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土地产权二次分离与土地问题的实质--土地和农民权利问题的产权制度思考

本文从我国土地所有权、控制权和使用权的分离制度研究目前土地与农民权利问题, 揭示了农村土地的使用性质、产权性质和供求矛盾的性质及其变化。同时指出, 使用权不能保护所有权, 要保护好土地, 就必须界定谁是保护土地的主体和主体的权利。有关土地供求的矛盾, 如处理不好, 势必会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     

建筑物所有权与土地使用权冲突新解

在我国,建筑物所有权可以归国家、集体和个人所有,而建筑物所依存之土地的所有权却只能归属于国家。建筑物所有人所拥有的只能是一定年限的土地使用权,基于建筑物与土地的不可分性,当土地使用权到期时,必然产生建筑物所有权与土地所有权之间的权属冲突。关于如何解决这一难题,《物权法》虽有规定,但不具体,对解决冲突无明显作用。实际上,解决建筑物所有权与土地使用权冲突的最好办法是确立建筑物所有权人的优越地位,延长土地使用权期间,赋予建筑物所有权人土地续期权、补偿权和优先权,降低土地使用权续期负担。     

家庭承包土地的社会功能分析

土地作为一种自然资源,其主要功能是为社会提供食物,这是土地的自然特性。除土地的自然特性外,土地还有许多社会属性。因为我国的土地为集体所有、农户承包,拥有经营使用权,国家又是土地的终极所有者和土地社会管理者。这些主体对土地的不同要求,就构成了土地的社会功能。对国家     

清前期归化城土默特地区土地所有权状况——基于清前期蒙垦政策的考察

清前期,由于统治者实行了比较宽松的蒙垦政策,归化城土默特地区的土地被大量官垦,其地权关系也开始产生变化,主要体现在：归化城土默特地区土地所有权为国有化的前提下,统治者为了自身利益,开始对归化城土默特地区进行官垦,导致该地区的土地使用权产生分化。在官地内,国有化的所有权对其使用权起支配作用,使得所有权分属于代表国家利益的不同集团。就公地使用权而言,最初只归蒙丁所有,但是窘迫的生活处境加之宽放的蒙垦政策,蒙丁开始把户口地的使用权转租给汉人。这种被“转让”的土地使用权,实际是国家默认状态下的蒙丁对户口地的次级所有权,土地私有制的萌芽开始在蒙古地区出现。     

我国土地使用权与建筑物所有权问题研究

土地使用权与建筑物所有权是两个与广大人民群众生活息息相关的重要权利,也是目前困扰民法学界的一大难题。在我国不动产立法过程中,围绕土地使用权和建筑物所有权及其关系问题一直争论不休。笔者试从两者法律设置的历史和现状作一分析,建议未来的物权法应按照“二元主义”的原则,采取土地使用权和建筑物所有权相互分离的立法模式。     

所有权社会化下我国农村集体所有土地使用权流转的思考

所有权社会思想要求所有权人在行使所有权时,不得违背所有权的目的,必须符合社会公益。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我国法律只允许集体所有建设用地、未利用地使用权在一定条件下的流转。但在市场经济下,我们应正确区分土地的用途,按照所有权社会化的思想严格禁止农用地使用权的流转,同时设计相应的制度允许在建设用地、未利用地使用权的流转,让农民也分享城市化带来的地租收益。     

土地产权、土地金融与农村经济增长

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特别是农业经营模式的改变,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土地产权权能不足的弊端开始显露出来,从而抑制了农村金融发展,导致农民在农村和城市中的双重贫困.在土地所有权改革存在意识形态刚性束缚的情况下,大力提高土地使用权权能,可以改善城乡二元金融结构,缓解农村金融贫乏.含有土地抵押信贷的农业经济增长模型告诉我们,土地使用权权能的增强,可以通过土地金融机制带来农业资本投入的增加和农村经济的长期增长.当前我国农村可以选择的土地金融模式按照金融化程度依次包括土地信用合作社、土地融资租赁和土地证券化.在土地使用权权能提高后,这些土地金融模式可以更好地促进农村经济增长.     

一级所有权与二级所有权——土地作为政治产品运作的研究

基于中国历史上国家政权对土地的运作,本文认为自然属性十分明显的土地是被社会按照政治产品来运作的,并指出我国封建社会土地的所有权存在以下结构:由政权从总体上拥有的——土地一级所有权;由地主或自耕农拥有的——土地二级所有权,这就是通常所说的土地私有制的产权。进而研究了走向新中国过程中以及新中国成立后,土地作为政治产品运作的新情况,包括国家政权在不同阶段对农村和城市土地的配置方式、权利界定,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影响。     

论中国封建社会自耕农土地所有权的国有性

中国封建社会自耕农土地所有权具有两重性,即兼具私有与国有两种成分。自耕农土地所有权的国有成分,主要体现在自耕农的土地是不完全的私有土地,其土地的获得、继承、买卖及对剩余劳动的占有等方面都在国家的控制和支配下,沉重的赋役剥削使自耕农的土地所有权仅能部分地获得经济实现。     

中国农民土地所有权幻觉探析

一个多世纪以来,经济学界反复提到农民土地所有权幻觉问题,但没有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通过搜集整理近十几年的相关实证研究文献,发现中国农民普遍存在土地所有权幻觉,表现为谁干预了农地产权,农民就将其视为所有者,无人干预则认为自己是所有者。农民土地所有权认知并非现行法律文本知识传播的结果,而是农民依据产权干预环境自主建构农地所有权认知即形成所有权幻觉的过程。新一轮农地制度创新应积极利用和保护农民的所有权幻觉,在现行的农地集体所有的法律框架内赋予农民永久期限的农地使用权与对抗外部干预的救济权,达到明晰产权与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双重目的。     

