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时代的漩涡里——评蹇先艾的抗战小说《古城儿女》

三十年代,被鲁迅先生誉为乡土文学作家的蹇先艾,抗战之前曾在北京生活了十七个年头.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不久,古城沦陷,他因为家室拖累,经挤困窘,一度滞留城中,亲历了这场历史的大变动,目击了日本侵略者的罪行.九月底,作家化装携家逃出北平,经一个月的流亡生活回到贵州.蹇先艾返回故乡后,积极投入大后方抗日救亡活动,从事抗战文学创作,《古城儿女》就是他献给神圣的抗战事业的一部中篇作品.     

东北沦陷区殖民统治下的强权文化机制论说

日本侵略者在其14年的殖民统治中,虽然完成了政治、经济方面的再疆域化,但文化的再疆域化并非那么容易。由于日本族群地理形态的影响及其对单一身份的认同观念,使日本军国主义向外扩张、侵略他族时,也企图用其暴力文化观念和单一身份认同,以及制定一系列的强权文化机制改变其统治下的中华民族多元文化系统,这就必然会在殖民/被殖民、统治/被统治之间产生极大的偏差与对抗。在侵略者对东北沦陷区文化再疆域化过程中,中华民族多元共生的文化传统和兼容并蓄的文化精神,为东北沦陷区的广大民众抵抗日本侵略者的强权文化机制提供了强大的支持力量,使侵略者的文化殖民最终以失败告终。     

京派作家的聚合形态考究——以沙龙为论述中心

京派作家异于同时代作家的一个根本特征就是文化身份的不同。学院作家的文化身份不仅形成了其与海派作家和左翼作家不同的生存状态,更影响了其文学写作的观念和群体聚合形态。在具体聚合形态上,师生因缘和文学沙龙是其鲜明特色所在。在讲坛上,京派的作家以知识传递的学院派方式近乎自觉地形成了一个观念相近的写作圈,而在圈子形成之后,他们又以读诗会和"太太的客厅"两种形式不断丰富自我的存在。这种文学圈的形成和活动方式带有学院品格的深深印痕。     

市场经济时代的文艺创作

市场经济的建立使文艺创作发生了巨大变化，具体体现为作家的身份和地位变化，商品意识的 觉醒，导致写作个人化、市场化，以及作家自我包装和自我推销意识的强化。进而分析了产生这些变化的深刻 社会背景因素，指出了现代传媒为文化大规模生产提供了技术上的可能，也推进了文艺商品化。     

论1930年代京派与海派作家的文化心态

北京与上海不同的文化环境形成了1930年代京派作家与海派作家文化心态的巨大差异性。京派作家更多地倾向于中国传统文化,海派作家较多地认同于西方现代文化。然而,在30年代特殊的政治文化语境中,京派与海派作家或者因为对政治的失望而远离政治,或者因为对政治的恐惧而放逐政治,他们最终选择了不合时宜的自由主义,体现出自由主义文化心态的趋同性。     

“寻根”中隐现的缺席历史——论王安忆早期小说的“自我/城市”主体建构

城市所带来的时/空双重交替感,内化为作家王安忆在主体建构层面长期存在的文化焦虑。民族身份的自我认同,促使王非常自然地投身于"寻根文学"的大潮之中,并将根的触须深入自身,完成了由民族主体的追寻到个人主体性确立的置换。王安忆对生命本体的一再追问,在文本中体现为其对确立成长谱系中坐标执着的努力。于作家而言,个体的"寻根"与地域"寻根"相辅相成。个体寻根的缺失感,投射于对于上海的地域认同,且贯彻始终。在文本中对虚拟历史的参照并于其中的坐标定位,使得自我/城市二者身份,在主体确立的层面上形成了迭合。城市最终成为作家情感投射中的另一个"自我",而这种转化亦使城市史以"他者"的姿态自然地出现于王安忆的小说书写中。     

