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富裕视野下乡村振兴战略的现实困境与推进策略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而要实现共同富裕,就离不开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实施,让亿万农民共享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成果。乡村振兴战略与共同富裕的政策内涵和内在机理具备高度一致性,共同富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背景下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目标与方向,乡村振兴战略是推动共同富裕的必要条件与实践前提。但当前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仍存在一些问题,主要体现在：城乡公共资源配置不均衡、乡村产业发展困难重重、乡村振兴内生发展动力不足、乡村社会“空心化”现象仍然显著。因此,应不断完善公共资源配置,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不断优化产业结构,培育壮大优势产业;加快城乡融合发展,激发乡村振兴内生动力;完善农村政策保障,解决乡村“空心化”问题。     

动能转换: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与乡村振兴

在中国,农村土地的产权制度及其变迁服务于国家现代化发展战略。土地是农民最重要的生存资料和财产,土地制度的变化不仅事关农民、农业、农村的发展,而且事关治理绩效与乡村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农村的土地制度进行了两次大的改革,土地制度的“变动”引发了农民、农村社会要素能量的释放和能力的改变,实现了农村社会发展的“动能转换”。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乡村振兴重大战略,乡村振兴无论是产业发展、农民富裕,还是有效治理等都需要对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做出适应城市化、市场化和城乡融合发展的变革,以赋予农民更充分的发展权和选择权。而承包地的“三权分置”和集体建设用地改革将给农村社会发展带来第三次“动能转换”,助力乡村振兴。     

从“补充式”到“沉积式”发展：乡村教师队伍建设的实践路径

乡村振兴离不开乡村教育振兴,乡村教师队伍建设是乡村教育振兴的关键。乡村教师作为乡村建设中的重要成员,在乡村振兴中具有重要地位。“补充式”发展侧重解决乡村教师数量不足的问题,“沉积式”发展侧重提升乡村教师队伍的素质能力。当前,乡村教师“下不去”的问题依靠“补充式”发展得到了基本解决,而“留不住”的问题则更多需要通过“沉积式”发展加以解决。拓展乡村教师来源渠道、打造乡村从教生活方式、重构乡村教育体系,促使乡村教师成为推动乡村教育高质量发展的主体力量。     

试析马克思主义农民问题理论中国化的内涵

农民问题是一个变量概念,其内涵在不同国家、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的表达和阐述.马克思主义农民问题理论中国化的内涵就是要使马克思主义农民问题理论与中国的具体国情相结合,一方面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解决中国的农民问题,使马克思主义农民问题理论从欧洲形式变成中国形式;另一方面,将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历史过程中所取得的农民问题实践"马克思主义化".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衔接的理论与实践逻辑

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交汇的时代背景下,必须做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在理论逻辑上,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统一于实现共同富裕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促进农民增收是二者衔接的基点。在实践逻辑上,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可分成“巩固”和“拓展”两个阶段,应构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衔接的“五位一体”机制：在乡村产业发展维度,做好产业扶贫政策同“产业兴旺”目标衔接;在乡村生态文明维度,做好易地搬迁生态修复、生态扶贫政策同“生态宜居”目标衔接;在乡村精神文明维度,做好扶智扶志政策同“乡风文明”目标衔接;在乡村社会治理维度,做好驻村帮扶政策同“治理有效”目标衔接;在乡村民生保障维度,做好“两不愁三保障”政策同“生活富裕”目标衔接。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的认知与实践误区及其矫正

乡村振兴上升为国家战略是2017年,乡村振兴实践则存在于较长的历史时段。百年来,经历了民间自发的乡村建设、国家进场围绕土地制度的乡村建设、国家主导下从汲取到反哺的乡村振兴三个阶段。当前乡村振兴中存在割裂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关系、乡村振兴滞留于外在的物化层面、乡村建设忽视区域的分化与差异性、乡村发展走的是依附型道路、将乡村振兴理解为乡愁的寻找和打造等认知和实践误区。总体上,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应在全面理解其系统性、战略性、时代性的基础上审慎推进,实现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的协同,走自主性、内生性、普遍性、差异化的道路,处理好乡村振兴中人才"所用"与"所有"的关系,注重土地使用制度的创新与协同。     

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村发展的百年历程与基本经验

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亿万农民经历了乡村革命、乡村建设、乡村改革、乡村转型和乡村振兴五个阶段,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发展之路。在不断探索与创新的过程中,党始终坚持为农民谋幸福的初心使命,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作为中心主线,以统筹城乡发展为行动遵循,以实现共同富裕为目标指向,积累了三个方面的宝贵历史经验,即尊重农民的主体作用和首创精神,有效动员和组织农民群众广泛参与;坚持农村集体所有制,处理好农民与土地的关系;坚持以农民利益为中心,与时俱进地推进改革创新。     