划拨土地使用权的法律问题研究

划拨土地使用权与出让土地使用权共同构成国有土地法律制度的基本框架,法律上对划拨土地使用权的定位与现实生活中的划拨土地使用权差异很大。由于划拨土地使用权的特殊功用,回归划拨土地使用权的本来面目,具有正本清源的作用。在我国土地使用权有偿使用的终极目标下,征收土地使用税、土地收益金仅是过渡形式。比较国有土地市场供应出让、租赁和土地使用权作价入股三种形式,克服经营性划拨土地使用权弊端的唯一出路:逐步强制出让。     

土地征收与集体权益保护

目前征地实践中之所以出现各种矛盾交织、各方利益失衡、纠纷不断的局面,其主要原因是现行征地制度的缺陷造成了对集体土地所有权权益的侵害.土地征收权的滥用使得集体土地所有权被任意剥夺;征地补偿制度的不合理侵害农民集体权益;征地程序的不完善使集体土地所有权权益受侵害时得不到及时有效的保护.保护土地征收中集体土地所有权权益的途径主要有明确规定"公共利益"需要的含义或具体规定国家征地权的适用范围;建立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制度,既能有效保护集体土地所有权,又能满足建设用地的需求;建立土地征收中的谈判协商机制,赋予被征地农民在土地价格谈判中的话语权;完善集体所有权保护立法,规范农民集体组织经营管理层在征地中的权限范围,保护集体成员的权益.     

城市土地产权制度的改革研究

我国城市土地市场存在着土地供应总量失控、土地隐形市场大量存在、土地价格扭曲、寻租活动盛行等问题,产生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是城市土地产权制度设计上的缺陷。要解决我国现行土地产权制度存在的问题,在明确所有权主体的前提下,必须围绕强化土地使用权作为市场交易的权利主体,增强土地使用权的排他性,降低土地使用权的交易成本,促进土地使用权自由转让。     

论城市土地产权制度创新

城市土地产权是以土地所有权为核心的一系列关于城市土地的财产权利，其产权关系之复杂绝不是所有权和使用权“两权”分离可以解释的。城市土地产权安排的“双轨制”无益于地产资源配置的效率和效益。城市土地产权制度的改革要发挥国家所有权垄断的优势，界定土地使用者的土地财产权利，推动存量土地的流转，并对土地财产权利运用的时效和使用期间地产增殖收益分配做出合理安排。     

土地上的权力、阶层与利益共容

转轨条件下国家的土地所有制由强化所有权事实上的全部国有变为强化所用权的国家和集体所有,使用权的广泛分配,所有权和使用权逐步分离。土地上的阶层分化为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广泛的城市私人和农村个体,各阶层因为所持有的要素集聚度的差别,利益获取能力各异,自然导致社会利益分配的巨大调整。本文以此为线索,采用新制度经济学、公共选择理论、经济社会学相关理论工具,依次展开论述,由土地上阶层的划分,到各阶层的要素集聚,再到利益分配的调整,来探索转轨经济条件下土地上各阶层的利益共容问题。     

房地产抵押中法律问题的探讨

一、关于房地产抵押标的物的范围问题（一）依法取得的房屋所有权连同该房屋占用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房屋和土地具有密切联系,从自然属性来说,房屋是不可脱离土地而独立存在的,具有房依地建、地为房载,房地不可分的特性。但在法律上,对土地和房屋的权利是否可以分开...     

土地发展权框架下失地农民的补偿

计划体制下土地征用的"产值倍数法"补偿标准是导致失地农民补偿不足的制度性根源。这种补偿只是对农民在承包期内土地使用权收益的补偿,而未对获取这种使用权收益的资源禀赋进行补偿。在目前的农地制度下,土地是农民依托于集体土地共有制下的一种资源禀赋,是农民在家庭农业经营下就业和社会保障的基础。本文认为,在土地征用中应明晰土地发展权,并保障土地发展权收益对失地农民资源禀赋的补偿,从而有利于失地农民就业能力的转换和社会保障的安置。     

城镇化背景下农民土地权益保护的立法思考

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土地权益受损严重,立法缺陷是重要因素。针对现行立法不足,通过明确界定农村土地所有权的主体、扩展土地承包经营权、完善宅基地使用权的处分、明确界定土地征收范围、提高征地补偿标准等措施切实保护农民土地权益。     

解决土地问题的关键是落实农民土地使用权

中国农村普遍存在政府随意征地和农地流转不畅等土地问题,土地问题已经成为影响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重要问题。农村土地问题的症结是土地产权不明晰,但是解决土地问题的关键并非界定土地的所有权归谁,而是确保土地使用权真正落实到位。这是因为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是中国的基本土地制度,土地所有权改革中短期内行不通。明清时期的永佃制,以及香港和新加坡的现行经验也都表明,只要土地使用权落实到位,所有权归属并不是最重要的。基于此,解决土地问题的可行思路应该是不改变土地所有权归属的前提下,在使用权上做文章。     

中国古代国家土地所有权的变动方式

本文试图运用所有权理论描述中国古代国家土地所有权的变动方式,并对该所有权的涵义、表现形式进行厘清,进一步论述了其变动方式,认为古代国家土地所有权不同于现代意义上的概念,土地被称为"田”或"田地”,其所有权的变动特点在朝代更替时,国家土地所有权变动取决于政权的替代;在一个朝代下,其变动方式十分复杂.不管何种情况,在本质上均为权力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