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南方人口较少民族“同源共母”神话对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影响

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民族关系在各种文化样式中有着多样的艺术表现。神话作为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往往会把多民族同源母题作为展现民族关系的创作元素。同源母题神话通过“同”与“异”的叙述,包含了各民族对“他族”的认可,也包含了对“自我”在多民族关系中的定位,同时强调各民族“和而不同”,反映了现实生活中的各民族关系,以及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的生活意愿,是建构民族文化共同体的基石。深入挖掘同源神话中的中国精神和中国力量,有利于推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试论多样性文化互动下的民族认同--以中国西南跨国民族地区为例

世界范围的民族分布情况有大聚居、小聚居、杂居和散居等基本模式.长期稳定的多民族小聚居或杂居格局一般意味着多样性文化共存共生,通过中国南方跨国民族地区的民族文化多样性进行论述,可以发现多民族多样性文化互动条件下各民族认同情况的诸多特点.     

明清时期西南民族地区乡村社会与国家间的良性互动

本文的良性互动是指国家与西南民族地区乡村社会中的各种人群、各种组织之间,通过语言或某种手段传播信息而相互发生积极作用的过程.明清时期,西南民族地区乡村社会与国家之间良性互动的表征体现在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四个方面.这种长期稳定的良性互动关系,必须具备三个条件:一是共同的价值理念,二是健全的互信机制,三是恰当的管理模式.只有民族地区乡村社会与国家之间形成良性互动,才能构建民族地区的和谐社会,推动民族地区的社会进步、经济发展、文化繁荣和民族团结,实现“和谐共生”的目标.     

湘西北各民族文化互动试探

湘西北的土家族、苗族、汉族错居杂处,他们的文化既各自传承,又相互交流。如要正确认识湘西北的民族文化格局,就非做“三元互动”的研究不可。本文按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相互转化三个层次解析了湘西北的民族文化格局,进而提出了对几个错居杂处的民族必须从人类学和民族学的视角去做“通”的研究的看法。     

元明清时期中国多民族饮食文化交流交融及其作用

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民族在历史上相互交往交流交融，互鉴发展，形成了唇齿相连、难以分离的多元一体格局，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共同创造了悠久灿烂的中华文化。元明清是中国多民族大交流、大交融的重要时期，汉族与少数民族饮食文化交流交融十分频繁，具有双向互动、双层兼备、互鉴创新的特点，相互间传播、吸收与借鉴，既涉及食材、饮食品种等物质文化层次，也涉及饮食习俗、制度与饮食思想等非物质文化层次。同时，它们的交流交融具有双重作用，既是各民族饮食文化创新发展的动力源，又是中华民族共同体蓬勃发展的助推剂，不仅极大地促进了多元一体的中国饮食文化走向辉煌，也从饮食文化这一独特领域有力地助推了中华民族共同体不断牢固与壮大。     

城镇化进程中四川藏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问题研究

城镇化进程中四川藏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状态总体较好,但亦存在一些突出情况:女性居民交往交流交融状态好于男性,各族居民对族际通婚的接纳度明显偏低,较高文化层次居民的交往交流交融状态要优于低文化居民的状态,未婚居民的交往交流交融状态总体上要好于已婚居民。基于此,提出工作建议思考:一是,从优势视角理论切入,实施“青年女性”新居民工程;二是,以社区教育为抓手,实施“两学一做”新市民提升计划;三是,以资产为基础的社会发展理论,建立健全“身—心—灵—社”四位一体的嵌入体制机制;四是,试行混居福利房政策,适时适地推进“多民族混居社区”建设。     

河湟花儿的跨族际共融研究——兼论其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三重结构

我国作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民族地区民族关系的和谐稳定在整个国家治理中有着特殊的地位,也关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事业的进程。基于河湟地区多民族交流互动的历史事实,文章对河湟花儿何以实现跨族际共融展开了论述,认为多民族共创、共有、共享的花儿,不仅表征着河湟地域文化特质,还蕴含着不同民族特色文化的交融与互构。花儿内部所蕴含的心理、文化和社会的三重结构,是理解中华民族凝聚多元为一体的重要视角,不仅有助于夯实和合共生的民族关系,也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具象化的路径。     

