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表征方式看"中国哲学"的合法性--以冯友兰先生的正负方法论为视角

“中国有无哲学”一直是中国学界密切关注的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着多种不同的意见和观点。持中国有哲学论者从不同的角度论证了哲学的成立 ,如胡适的“哲学问题”论证、冯友兰的“内容相似”论证、韦政通的“哲学起源”论证、牟宗三的“文化要素”论证等等① 。反对者认为 ,     

萧■父和中国启蒙哲学研究

本文阐述了著名学者萧(?)父先生力求以中国启蒙哲学专题研究作为解决“传统与现代化关系问题”的契入点和路径,揭示“以古代文化长期积累为背景的传统文化向现代转化”的内在根据和环节,不仅对启蒙哲学的概念作了新诠释,而且对中国启蒙哲学的阶段历程及中国启蒙哲学精神作出了新概括和新探索.萧(?)父先生的这一专题研究,是他数十年学术人生寻求传统与现代的历史接合点的“再思索”与“新开发”.     

现代中国哲学的批判性建构:以张东荪中西哲学比较研究为例

张东荪是中西哲学比较研究的先驱,他的中国哲学研究往往是基于其对西方哲学的理解之上的。他早期受实用主义本体论和柏格森生命哲学的影响,形成了历程即本体的所谓“我的本体观”;他后期开始注重知识社会学,并逐渐转入中国哲学领域。他认为中国本土思想中唯有老庄道家有形而上学,但汉以后道家哲学衰落,以至于形而上学在中国发生夭折,宋明理学的形而上学不过是受佛教形而上学的“刺激”而成,已不是正宗的中国哲学。从语言结构、语言形式等语言哲学的角度看,张东荪认为中国语言缺乏主语,也缺乏to be的言语构造,因而缺乏主体的观念,进而得出“中国哲学无本体论”的结论。及至晚年,张东荪甚至对中国有无哲学亦表示了质疑。要之,在语言、逻辑、哲学互相关联的组合中,语言对于哲学而言,具有基础性的意义,可以使哲学成为某种语言哲学;然而从语言哲学立场出发,其对现代中国哲学的重构是否成功,这在当今中国哲学界仍是值得省思的问题。     

创建有“我”哲学

如果谁有兴趣去翻阅几十年来的国内哲学论著,便会不无惊讶地发现;除了针对某个人的某部著作或某篇文章的“书评”或“商榷”之外,所引证、阐述和批评的理论、思想和方法,几乎不是中外古人的就是当代西方人的。由此不能不提出一个颇为尖刻的问题;在极力倡导“对话”的当代中国哲学界,何以同行之间却极少“对话”?这当然与国内学界尚未形成引证必予说明的风气有关,也与同行之间缺乏相互沟通有关,但实质问题显然在于:我们是否创建了必须与之“对方”的哲学? 应该说,改革开放以来,国内的哲学研究已经逐步地改变了以教科书模式为出发点的教条主义的研究方式,逐步地改变了非此即彼的两极对立的思维方式,逐步地改变了几条规律,数对范畴的话语方式,在哲学研究的提问方式、解释原则、概念框架、背景知识等方面都发生了重大变革,并取得了多方面的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因此我不同意用“贫困”或“困境”来概括当代中国哲学的现状。但是,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并不就是必须与之“对话”的哲学。必须与之“对话”的哲学,是那种独创性地表达不同时代的人类自我意识的哲学,也就是独创     

关于“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的两点思考

进入新世纪以来 ,国内学界出现了关于“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的讨论并引起了较为广泛的关注。在一定意义上 ,这场讨论关涉到的问题对面向 2 1世纪重新反省中国哲学作为一个现代学科产生、发展的历程 ,在挺立民族文化精神之主体性的基础上 ,建构更能充分体现中国文化之精神特质的“中国哲学”确乎具有积极意义。但是 ,对“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所呈现出来的复杂性 ,我们亦应予以更多的关注。本文拟在学界有关讨论的基础上从 2 0世纪中国哲学自身的发展及当代西方哲学发展转进两个方面对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试作进一步的探讨 ,以求正于专家学者     

