议

内控是任何其他发展过程中必不可少的内部管理措施,医药企业在发展期间,同样需要借助内部控制手段,提高其内部管理水平。然而,由于受到主客观因素的限制,企业内部控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文章将对常见的局限性问题展开分析,进而从内控制度的视角,提出消除内控局限性的建议措施。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社会责任北大核心CSSCI

本文以2010—2017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探讨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如何影响企业社会责任。实证结果显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越高,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程度越高。经过内生性处理和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这一关系在内部控制水平较低和盈余波动性较大的企业更加显著,在国有企业、有政治关联和政府干预程度较高地区的非国有企业更加显著。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通过影响企业面临的系统性风险进而影响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程度。研究结论表明,面对外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时,一方面,企业可能会根据自身经营管理的风险,将社会责任履行作为应对风险的一种工具;另一方面,政府有动机引导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以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时更好实现政府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