乡村振兴与新型农村集体经济：难题破解与实现路径探析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以全面推进和实现乡村振兴。乡村振兴战略从国家高度对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做出了统筹规划,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不仅仅是实现全体农民富裕的有力举措与坚实保障,更是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经济实现形式,因而亟需在共同富裕的发展目标之下,解析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与乡村振兴战略,探索以集体经济带动发展的乡村振兴之路。目前,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的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存在诸多问题,农民、集体“能人”以及集体经济组织等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生产主体能力有限,包产到户经营体制的短板不利于农业生产方式与乡村治理现代化,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水平与共同富裕目标不对接。为此,必须始终坚持党对“三农”的集中统一领导,发展壮大集体经济,带动乡村治理现代化,以实现乡村振兴目标。     

数字乡村建设中的社会资本赋能机制——基于德国、加拿大等国应对数字鸿沟经验的讨论

城乡数字鸿沟是当前我国数字乡村建设面临的重要课题,社会资本赋能或可成为解决这一问题的重要机制。研究发现,第一,借助制度嵌入机制,从社会环境层面对农村农民进行国家社会资本赋能,以“由下而上”的全新项目制运作思路,保障民众在数字乡村规划建设中的直接参与;第二,经由组织整合机制,于人际关系层面,通过多元主体联合网络为农村农民进行持续不断的组织社会资本赋能,提升农村农民的对外联通性和开放性,为发展注入新的活力;第三,发挥个人跃迁机制的效用,为个体提供兼顾认知和行为能力改造的个人社会资本赋能,帮助农村农民有意愿、有能力地参与到数字乡村建设和乡村振兴发展之中。社会资本赋能可以有效解决由“下不到乡”和“乡村不动”导致的“数字悬浮化”问题,弥合数字鸿沟,从而助力数字乡村建设快速发展。     

从《民法典》看乡村治理中急需关注的十个法治问题

结合我国《民法典》的实施,研究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和乡村治理中的问题,意义重大。研究这些问题时,要重视两个核心的民法规则:一个是《民法典》第96条关于农村集体法人作为民法特别法人的规定;另一个是《民法典》第261条关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权的规定。纵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农村集体组织及其所有权制度的重大变化,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完善乡村治理的法律制度,需要进一步准确认识社会主义的土地理论、农村集体化理论,遵循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马克思主义原理,在涉及农业的经济基础已发生本质变化的情况下,勇敢地推出农村地权流转的政策思路。在乡村治理的法制建设中,要解决村民自治组织和农民集体经济组织相区分的问题;解决集体经济组织法人制度中建立股东大会、成员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等机构的问题;完善集体组织中的成员和成员权的制度设计;重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特别法人地位;把"三权分置"当作一项重要的制度予以推广,搞清楚地权运作的法律基础问题;把紧宅基地审批关,推行宅基地的"三权分置";修订《农民专业合作社法》,满足解决农村建设用地权利及新型农村合作社问题的需要;解决农村集体、农民家庭和个人的各种土地权利登记问题。     

土地革命战争初期党对马克思主义革命真理合法性的辩护

在土地革命战争初期,针对国内出现的否认与消解马克思主义革命真理合法性的两种错误思想,党进行了批判并就如何坚持与实践马克恩主义革命真理合法性进行了艰辛探索,认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一国情是坚持马克思主义革命真理合法性的现实基础,强调践行“知行统一”是坚持马克思主义革命真理合法性的基本原则。前者回答了“如何可能”的问题,而后者则解决了“何以可能”的问题。     

论邓演达农民土地理论的思想渊源

邓演达接受了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思想,并发展、完善了“耕者有其田”的农民土地理论;他的家庭及少年时代的生活经历为他形成农民土地主张提供了原始的基础;他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这就使他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待中国社会历史进程,来分析中国农村经济、政治问题,形成自己的较为激进的农民土地理论;他受到太平天国农民运动的影响,这一影响在他的农民土地纲领中有所反映,但他并不完全同意太平天国的做法,而创造出一个没收与收买相结合的方式来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     

土地改革=民主革命?集体化=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农民理论的演变与发展

所谓“三农问题”是世界各国进入现代化时面临的普遍问题。本世纪初俄国发生斯托雷平土地改革引起了强烈反弹以来 ,从俄国马克思主义中形成了通过平分土地完成“民主革命” ,再通过集体化建立“社会主义”这样一种解决农民问题的基本理论。这种理论与古典马克思主义有极大差异。文章从这一理论在社会思想史上所继承的那些资源的分析入手 ,理清 1 50年来农民问题上的“主义”变迁 ,对农民“问题”本身的解决具有重大意义。马克思主义农民理论的演变与发展告诉我们 ,现代化的农民可以是个体经营的 ,但绝不是孤立于公共交往的 ;可以是联合起来的 ,但绝不是依附性的。离开这种认识来理解土地改革与集体化 ,都会偏离民主革命、社会主义和世界范围内农民问题的真正实质。     

马克思主义农民理论的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根据所处的社会政治经济条件,分析了农民的特点,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农民问题理论.中国共产党人经过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及其领导集体的探索,把马克思主义农民理论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结合在一起,在各自所处的不同历史阶段,创造性地提出了适合中国国情的解决农民问题的思想,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农民理论.     