从“哲学在中国”到“中国的哲学”——中国哲学发展历程的回顾与展望

概括而言,作为现代学科的中国哲学,走过了一条以“哲学在中国”为逻辑起点并不断向“中国的哲学”生成的道路。百年来中国哲学的一个重要成就,就是展示了一种不尽同于西方哲学主流传统的哲学形态。面向未来的中国哲学,应当根本改变迄今为止在相当程度上依然将西方哲学等同于人类哲学之共相的状况:一方面,还西方哲学作为人类哲学殊相之一的本来面目;另一方面,通过深入、系统地开掘出中国哲学不尽同于西方哲学的智慧精神以进一步丰富哲学的内涵,不仅凸显并同时涵容中西哲学之基本精神以及作为人类哲学之共相的哲学特质,而且在人类哲学之一般的高度上,确立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平等齐一的人类哲学殊相之一的地位。为达此目标,中西哲学之间应当达成双向互动的“诠释圆环”。     

“重写中国哲学”三人谈

近百年来,中国哲学的研究,存在着一种依傍、移植、临摹西方哲学或西方哲学的某家、某派理论的倾向。有学者认为,这是对中国哲学的史料“梳妆打扮”、“削足适履”去填充西方哲学的表格或框架。这样做的结果,使中国哲学的主体性丧失了,中国哲学成为西方哲学在中国的发展史。因此,提出“重写中国哲学”的问题,希望能够建构一种真正纯粹的、用本民族话语来叙说的“中国哲学”。为此,我们组织了“重写中国哲学”三人谈,现推荐给读者,希望能给学界以新的启示。     

高清海与当代中国哲学的启蒙

从教科书改革到推动观念变革,从实践观与人的哲学到类哲学的提出与阐发,从开放视野到中华民族复兴的哲学自觉,高清海哲学特别以哲学学术及其教化的方式表达和诠释了启蒙。在当代中国哲学界,高清海代表、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开创了一种基于当代中国社会生活及其转型现实、以"抓根"及直面事情本身的"笨想法"为方法、推崇"为人治学其道一也"的美德伦理、致力于发掘马克思人的学说并汲取中国传统文化资源的人本主义哲学,以哲学学术的方式,参与、影响并深刻地推进了当代中国哲学的启蒙。     

中国资产阶级的哲学启蒙是中国近代哲学史的基本内容

一、中国资产阶级哲学启蒙的历史含义和历史特点 所谓启蒙,顾名思义,是启发愚蒙之意。凡开化愚顽,教授赤子,都可称为启蒙,本身并无时代意义。如朱熹著《易学启蒙》,发挥邵雍《先天图》的思想,大概他以为易学可以由此入门。清人王筠作《字学蒙求》,就是取《周易》“童蒙求我”句,是教授孩童识字的。 我们一般称欧洲十七、十八世纪新兴资产阶级反封建的文化运动为启蒙运动;称他们的思想为启蒙思想;称他们的思想代表为启蒙思想家。所谓启蒙思想,实际上便具有了鲜明的时     

无可说即是说也——中国哲学的深层思维向度

与西方哲学相比 ,中国哲学在思维方式方面有一个显著特征 ,即重直觉参悟、经世致用 ,而逻辑推理与为求知而求知的方面则欠缺。其中直觉参悟实构成中国哲学的深层思维向度 ,它可分为正负 (或肯定式与否定式 )两个方面 ,本文拟探讨否定式思维向度的必然性及其理论意义。一、“说”之对象——中国哲学的本体论否定式思维方式在中国哲学中有很多具体表现 ,其最典型的说法就是“无可说即是说也”。“说”即是用语言描述 ,“无可说”即无法用语言描述。“无可说”之“无”严格地说应是“不”,“无可说”也即“不可说”。如果这里的“无”不是“不…     

