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障房社区治理路径新探——以北京C社区的治理实践为例

近年来,随着政府保障性住房建设力度的加大,具有明显独特性的保障房社区在各地日渐增多。由于保障房社区居民特殊而复杂的经济社会特征,有效管理此类社区、服务中低收入居民就成为保障房社区治理最重要的内容。通过总结北京市C社区的治理实践,概括了保障房社区治理应该包含多元协同的治理格局和助人自助的治理理念,进而指出保障房社区治理的本质是培育异质性强且情况复杂的中低收入居民的社群意识和公共精神。     

保障性住房建设中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博弈分析

住房保障是关系民生的一个重要问题.居民住房保障问题不能仅依靠市场去解决,中央及地方政府必须承担住房保障责任,要让全体社会成员均等地享受改革开放所带来的发展的利益.保障性住房建设是地方政府落实中央住房保障政策的重要举措.然而长期以来,地方政府注重考虑局部经济利益,忽视保障性住房的建设,形成了与中央政府的博弈,中央政府的政策收效往往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地方政府是否采取积极的履责态度.文章运用"智猪博弈"模型解释上述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论我国城市社区福利的建设及运作机制

社区福利包括社区提供的福利服务、社区内福利机构提供的福利和政府委托社区具体实施的福利等三个方面的内容。社区建设的现实目标应是发展社区福利。依托社区建立福利,并不是说要由社区代替传统社会福利制度中的单位或政府原来所承担的社会福利职责,而是要发挥社区的人们生活聚居区的特点,发动社区内的一切资源,并尽可能地吸引社会中的资源,解决社区内居民生活问题,并提高居民生活质量。社区福利与社会福利是相互补充、有机结合的关系。应当发挥社会的作用,充分调动社会资源,大力培育非营利组织和各类非正式组织,发动社区居民参与,建立起国家、企业、民间组织、社区和家庭各司其职的新型福利体系。     

论农民工纳入城市住房保障体系之困境——基于准公共产品限域的讨论

农民工的城市住房保障问题不仅是社会热点问题,也是地方政府治理中的难点问题。将农民工纳入城市住房保障体系,不是简单的住房市场问题,而是一个社会结构性的问题。城市有限的公共资源(空间资源、财政资源等)、政策建构主体的权威、强势利益主体的态度、政策落实的差异等现实因素相互作用、相互渗透,抑制了将农民工纳入保障房体系的可能性。因此,应该将保障房看成是城市准公共产品,借助公共产品的相关概念,分析农民工纳入城市公共住房体系的制度困境与现实障碍。     

混合福利视角下的住房政策分析

中国的住房政策存在两种欠缺:一是仅有经济政策思维,缺乏社会政策思维;二是仅有简单福利思维,缺乏混合福利思维。这样两种欠缺,依次导致两种住房困难群体的出现:一种是无法以市场方式解决住房需求的困难群体;另一种是既无法进入住房市场,也无法从保障性住房政策中得益的困难群体。这部分地可以解释,为什么在住房经济蓬勃发展的同时,仍然存在很大的社会不满。为了更好地改进中国的住房政策,明确政府责任,中国应当借鉴和参考混合福利理论。首先,政府应该提高福利供给,中央财政应该有解决城市住房问题的公共预算,并有相应的政策目标与政策要求。其次,应该重新评估家庭在住房福利构成中的作用和贡献,设法鼓励、刺激和调动家庭购买经济适用房的积极性,综合使用税收、贷款、养老、医疗、教育等方面的配套措施,支撑和激励家庭在住房福利方面做更多的投入。再次,积极发展自下而上的福利支持系统,建立制度化的信息收集与咨询系统,以充分反映和了解社会底层福利需求的多层次性与复杂性。     

发达国家住房保障制度体系比较研究

适足住房权是公民的基本权利,为低收入者提供居住之所成为政府公共服务的重要内容。在住房保障制度设计与实践方面具有国际声誉的三个发达国家——美国、日本和新加坡,根据自身的国情,通过财政、税收政策充分调动各方力量,使保障房供给和运营获得了稳定的资金支持,保证了住房保障制度的有效运转。三个国家在管理机构设置、管理职能定位、保障房供给、房屋流转、租金收缴、运营管理、社区建设和辅助服务等方面,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制度体系和各具特色的管理模式,这可以为我国住房保障事业发展提供很好的借鉴。     

