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经济地位、生活方式与健康不平等

以往研究多认为社会经济地位是人们健康水平最重要的决定因素,但对其影响机制却缺乏理论解释和检验。而社会流行病学研究关注与健康相关的生活方式及行为因素对人们健康水平的影响,但忽视了社会结构因素对人们生活方式的型塑作用。本研究根据健康生活方式模型将生活方式作为社会经济地位影响健康水平的中间机制,通过“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05）”数据,分析中国民众健康不平等的形成过程。研究发现,同欧美主要发达国家一样,中国民众也存在明显的健康不平等,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的人,其健康水平越高。社会经济地位主要通过健康生活方式影响人们的健康水平,其影响机制可以描述为,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的人越倾向于拥有和维护健康生活方式,而健康生活方式又直接影响了人们的健康水平。     

平台经济下不完全劳动关系及其法律规制

平台经济的发展加速劳动关系变革，成为不完全劳动关系的催化剂。不完全劳动关系在助推平台经济发展的同时，面临认定标准不明确、主体地位不平等、劳动基准保护不充分、社会保障机制不健全等现实困境。对平台经济下不完全劳动关系进行法律规制，需要明确不完全劳动关系的认定标准，使不完全劳动关系从业者身份得到正确归类；建立集体协商机制，弥补平台经营者“算法”独决机制导致的恣意妄为的短板；加强劳动基准保护，以劳动“三分法”分层配置劳动者法定权益；完善不完全劳动关系从业者社会保障制度，实现劳动者权益保护与平台经济健康规范发展双向促进。     

市场一体化驱动数字经济的机制研究

发展数字经济是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新机遇的战略选择,探究做大做强数字经济的发展路径对于推动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背景下,市场一体化的规模效应和竞争效应为数字经济提供了发展基础和持续动力。文章选取了2011—2021年全国31个省、直辖市及自治区的面板数据,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考察了市场一体化驱动数字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研究表明,市场一体化对数字经济的高速发展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这种促进作用随着时间变化呈现显著的动态特征和持续强化的趋势,该研究结论在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机制检验发现,在市场一体化驱动数字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表现出显著的人才集聚效应、信息投资效应和技术溢出效应;异质性分析表明,市场一体化对数字经济发展的影响在不同区域间、不同分位数层面存在显著差异,市场一体化水平驱动数字经济发展具有空间差异性和边际递增规律。     

收入不平等与个体健康——基于200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实证分析

文章利用200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5）数据与县级社会统计资料,通过拟合多层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了地区收入不平等程度对个体健康状况的影响,系统检验了绝对收入理论和收入不平等理论。结果表明,即使在控制了个体收入对健康的凹陷效应之后,县级收入不平等程度仍对个体自评健康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对收入不平等影响健康的作用机制的进一步分析表明,社会心理机制仅能部分解释不平等对健康的负面效应,而新唯物主义机制未能得到经验支持。     

地理空间与住房不平等:基于CFPS2016的经验分析

与关注中国城镇住房制度改革中的体制性因素和市场能力因素对住房不平等的影响，以及着重以个体的劳动力市场处境予以解释的观点不同，本文认为，居住有很强的空间粘滞性，地理空间差异同样是理解住房不平等问题不可忽视的结构性因素。对2016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的分析发现，居民家庭房产的地区差异具有高度的统计显著性。基尼系数按地理空间分解后显示，相对于家庭收入或家庭人均收入的地理空间差异而言，家庭住房资产的地理空间差异更为突出；运用赫克曼两步回归法分析资料发现，地理空间因素不仅影响产权住房的获得，对房产产值的效应也具有高度的统计显著性。这些发现都支持了我们的基本论点：地理空间差异不只是住房不平等的外在表现，而是导致住房不平等的不可忽视的因素。关注地理空间这一结构情境对个体行为的影响及其社会不平等后果不仅有现实的政策意义，也有助于拓展当代中国社会分层研究的视角。     