走出哲学的贫困--试从中国哲学的现代化谈起

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它从博大精深的宇宙中汲取丰富的营养而使自身保持生命的活力。而“哲学的贫困”一说却是近年来较为流行的说法。本文试图从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谈起,浅析了笔者对“哲学的贫困”之理解,现就几点浅见略述与此,尚不成熟,以就教于方家。一、对哲学的“     

马克思哲学:一种价值论哲学

马克思是如何实现人类哲学史上的革命性变革的 ?马克思哲学的本质属性究竟是什么 ?在经过了 2 0多年“恢复马克思哲学真精神”、对马克思哲学进行“返本开新”的阐释和解读之后 ,对第一个问题我国哲学界已经在学理上做出了令人信服的回答且基本上达成共识 :马克思哲学是一种具有当代意义和价值的“现代哲学”。可是 ,在对具有现代哲学特征的马克思哲学的本质属性的具体理解上 ,哲学界却出现了以王南的“现代实践哲学”(或“人类学哲学”)和高清海的“人学”为主要代表的两种各自表述的理论路向。这表明 ,关于马克思哲学的属性问题 ,迄今仍悬而未决。笔者认为 ,“现代实践哲学”论与“人学”论是内在一致的 ,二者实际上指向的都是一种“价值论哲学”。将马克思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有’‘无’之辨”(即西方哲学中的“存在论问题”)和以“语言学转向”、“后现代哲学”为标志的现当代西方哲学联系起来 ,表明马克思哲学是一种价值论哲学。确认马克思哲学的价值论哲学属性 ,是时代给中国哲学提出的一个必然要求 ;将马克思哲学理解为一种价值论哲学 ,就是对第二个问题的合理解答 ;确认马克思哲学是一种价值论哲学 ,其意义相当深远。     

康德之“启蒙”观念及其批判哲学

本文探讨了康德的启蒙观念及其与批判哲学的关系 ,分析了理性“成熟”之含义 ,认为 ,一方面 ,理性须得“不依靠他者”运用自己的理智来认知世界 ,另一方面 ,须区分各种层面的“权限” ,强调在“公众”层面理性的不受限制性 ;这样 ,“成熟”、“启蒙”的理性就具有“现实性” ,而不是“抽象”的形式。“界限”观念的提出 ,同样使以“理性”为准则的哲学不再是抽象形式 ,而是具有丰富内容的“认知”体系 ,从这个角度 ,可以加深理解康德“批判哲学”所做的“划定界限—领域”工作之哲学意义。     

"中国有无哲学"之我见

1 .“中国有无哲学”问题的提出是 2 0世纪以来的事情。在“哲学”这一舶来词传入中国之前 ,我们有自己的经学、子学、儒学、道学、心学、佛家的义学 ,却惟独没有西方所谓的“哲学”。哲学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和科学(Ｓｃｉｅｎｃｅ)、宗教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文学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一样都是外来词。“哲学”一词本是日本学者西周在 1 837年译西语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而使用的 ,然而他的本意是要表达“哲学即欧洲儒学”的意思 ,以“别之于东方儒学也”。后来该词传入中国后却背离了西周的初衷 ,中国学者使用“哲学”一词恰恰是…     

中国学术界的晚期希腊哲学研究

在古希腊哲学研究领域,晚期希腊哲学是一个重要环节,但中外学术界都曾存在轻视晚期希腊哲学的倾向。20世纪70年代以降,这种情况得到改变。西方学术界近30年来加强对晚期希腊哲学研究,取得了较大进展。中国学术界近20年来也重视并着力研究晚期希腊哲学且取得了新的成果,但在哲学史分期、晚期希腊哲学的特征、史料整理、研究方法等方面仍存在诸多薄弱环节和不足。有鉴于此,本刊编辑部组织了该组专题论文,以期引起学界更多关注,推进这一领域研究的深化。浙江大学哲学系教授章雪富、杭州商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石敏敏的《伦理学作为第一哲学——希腊化哲学的范式转移》一文认为,希腊化哲学把伦理学作为第一哲学,用治疗论证替代知识论证,以激情研究取代观念思辨,以意愿探讨代替理性反思,改变了古典希腊哲学的知识分布体系。希腊化哲学在研究对象、探讨内容和哲学观念上的独特取向,深刻影响了古代晚期和中世纪哲学。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哲学系教授王晓朝的《中国学术界的晚期希腊哲学研究》一文指出,在晚期希腊哲学的边界问题上,中国学者经过长期探索形成了有别于欧美学者的独立见解及解决方案;认为在对晚期希腊哲学特征的把握上,中国学者的判断优于欧美学者的判断,在晚期希腊哲...     