乡村振兴的实践功能及法治保障——以乡村旅游为视角

乡村振兴战略作为新时代党和国家对于农村工作的重要战略部署,在全面依法治国的要求下,其实施必须在法治的轨道内展开。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乡村振兴的二十字方针,是乡村振兴战略的总体要求。乡村旅游能够发挥本土地域与产业优势,优化农业结构,能有效推进乡村生态建设、改善人居环境增加农民福利;传承优秀文化促进乡风文明建设,是乡村振兴不可或缺的驱动力之一。但是乡村旅游在一定程度上缺乏有效的法律规制,妨碍乡村旅游健康有序发展,例如土地以及其他资源的权属、环境保护与旅游开发的关系、村民自治组织与乡村旅游的监督管理等。基于乡村旅游对乡村振兴的实践功能,有必要在土地制度、旅游环境保护、法治化程度方面做进一步的提升。     

东北地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推动“三农”发展的方向及路径选择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在推动我国“三农”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按照作用的强弱可分为四个阶段,每一阶段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目标任务不同。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服务“三农”的总目标是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战略目标是推进乡村振兴,具体目标是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促进集体资产保值增值,确保农民受益。东北地区为保障国家粮食做出重要贡献,但是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却相对滞后,存在着产业发展滞后,对土地资源和财政补助依赖度过高等问题。在分析问题形成的原因基础上,提出推动东北地区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路径,包括防范土地“资源陷阱”现象,大力培育新产业新业态,推行村集体联合发展等建议。     

试论我国农村现代化过程中的农民土地财产

在我国乡村社会长期的小农经济虽然自20世纪以来发生了重大变化,其变化的基本内容是适应现代化取向,但实质上,中国乡村的基本特性没有实质性改变,仍旧是一家一户为单位经营数量不多的土地的生产方式没有变。土地依然是农民的衣食之本、生命之源。在“积极推进城乡统筹发展”“推进现代农业建设”“全面深化农村改革”的过程中,农民的土地不断受到侵害。     

“还权赋能”视角下农民主体性与乡村治理有效性研究

自乡村振兴战略提出以来,农民主体性地位这个传统的话题被重新拾起,并付诸时代意义进行研究。农民主体性的缺失和乡村治理的困境频繁交替演变,制约了乡村振兴的发展。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这四个方面,对农民进行“还权赋能”,在提升乡村治理有效性的基础上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目标。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闲置宅基地和闲置住宅盘活利用主体制度创新研究——基于公平与效率的视角

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村闲置宅基地和闲置住宅的资源价值和财产价值凸显,对其盘活利用社会共识逐渐达成。向社会主体适度开放闲置宅基地和闲置住宅现象在我国地方实践中逐渐增多,引起了学术界关注。经过前期政策探索,闲置宅基地和闲置住宅盘活利用现已进入试点政策完善及总结阶段。“人”是乡村振兴的关键因素。试点探索实践表明,闲置宅基地和闲置住宅盘活利用必须突破乡村内部主体范围,引入社会主体,因此主体制度创新必不可少。基于公平与效率视角,创新闲置宅基地和闲置住宅盘活利用主体制度,需坚守公平价值优先的基本逻辑,恪守农民作为宅基地使用权基本主体的地位,树立底线思维。同时,遵循兼顾效率的基本逻辑,审慎推进宅基地利用主体范围的放活,促进宅基地土地资源有效利用,形成主体对资源的和谐利用关系,助力乡村振兴。     

乡村振兴进程中农民财产性收入增长的瓶颈制约和政策优化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日益增长。为缩小城乡差距,振兴乡村发展,必须着力提高农民收入水平,提升农民获得感。在经济新常态下,财产性收入作为收入构成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农民增收的贡献率逐年增加,存在较大的可挖掘空间。探究当前农民财产性收入在收入分配、土地制度、金融体系、农民意识方面的制约因素,对解决农村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有效落实"乡村振兴"战略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政府要做出针对性的政策优化:以乡村振兴为契机促农民增收、基于承包地和宅基地确权保护农民产权、完善农村金融体系以拓宽农民融资渠道、加大农村教育投入以培养农民投资理财意识,确保农民资产增值的制度性供给,为农民增收提供不竭的内驱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