保障房社区公共服务设施消费福利测度研究

以天津市保障房社区公共服务设施为实例,根据实地调研的数据资料,应用阿马蒂亚·森的可行能力理论和模糊综合评价方法研究保障房社区公共服务设施消费福利变化。研究表明,入住后保障房社区公共服务设施消费福利水平得到一定程度恶化,福利指数由0.777下降到0.513,处于较低水平,消费过程中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缺失是造成福利降低的主要原因。从功能指标看,使用状况、使用成本、服务质量、服务环境均有不同程度的恶化。     

从实物配租到货币配租:我国公租房制度的理性选择

随着住房制度改革的演进,我国逐步建立起了市场保障与政府保障相结合的二元住房保障体系。2014年廉租房与公租房并轨运行,公租房成为我国实现政府保障最主要的保障房形式。从公租房对保障对象的住房保障方式看,我国从以实物配租为主转向以货币配租为主。从实物配租到货币配租,不仅是我国公租房制度历史演进的结果,也是美、德等发达国家的共同选择;不仅契合住房保障制度改革的需要,也具备现实支持条件,是新时代我国公租房制度的理性选择。     

中国住房保障政策实施效果评估——基于1997—2010年的数据

住房保障政策是当前中国最重要的经济和社会政策之一,但社会各界对住房保障政策实施效果缺乏统一认识,存在较大争议。本文基于1997—2010年国家宏观数据,在控制国民财富和城市化等因素的基础上,评估了住房保障政策的实施效果,重点分析了长期住房保障政策和2008年短期政府强力干预政策冲击的影响。结果发现,长期住房保障政策显著平抑了房价,但并没有抑制住房购买量,增强了民众购买价廉物美住房的可能,总体上增进了国民福利;2008年政府强力干预政策冲击与长期住房保障政策联手显著抑制了房价上涨,对住房销售量也有负向作用。在研究结论基础上,本文解释了研究结论与现实存在差异的原因,并提出了协调长短期住房保障政策、保障住房政策实施效果等建议。     

非营利组织与保障房建设改革——基于福利多元主义视角

我国当前的政府行政垄断型保障房建设体制在取得一定成效的同时也存在着一些突出的问题,造成了对政策执行落实的制约效应。福利多元主义理论强调社会福利供给来源的多元化,强调福利的提供从国家垄断向国家、非营利性社会组织、家庭等多元主体部门的转型,对于我国保障房的建设改革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我国应努力改变保障房供给来源单一的现状,着力加强对非营利组织参与保障房政策运行的重视与引导扶持,通过多种措施来促进保障房建设运行主体的多元化和开放性。     

新型内生城镇化进程中的保障房建设与城中村改造

农民从农村走向城镇,完成城镇化进程首先要解决的是住房保障问题。当前保障房建设和城中村改造普遍面临融资难、拆迁难、农民利益保障难和保障性住房的供需匹配难等问题。需要拓展保障房建设中的多源融资渠道,明确农民宅基地的使用权和流转权,切实保障城中村改造进程中的农民权益以及构建保障房供需信息平台,进一步推动新型内生城镇化的发展。     

基于住房产权制度的居民偏好与心理分析

相对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而言,我国居民在面临租房与买房选择时,对购买住房产权具有强烈偏好。除了传统观念外,现存社会制度以及社会环境和人类普遍存在的心理的交互作用也会导致我国居民偏爱购房而不愿租房。这表明,在西方国家流行的判断房地产市场是否存在泡沫的售租比分析很难应用于我国,或者至少说明由于存在这些原因,我国的住房售租比应该远高于西方国家。政府在设计公共租赁房等保障房制度和调控房地产市场时,需要考虑到这一因素。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宏观调控房地产的政策效应分析

住房既是发展问题也是民生问题,事关宏观经济平稳运行与微观家庭民生福祉。市场化改革以来,国家房地产宏观调控政策几经调整,但由于房地产业牵连行业和管理部门甚多、体系庞大,而政府调控手段运用又不够纯熟,导致实际调控效果不尽如人意。应从深化土地制度改革、稳妥推进房产税立法和实施进程、实行因城施策分类调控政策、积极推动保障房建设和住房租赁市场建设等方面构建房地产市场的长效发展机制。     