边地空间叙事中的主体焦虑流变——论世纪之交西部小说的叙事身份

中国西部地区由于地理、历史、政治、经济等的区域特殊性,在文化形态方面,形成了现代文明为主,多元文明共存、碰撞与交汇的特殊文化场域,造成了西部小说作家叙事身份与主体价值的普遍认同障碍,集中表现为＂文革＂结束之后的＂个体价值与政治规约＂的叙事焦虑,世纪末以来的＂启蒙批判与感性解放＂的叙事焦虑,以及21世纪以来的＂地域边缘与话语中心＂的叙事焦虑。西部作家的主体性叙事身份焦虑,作为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化语境当中主体性建设的典型镜像,也真正实现了对现代性理念在＂反思和超越＂层面的论战式美学批判实践。     

抗战时期三大区域抗战史学概况简述

1940年是中国抗战史学发展的关键一年。在这一年,中国土地上形成了三大区域的抗战史学,即国统区抗战史学、解放区抗战史学、沦陷区抗战史学。三大区域的史学家在抗日救亡旗帜下实现了联合与团结。他们在艰难的环境中埋首于学术研究,取得了抗战史学的重大成就,谱写了中国近现代史学史上壮丽的一章。     

抗战时期大后方的文化特点与功用

抗战时期,伴随着国家政治、经济、文化教育重心的西移,西南大后方从文化边缘走向文化中心。抗日救亡的特殊历史环境使大后方文化发展呈现出救亡与启蒙的双重性、更大的包容性、中外文化的互动性。大后方抗战文化发展,保护了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培养了一大批人才,为西南地区播下了文化种子,有力地推动了西南大后方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人口素质的提高。促进了大后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政治“平反”史料与作家身份的再确认

中国当代文学体制的政治化与文学生产者的组织化使文学长期处于"一体化"的状态。在制度化的权力场阈下,文学史料的存在方式也被工具化了,史料的身份、价值、运用以及产生的过程,都在权力的刻意引导下归向政治。本文以1979年后胡风、丁玲、冯雪峰等作家的"平反"为例,从政治"平反"史料的甄别与作家身份的重新确认这一角度契入,析辨政治如何成为当代作家及其学科随影的宿命,由此延伸出中国当代文学学科在被长期政治异化、失去自我之后能否重建的问题。     

从叙作关系看第一人称自叙传小说

晚清之后,文言小说由于宗法史传而形成的"叙作合一"传统逐渐瓦解,"叙作分离"的格局逐渐形成。叙作分离对现代自叙传小说的创作非常重要,一方面它深刻地影响到作家的创作心态,使作家能以另一个身份进行想象、虚构;另一方面,又使作家可以在"虚构性"的保护下叙述自我体验。这就使自叙传小说在叙作关系上呈现乍合乍离的形态,反映了五四作家渴望表达自我与突破自我的双重需要。     

“文牛”的身份困境：老舍与现代中国的“职业作家”难题

牛马自喻作为贯穿老舍作家生涯的事件与意义的统一体,在老舍的文学话语系统中不仅具有回答作家在官员、教员等职业演进关系中的意义所在,更有着回答生存需求解决与作家职业价值形成的思想蕴含。山东时期的老舍身处不能自主的商业兼职写作环境,兼职作家于老舍而言是与牲畜拉车等同的劳力工作,通过将劳苦身体经验转化为“风格即人”或“风格即驴”的“幽默”文学态度,以动物性自嘲人性成为老舍此时的职业适应策略。抗战时期拒绝教书从政的老舍试图依托“文协”建立社会层面的战时作家职业伦理,但抗战初期的文化应激性与抗战的持久性使老舍陷入了职业伦理绝境,“牛”的生存面目成为老舍的职业生命诉求的表征。老舍之为“文牛”的职业作家志趣,显示出现代中国职业作家的主体性内涵及其限度,厘清这一问题对于重新认识新文学职业作家之于现代中国社会的身份价值有着重要意义。     

近代国际视野下基于中华一体的民族认同、国家认同与文化认同

近代中国被动开放并融入世界的过程,也是中华民族、中国国家与中华文化渐渐以清晰的"自我形象"屹立于世界的过程:"血缘或种族身份"上,形成了"中华民族"这一涵括了境内各民族的、多元一体的民族共同体的全新概念,形成了中国境内汉族与各少数民族同属中华民族并据此区分"我中国人"与"他族"、外国民族的民族意识;"政治身份"上,形成了对自己所属国家"中国"作为统一的多民族的政治共同体的认知,并形成了以"中华"作为新政治共同体之名号的共识;"文化身份"上,对中华民族文化的认同与对中华民族精神的体认日趋清晰、日益强化,并形成了近代意义上的"国学"、"国粹"、"民族精神"与"文化中国"等概念."中华一体"的历史意识与文化传统体现于近代国人的民族、国家与文化认同意识中,三种认同互相影响、互相促进,对增强中华民族的整体性作出了贡献.     

