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弼儒道会通思想探析

王弼将道家本体论引入儒学,建构了"以无为本"会通儒道的玄学本体论;又从这一本体论出发以道释儒,予圣人观以新的解读。通过对"无"与"有"、超越与现实的双向诠释,王弼巧妙地解决了儒家与道家内在的紧张,为魏晋玄学的发展定下了理论基调。王弼发掘儒家本体论的思维方式本身存在着误解甚至曲解先秦儒学本义的问题,故其会通儒道的理论体系存在一定缺陷。尽管因此而饱受诟病,王弼仍不失为魏晋时期创造性融合儒道思想的开拓者。     

王弼“性其情”浅释

王弼是魏晋玄学理论的主要开创者,以其《周易注》、《老子注》、《老子指略》、《论语释疑》,倡道家之旨,创以无为本之玄学思辨体系。于玄学思想而言,王弼有创基之功,而就情感理论而言,王弼之功绩亦不容小觑。王弼在其玄学理论论述过程中对于情感理论也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倡言“性其情”,主“圣人有情”,对于中国哲学的情感理论(尤其是魏晋情论)的发展有着积极的意义。以下将结合王弼的“贵无”之说,对其情感理论做简要的梳理。     

先秦儒学社会秩序建构中的圣人权威

先秦儒学圣人是道德权威、政治权威、思想权威多个维度的统一,在社会秩序建构中发挥着类似韦伯所说的"感召力权威"的作用。圣人作为政治权威是社会秩序建构的应然主体,体现了圣人和民众之间的支配和服从的关系。圣人作为道德权威是社会秩序建构核心价值的人格载体,能够通过其人格影响力把儒学所倡导的"仁"推广到家、国、天下等人类共同体中去。圣人作为思想权威是人类历史进程基本原理的领悟者,具有最高智慧,在社会秩序建构中发挥着百世之师的作用。先秦儒学在社会秩序建构中突显圣人权威旨在把制度权威和体现这种制度价值的人格权威结合起来,以追求长治久安,这对于当代中国社会秩序建构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王弼对道家哲学向美学转化的贡献

先秦道家哲学算不上是真正学科意义上的美学。王弼＂以无为本＂的体用如一观强调了事物＂有＂的重要性,其＂言—象—意＂结构将＂象＂纳入了道家＂言—意＂结构,其＂圣人有情＂的人性论则改造了道家＂无情＂论。王弼的论述为道家哲学向美学转化扫平了实质性障碍。     

王弼圣人观源流——从易学“寂感”说看魏晋孔、老、玄、释之会通

“孔老之辨”最初产生自《庄子》内外杂篇,表现为扬老抑孔,而魏晋玄学认为老不及圣,其代表人物王弼更以易会通孔老,以易学“寂感”说为圣人观,使得孔、老、易三系的不同圣人观统一于玄学.此后,玄学发展趋势由易入佛,以易学“寂感”说为特征的圣人观影响了六朝庄学、佛学、易学,乃至影响于理学.     

论思想政治教育起源的利益维度

作为一种特定的人类实践活动,思想政治教育的产生有其历史必然性.由于思想政治教育从一开始就同利益问题交织在一起,从利益维度解读思想政治教育的起源,形成了考察思想政治教育发生问题的重要视域.从利益维度看待思想政治教育的起源,就要考察利益关系的协调、利益活动的开展与思想政治教育发生的历史联系,尤其要分析思想政治教育的起源与不同利益主体之间利益冲突的处理、与统治阶级利益追求的需要所存在的历史联系.从这一历史联系来把握思想政治教育起源的唯物主义阐释,对于夯实思想政治教育的历史根基或具重要意义.     

王弼美学思想特征探析

王弼玄学思想中蕴涵着丰富、深刻的美学思想,本文认为其美学思想具有整体美、自然美、含蓄美、体悟美、人情美等五个特征,而贯穿于始终的主线是不断摆脱有限事物的束缚,最终达到精神自由的审美境界。     

论王阳明的圣人观

佛、道和儒家思想对形成王阳明以"良知"为基础的"吾性自足"的圣人观产生了重要影响。他的圣人观的主要内容是:在道德认识论上,圣人是道德主体和道德客体、知与行的统一;在道德行为上,圣人是存天理、灭人欲的道德价值载体;在道德修养上,圣人吾性自足,具备最本质的人性。王阳明的圣人观是对先儒圣人观的"自我超越",完成了儒家圣人观从"庙堂"到"人间"、从"书斋"到"民间"的伟大转变,实现了儒家圣人观的世俗化、大众化和民间化。     

试论颜元的圣人观及其历史意义

颜元一反宋儒完全以人伦道德立论的圣人观,将它重新回复到先秦儒家涵盖"道德、智慧、事功"的本来面目,进而更开出了一条简易平近的成圣之路,即不再是空讲本体证悟,索求内在道德的无尽追寻,而是立足于现实世界、日用人生间,人各就其质性所近、心志所愿、才力所能而专精一技一艺;或是素位而行,尽其本分;或是改过迁善、道德践履。这不但没有使人疏于圣人之道的追求,反而更加鼓起了人自觉努力以成就尧舜圣道的实践精神与力量。     

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人文关怀合理性维度研究

人文关怀在思想政治教育中是一种理念的体现,要求以人为本,同时更是对人的精神和人性的重视,在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中体现人文关怀是一项由简单向复杂发展,从表层向深层推进的工作。从思想政治教育人文关怀的理念维度入手,结合当前人文关怀诉求与现实道德追求的现状,对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人文关怀提出合理的结果维度,以期对新时期加强和完善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有所启发。     