住房市场需求结构演进与需求调控管理——基于改革开放以来住房制度改革视角的分析

住房市场需求结构演进与住房制度改革过程中居民住房需求的演变密切相关.城镇居民住房需求由全面抑制逐步分化为中高端需求日益膨胀、中低需求持续抑制.居民住房需求在商品住房市场上通过财富效应、需求累积效应与中低收入人群被动市场参与,促使市场需求结构异化为自住需求弱化、投资需求过度.因此,政府增加住房机会的同时应加强需求调控管理,政策选择应以控制中高端需求过度扩张、强化住房保障功能、缓解中低需求被动参与市场为基本取向.     

租购差异视角下保障性住房福利效应测度研究

基于森的可行能力理论构建了保障性住房福利效应评价指标体系,采用模糊评价法对西安市购置型、租赁型两类保障性住房居民入住前后福利水平进行了量化测度。研究得出:西安市被保障对象的总体福利水平有所提升;两类保障性住房的福利效应变化情况存在显著差异;购置型保障性住房的福利水平提升明显,其中居住条件、生活条件、教育条件得到改善,但交通条件、就业环境、心理状况出现恶化;租赁型保障性住房的福利水平出现小幅下降,其中仅有居住条件得到显著改善,其余条件均出现恶化。为此,政府应针对两类保障性住房的不同特征分别实施相应的改善措施。     

我国社区服务的科学定位

从我国社区服务的发展历程中可见我国社区服务定位一直比较模糊,已严重影响了我国社区服务的进一步发展。应把握住以人为本的理性分析和实事求是的自下而上的原则,科学定位社区服务:社区服务是在政府扶持和社会资助下,由社区居民自行组织规划的,以满足社区全体居民物质和精神生活需要为目的的福利性、公益性社会公共服务。     

“有尊严”的城镇居民住房及其实现途径

住房是城镇居民"有尊严"生活不可或缺的构成要素和基本物质条件。笔者认为,城镇居民住房或商品房在我国当前情境下是"市场失灵"产品,政府在城镇居民住房问题上的责任绝不仅仅是保障低收入困难家庭的住房问题。在政府控制城镇住宅用地供应的情况下,60%中等收入城镇家庭获得90-130平方米的"有尊严"住房必须成为政府重要的经济和民生工作目标,并依此对房地产市场进行必要的宏观调控和微观规制。     

浙江农村社会福利发展状况调查与经验分析

浙江农村的福利总体还是一种制度补缺型福利,随着浙江经济发展,部分农村地区向普惠型福利发展,供、养、助福利体系基本形成,在社会救助养老保障、医疗保障、福利服务等方面,政策引导、开展广泛,结合实际、动态调整,基本形成政府、社区、农民共同参与,推动浙江农村社会福利事业发展的局面。     

农村居住集中化过程中农民住房保障与福利研究

农村改革以后,我国大部分地区的农民经历了两次建房高潮,这是富裕之后农民的自然选择和自发行动。与城市职工相比较,农民不存在任何形式的住房保障与福利,在两次建房热潮中,农民自己一直是建房资金的承担者。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过程中,农村居住集中化已经提上了农村社会发展规划的议事日程,沿海发达地区农民第三次建房热潮已经或即将兴起,如何避免和减少农民在居住集中化过程中的损失,为他们提供住房保障和福利,是政府所必须加以认真研究和解决的问题。     

从我国法律制度体系探析住房市场的目标结构和宏观调控措施

居民住房问题的解决和住房建设作为经济支柱作用的实现都首先需要用市场的手段来实现,这是由宪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等法律法规体系所要求和体现的,因此,加强居民住房建设、改善居民居住条件首先要依靠市场的方式,其次是依靠政府的宏观调控。本文通过对我国住房相关法律法规体系的分析,得出我国住房市场的目标结构,然后通过比较实际市场情况和目标市场结构之间的差距,得出政府应采取的措施以及在落实国发[2010]10号文件时应注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