王国维与中国美学的现代转型

王国维是中国现代美学的奠基者。他的美学研究注重人生和启蒙问题 ,在借鉴西方现代哲学美学和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基础上 ,创建了具有现代性意义和本土内涵的中国现代美学。这表现在如下方面 :第一 ,王国维强调西方现代哲学是“形上之学” ,提出了“学术独立”和“审美独立”的观点 ,赋予中国美学以现代哲学的思维品格 ;第二 ,王国维把“人生”作为美学研究的出发点 ,提出了审美“无用之用”说 ,创建了具有现代人本主义意义的人生论美学 ;第三 ,王国维以强烈的本土问题意识和开放的学术视野 ,沟通中西、古今之美学思想 ,创立了独特的“阐发式”研究方法     

对金岳霖《论道》之中国哲学属性的疑窦

近年来 ,关于中国哲学的资质重又成为哲学界关注的话题。本组笔谈以学界对西方传统哲学的核心“是论”(本体论 )研究的进展为基点 ,指出无论从形式还是从内容上看 ,中国传统哲学都不存在“是论”的特征 ,于是就有了对中国哲学合法性的焦虑 ;并指出中国哲学的存在是事实 ,只是当人们根据西方哲学的观念和框架加以审视 ,才会对它的资质产生怀疑。论者或是分别以胡适、冯友兰与金岳霖为例 ,分析他们构建中国哲学史所依傍的正是以“是论”为核心的西方哲学 ;或是以中国哲学的存在为事实 ,提出对中西方哲学形态作新一轮比较研究的思路。中国学者能否突破两千多年西方传统哲学观的束缚 ,担当起构建中国特色哲学观的使命 ?我们期待本组笔谈将引发出新的思考与新的话题。     

中国哲学现代形态的时间轨迹

本文从过去、现在和未来三个维度说明"中国哲学现代形态"概念的含义。首先在回顾中国哲学从古代形态向现代形态转变过程的基础上,总结历史经验;其次提出了当前中国哲学界面临的问题和障碍;最后提出并论证了中国哲学应向"一般哲学"和"世界哲学"方向发展的主张。     

“创造的综合”：张岱年建构中国新哲学的方法

张岱年在中国新哲学建构方法上所提出的“综合”之说，本质上是“创造的综合”。张岱年关于建构中国新哲学的“综合”之说受张申府的“三流合一”说所影响，是对张申府“三流合一”说的深化和发展。张岱年关于建构中国新哲学的“综合”之说有一个发展、深化过程：从以新唯物论为基础“综合”新唯物论和分析哲学以建构新哲学，到以中国哲学的精华为根基“综合”中国哲学、新唯物论和分析哲学以建构中国新哲学，再到以中国哲学的精华为根基“综合”中西哲学之优长之处，吸收现代科学的最新成果，熔铸理想主义精神的“创造”的“综合”，最后归结到建构新哲学的方法和建构中国新哲学的方法的统一。     

分析哲学在中国

本文考察了我国学术界对分析哲学研究的历史和现状 ,充分肯定了 80年代以来这一研究所取得的成果 ,并指出其存在的主要问题 ,如尚未完全摆脱简单化倾向 ,缺乏严格的逻辑论证 ,以结论取代逻辑论证等。作者认为 ,分析哲学方法对中国哲学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不仅可以规范中国传统哲学研究的基本领域 ,制定公认的研究准则 ,辨析概念的意义 ,摈弃无法证实的“心心相传” ;更重要的是将科学理性和分析方法运用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 ,使我们的哲学研究真正走向科学和规范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