论清末革命派和立宪派在“民族建国”理论上的分歧与争论

章太炎在《中华民国解》中对杨度在《金铁主义说》中所使用的“中华民族”观念的批评,反映了以孙中山、章太炎为代表的革命派和以梁启超、杨度为代表的立宪派在“民族建国”理论上的重大分歧。分歧之一,是对“文化”和“血缘”在民族形成中之作用的认识不同;分歧之二,对“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又称“国民主义”)的认识不同。而分歧的根源,是两种不同的“民族建国”主张,即：即立宪派主张建立包括满族在内的多民族的君主立宪国家,而革命派则主张建立单一汉民族的民主共和国家,两派为此发生激烈争论。建立统一的多民族的民主共和国家最终成为革命派和立宪派以及其他反清王朝力量的基本共识。     

羁縻制与土司制名异质同论略

我国幅员广阔,人口众多,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但是在商代以前,人们尚无清晰的民族意识;西周时,虽然有了蛮、夷、戎、狄和华夏等不同族称。但并非严格,而且蛮、夷、戎、狄这些称谓亦无贬义;到了春秋战国时代,尊王攘夷成为霸业旗号以后,华夷才有了主从尊卑之别,甚而把周边非同华夏的民族视为禽兽豺狠,“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尊王攘夷的代表人物管子说:“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日(目匿),不可弃也。”(《左传·闵公元年》)在这种思想基础上,我国在先秦时期便逐步形成了五服制与九州制的地理概念。所谓九州制即是以华夏为主干的统一后在华夏地区设置郡县的蓝图,而五服制则为实现统一设计了一个处     

论传统夷夏观的演变及其对近代社会民族观的影响

中国历史上国家的统一与分裂状态常常是由于民族矛盾和民族战争引起的。因此,历代政治家、思想家均对“夷夏”民族关系问题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并根据各自所处的时代状况与需求作出了相应的论述,由此汇成了一部源远流长的“夷夏论”史。本文着重从西周“封建”设“要服”、“荒服”;孔孟时代“尊王攘夷”和“夷夏观”;江统《徙戎论》;宋人石介《中国论》;近代社会“体用”论争与孙中山《民族主义》等几方面入手,对这一富于政治意义与学术价值的重大问题作系统性研究,这不仅对理解民族关系理论演变是十分必要的,抑或可以说对理解和处理当代民族关系也是大有裨益的。     

论横山寨马市与民族文化互动交流

本文论述了宋代时期横山马市的兴起及繁荣,横山马市与民族文化互动交流的过程和发展,横山马市对民族文化互动与交流的意义.横山马市的兴起及繁荣,与民族文化互动交流有着极大的关系.     

城市族际交往中的“民族心理距离”研究——以青海省西宁市为例

研究民族之间的心理距离,必须深入考察多民族地区不同民族社会文化交往状况,从而发掘影响民族正常交往的隐性因子.在民族众多的西宁市,不同民族在交往中仍然存在远近不等的民族心理距离,其产生的原因主要是民族文化特别是宗教信仰的差异及人们对他民族文化认知的偏差,同时这种现象也是多民族地区多元文化相互调适中的必然现象.当前,和谐与发展是多民族地区的主题,消除民族交往中的“民族心理距离”,加强民族之间的对话与交流就显得十分重要.     

明清柳州“城-郭”民族空间的分布与演化

通过分析明清时期柳州外来移民与土著民族在空间上的分布特点、对立与融合状态,揭示明清外来移民在柳州不断向附郭西南扩展其生活、生产空间的历史演化过程.柳州城郭的民族空间分布经历了两个历史阶段:明代民族的“城-郭”对立阶段和清乾嘉后“民-夷”融合的混居阶段.清中叶后的马平县基本消除民族矛盾,形成以汉族为主体、各民族融合的社会结构,其中广东客家移民因具有聚族而居的文化特征,适应了清初马平县的民族对立,推进了移民与土著的文化融合,其客家民居反映了清中叶以来客家人为主的外来移民与土著民族相互交流、影响的历史印记.     