庄子、郭象圣人观之比较

庄子的圣人观否定社会现实,认为"圣人"是超越现实、还朴归淳,具有最高人格的方外之人,他强调的是对原始自然的遵循和效仿,追求的是配天地之德的至高境界。郭象的圣人观肯定社会现实,无意于彰显圣人的神性和超越,而着意于圣人与世无刃、与百姓无隙的闲恰与自得,他强调圣人要无心以临天下,既内具圣人之德,遗世离俗,又外施王者之政,涉世入俗。庄、郭圣人观的不同,体现了二者思想的本质特征,也反映了魏晋时期援儒入道、以道释儒、儒道会通的学术特点。     

儒家圣人观念的承继与开新--论王弼圣人性、情新观念及其思想史意义

王弼圣人“应物有情”的观点 ,实是他“圣人体无”思想的应有之义。圣人“体无而有情”的观点 ,上接孔孟的“凡间圣人”的观点 ,对汉儒“神化圣人”的观念作了根本否定。在“贵无论”和认定名教源于自然的前提下 ,将儒家之圣人的性与情统一于“自然”之中。这种观点以隐晦曲折的途径 ,启开了宋儒“孔颜乐处”的圣人境界之说 ,儒学终于在现实的世界中 ,找到了“至乐”灵魂的所归之处。     

中国传统文化的圣人观

圣人是中国文化追求的作为人的最高目标,做人做到圣人,也就达到了人生的极致。各家各派都对圣人有一个基本的认识,那就是圣人是具有最高道德水平和最高智慧的人。另一方面,在圣人具备哪些素质、圣人概念的具体内涵等方面又有不同的理解。儒学在人伦日用上为圣人命名,认为圣人具有最高的道德,可以向天学习,制定人间的礼乐制度,得天理,行教化。先秦道家的圣人观与汉代以后的道教成仙的目标相结合,演化为唐以后内丹而仙、救世救民的圣人观。中国医学则认为圣人和于阴阳,淳德全道,恬愉虚无,治病救人,仁心仁术。     

从王弼对老子古今观的改造看其古今观

王弼通过注释《老子》一书对老子的古今观念进行了改造。他改变了老子崇古抑今的态度,在崇本息末、以无为本思想诉求下对古今做到了真正的等而视之。但王弼在提出不迷信前人陈说的同时也注意对古代的探究。他认为只有做到对事物发展开端了熟于心,才能揭示事物的根源。同时在方法论上他又非常重视从当前出发来证实初始,从初始入手来把握近在眼前的事物,最后达到对事物规律的认识。王弼较前人应该是更为合理地处理了古今问题,这可以视为王弼玄学的又一重要贡献。     

在形而上学与政治哲学之间--从西方汉学的角度再度探讨王弼的易学

王弼(226-249)的<周易注>及<周易略例>包含其独特的形上学及政治哲学.这一次,我想以其易学最基本的范畴-即"主爻"原则-为切入点,试图阐释王弼对于"君主"、"权力"、"政治竞争"等的论述;然后,透过西方汉学近年来的一些新研究,重新探讨王弼在<老子注>及<周易注>所展开的不同政治愿景.     

王弼与二程易学本体思想的比较研究

在中国哲学史上,王弼最先从哲学本体论的高度对《周易》经传进行了解释与阐发。北宋时期,史称"二程"的程颐、程颢两位思想家继承并发展了王弼易学本体思想,强化传统儒学的道德范畴在易学本体论中的地位,并批判吸收佛教体用观以解《易》,从而丰富和发展了理学本体论的理论体系,为宋代理学思潮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理性与情感：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认知维度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中的主体性与对象性、个体性与社会性、规范性与自由性、理性与感性、多元与一元等关系的统一,决定了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必然是理性教育与情感教育的统一。因此,正确处理理性与情感的认知维度,势必能够推进目前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方法的改革,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实效。     

老子的“圣人”思想及其社会影响

圣人思想,中国古代各家都有所涉及,而对于各家来说,“圣人”所蕴含的意义可能是不同的,但是他们都认同“圣人”是完美的理想的人格。在《老子》一书中,就有很多地方提到“圣人”一词,并且也能发现老子的“圣人”与儒家、墨家等之“圣人”的不同之处,但对于老子来说,“圣人”同样是他所认可的完美人格。     

陶渊明与王弼

陶渊明生逢魏晋玄学盛行的时代,他的人生和文学观念都与魏晋玄学发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以“性其情”、“应物而不累于物”为主要内容的王弼玄学更是陶渊明立身为文观念的中心。正确认识陶渊明与“贵无”玄学的关系,实为我们顺利解读陶渊明的最基本的前提。     

从政治哲学的双重维度透视马克思的政治哲学

侯才从政治哲学的双重维度分析了马克思的政治哲学,他指出,从狭义上讲,马克思政治哲学中包含了一个完整的体系;从广义上讲,整个马克思哲学就是一种地地道道的政治哲学,“实践唯物主义”则是马克思对自己的政治哲学的一种独具特色的表述。李德顺认为,为了卓有成效地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首先应当明确政治哲学本身的基本问题,明确政治哲学在西方及中国兴起的现实原因,从理论基础和现实依据两个方面深入理解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王南湜认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应当是一种现代政治哲学,即说明一个正常社会的基本条件。将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归属在现代政治哲学的论域中,则是这项研究当前最迫切和最实际的问题。吴晓明认为,作为近代政治哲学代表的黑格尔哲学揭示了政治事务中的“社会现实”,马克思则批判地拯救了政治哲学通向社会现实的道路,历史唯物主义对“社会现实”的重新发现,并给予今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以重要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