沈从文、老舍和左翼文学关系疏离原因探析

老舍和沈从文与左翼文学流派的关系较为疏离,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他们少数民族身份所致.民国之后革命派对满族的排斥,导致老舍对政治和革命的恐惧,以至于站在冷眼旁观的位置.满清王朝对湘西苗族的血腥镇压和沈从文亲眼目睹辛亥革命后汉族对苗族无辜百姓的杀戮,使具有苗族血统,具有多年从军经历,看透了所谓"政治"和"革命"本来面目的沈从文对政治和革命极为反感.他们都是在"五四"启蒙精神的感召下登上文坛的,民族之间的文化差异促使他们仍然传承了传统文化再造和改造"国民劣根性"的主题精神,追求文学的独立价值,反对文学依附于政治.     

“民族本位”与抗战文学的文化构想

抗战文学是20世纪中国文学的重要转折点,新文学作家在无家可归的"流亡"生涯中,深刻地理解了"个人"与"民族""、小家"与"国家"之间的辩证关系。"漂泊"使他们的民族意识彻底觉醒,并深刻反思了五四启蒙的历史局限性;"流亡"既激发起了他们奋起反抗的复仇意识,也强化了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自觉认同。因此呼唤民族精神、渴望民族复兴,几乎就是抗战文学的时代主旋律:它以爱国主义为主导思想,以民族本位为核心价值观,以文学叙事为表达方式,为新文学的后续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     

抗战时期重庆作家的生存状态

抗日战争时期,陪都重庆作为当时的文化中心,吸引了大量的文学界人士。以抗日救亡为主题,重庆作家创造出了繁荣的抗战文学。时局的动荡不安、经济通货膨胀,使得重庆作家生活日益艰难。然而,危机时局也激发了空前高涨的爱国热忱和创作欲望,从而形成了陪都文学艺术空前繁荣的局面。与此同时,重庆作家们也承受着较大的精神压力。     

异质文化中的身份建构——从叙述者“我”的出场与缺席看严歌苓小说的创作

新移民作家严歌苓在不同的创作阶段采取的叙述策略不断发生变化,叙述者"我"的出场与缺席经历了几次循环往复,呈现出作家在异质文化中进行身份建构的焦虑和艰难,作家在经历"原本的我"——"失去自我"——"找寻自我"——"我就是我"的漫长旅程后获得了自我身份的确认和主体视野的超越,其文本创作呈现出独特的文化内涵。     

建安正始时期咏物诗的象喻性和价值观

建安正始时期,社会的动荡与政治的险恶促使了士人群体自我价值意识和生命关怀意识开始觉醒.诗人突破两汉文学传统,以感物取象、隐喻自我的象喻性方式选择咏物题材,并确立主体诉求化的人本性理念的文学价值观,从而使这一时期的咏物诗歌在作家物象审美与抒怀忧郁的交融之中体现出鲜明的时代气息和个性色彩.     

百灵庙抗日暴动述评

百灵庙抗日暴动，是在内蒙古地区的乌兰夫等共产党人和国民党绥远当局傅作义将军的策动下发生的。这场暴动打响了内蒙古地区蒙古民族武装反抗日本侵略者及其走狗的第一枪，实际上成为当年冬天绥远抗战的先声，在内蒙古人民抗日救亡斗争史上写下了耀目的一页。     

族裔性的追寻与消解:当代华裔美国作家的身份政治

本文在文化身份理论和后殖民女性主义理论观照下,对赵建秀、徐宗雄等华裔美国男作家和汤亭亭、谭恩美、任璧莲等华裔女性作家的族裔认同和文化书写策略进行了有针对性的对比研究和辨析。揭示出作家们族裔、文化身份的追寻或消解的背后,其实是一种立场的政治,是性别政治与文化政治的纠结;提出在世界依然存在诸多不平等的当下,华裔美国文学应该以对性别、种族、文化的共同关注为己任,张扬族裔文化特性,争取与其他文化平等对话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