抗击疫情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中国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实现治理体系现代化和提高治理能力的需要,也是充分发挥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显著优势的保障。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这个重大事件中体现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发挥国家治理的制度优势具有内在一致性。基于"国家-民族"理论视角,探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现实路径:从单向式到双向式。即不但有自上而下的国家主导力量,也有自下而上的民族地区及非民族地区的支持力量;既有纵向维度的国家与民族地区及非民族地区的双向互动,也有横向维度的民族地区和非民族地区之间的双向互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完善现代国家治理体系提供了实践参考,即国家治理要推动形成集中统一的更具灵活性的纵向协调机制和横向协调机制。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工作中的藏汉文化交流与交融——以南路边茶传统制作工艺变迁为例

通过梳理南路边茶的传统制作工艺和贸易历史，认为南路边茶的制作工艺在唐代初见雏形，到宋代又新增了“渥堆”工序。唐宋两朝的“茶马互市”，由唐朝的单纯经贸往来，到宋朝的“以茶治边”“以茶博马”，客观上促进了民族经济文化的互动交流。元明清时期在茶马政策和“西番茶”制造工艺的影响下，南路边茶制作工艺发生了一系列变迁。其变迁过程反映了各民族之间的交流与交融，是藏族对汉文化趋向性的认知，是汉藏在漫长岁月交流互动中达成的文化基因上的契合，体现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自觉与文化实践。     

十六国时期各民族共创中华的形式及路径

十六国时期是各民族共创中华历史进程中的关键阶段,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这一时期各民族共创中华主要有六种形式：一是相互吸纳族体;二是共同开拓疆域;三是协力发展经济;四是维系历史文化传统;五是丰富中华文化宝库;六是共育中华民族精神。各民族主要通过如下路径共创中华：一是追求“正统”与实现“一统”;二是强调“以德怀远”与“示之信义”;三是主张“迁徙胡汉”与“胡汉兼用”机制。各民族本为一家的族源认同,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化认同,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政治认同,是十六国时期各民族共创中华的三大认同基础。     

秦汉至隋鄂西南地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正>秦汉至隋,鄂西南地区已纳入统一多民族国家版图,成为连接中原与西南、荆楚与巴蜀地区的重要通道,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得到初步发展。秦王朝结束了春秋战国以来诸侯分裂割据的局面,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封建王朝,奠定了中国大一统王朝的统治基础,开启了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历程。这一时期,既有统一多民族国家的不断融合与凝聚,也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大迁徙和民族大融合,由此推动了鄂西南地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初步发展,这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领域均有体现。     

论民族共治的理论基础与基本原理

本文通过对中国等多民族国家民族政治实践的考察，指出民族共治是与民族自治同时存在的事实，并通过对现代多民族国家民族政治理论和原理的论证与揭示，提出了“双向两层面民族共治”的命题。“双向共治”一是指参与管理，二是指接受管理；“两层面共治”一是指国家层面的管理，二是指民族自治地方层面的管理。民族共治是现时代民族发展和多民族国家统一建设的必然和合理要求，它与民族政治民主和共和“三位一体”，是现代多民族国家民族政治生活的纲领性命题，而“自治”、“参与”等少数民族政治权利诉求和保障则属于子目问题。     

语言族裔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和谐共生”——基于印度语言多样性治理的考察

印度被认为是世界上语言最多样化和最复杂的国家之一。语言族裔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的张力构成了印度多民族国家治理所面临的严峻挑战。在印度多民族国家治理过程中,印度政府秉承“承认”“包容”和“团结凝聚”等理念,通过推行宪法框架下的“第八附则”“语言建邦”“三语政策”等一系列构筑国家认同的策略选择,最终将语言多样性化解为印度国家认同的力量和土壤,实现了“两种认同”的和谐共生。印度构建国家认同的独特范式,将其内部貌似“松散”的语言文化多样性,凝聚成为一种“互嵌式”的团结,客观上造就了“印度式团结”。正是这一独特范式,成就了印度“崩而不溃”的历史和现状。     

各民族日常生活实践中体现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日常生活是各种社会活动与社会制度结构中最深层次的连接处。历史上各民族人民由于战争、商贸等原因流动迁徙，在一些地方形成居住空间上互嵌、生计上互补共生的多民族聚居区。各民族个体社会成员在日常实践中通过语言使用、礼尚往来、节庆参与、婚丧嫁娶、交友等彼此交往与交流，不断打破区隔，增加共同性和认知关联性，在彼此的互动交融中凝聚共识，建立起跨民族的相互依存与情感依恋关系。来自不同地方的同一民族人民通过公共文化空间的塑造和拟亲关系的建立，实现内部认同与精神文化支撑的合力；同时，不同地方不同民族人民又通过日常生活实践中中华教化的塑造，实现本地文化与中华文化的合拍共振，从而构成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基础。本文通过考察各民族日常生活实践中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体现，探索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建设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