收入差异下的老年心理健康不平等及影响机制

基于2005-2014年中国老年健康影响因素跟踪调查的四次追踪数据,采用潜变量增长曲线模型,分析了基于收入差异的老年心理健康不平等变动趋势及影响机制。结果显示：第一,由收入差异导致的老年心理健康不平等随年龄增长呈收敛趋势,符合年龄中和效应理论;第二,身体失能是年龄中和效应存在的关键原因,身体失能比增龄在缓和由收入差异导致的心理健康不平等中的调节作用更大;身体失能降低了收入对老年心理健康不平等的影响作用;与低失能老年人相比,在高失能老年人中基于收入差异的心理健康不平等随年龄增长的收敛趋势更加明显。因此,应推动全人口、全周期健康管理,提高低失能老年群体的收入水平,并完善高失能老年群体的心理慰藉服务体系和社会功能补偿机制。     

修正还是强化：重访西方民主与经济不平等的关系

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以来,经济不平等在全球范围内快速扩大,引起了国内外学界的广泛关注。过去20年里,经济不平等的政治经济分析在理论建构上取得了显著进展。尽管经典政治经济理论构建了一个经济不平等的修正框架,认为民主制度能够遏制并缩小贫富差距,但该观点并未得到实证支持。本文在梳理分配政治最新研究的基础上,试图构建一个与经典理论截然相反的框架——在西方民主国家,经济不平等被政治因素所强化,而不是被修正。基于分配政治在公共民意、政治参与、政党政治与政府回应性四个领域的最新研究,可以发现经济不平等导致政治不平等,而后者进一步加剧贫富差距,进而形成动态的经济不平等陷阱。经济不平等的政治强化框架有利于我们理解欧美国家中经济不平等为何日益加剧,乃至形成合法化不平等的意识形态。本文为欧美国家的经济不平等陷阱提供了一种理论解释,以深化国内学界对西方国家经济不平等之政治逻辑的理解,尤其是财富分配和民主政治之间的互动关系。     

教育不平等现象：解释与悖论——西方教育社会学相关理论评介

制度性教育诞生伊始,教育不平等现象便开始产生。这一现象成为西方许多学者和思想家关注的对象。人们试图消解教育不平等。而事实上,教育不平等现象始终无法消亡,甚至很难淡化。主要原因是这一现象有着深刻的社会技术基础、社会制度基础和社会文化基础,有着复杂的教育效应和社会效应。上个世纪中叶以来,西方许多学者充分认识到教育不平等现象深刻而多样化的原因与效应,寻求从不同视角解释或批判教育不平等,致力于合法化或者消灭教育不平等。纷繁丰富的观点和研究结果启发着人们更为全面和客观地理解教育不平等现象,并为人们努力淡化教育不平等提供了思想启发,奉献了更为现实和可行的实践思路。     

数字经济与共同富裕

全面认识数字经济与共同富裕的关系对推动共同富裕取得实质性进展具有重要意义。数字经济可以通过促进经济增长、缩小地区和城乡间发展差距、缩小人群间收入差距三个途径助力共同富裕;但是,也可能因数字鸿沟和收入分配制度不匹配而拉大贫富差距,不利于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以数字经济推动共同富裕,不仅需要发展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还应着力缩小地区和城乡间、企业间、人群间的数字鸿沟,协调收入分配与数字经济发展的关系,促进分配公平。展望未来,应继续深化数字经济的影响机制研究,探讨重要数据难以获取、准确性较差等问题的解决机制。     

Perceptions of Distributive Justice of the Residents in Contemporary China’s Large Cities: An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the Survey in Shanghai〖JP〗

本文从自利理论和归因理论出发,以2006年8月-2007年1月上海大学社会学系“上海市居民的阶层地位与社会意识”调查数据为基础,分析当前中国大城市居民的分配公平感及其形成机制。研究发现,大城市居民对主要社会群体的收入分配感到明显不公平。阶层地位是否具有优势对居民分配公平感的形成没有显著影响,但社会经济地位及其对导致社会不平等的归因则与分配公平感明显相关。具有优势经济地位的群体既直接影响人们的分配公平感,又通过对社会不平等的归因偏好间接影响人们的分配公平感。归因偏好对分配公平感的影响比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更加显著：越是将社会不平等归因于个人绩效因素（内因）,其分配公平感就越强;越是将社会不平等归因于权力、政策因素（外因）,其分配不公平感就越强。     

市场转型、教育分流与中国城乡高等教育机会不平等(1977-2008)——兼论重点中学制度是否应该为城乡高等教育机会不平等买单

20世纪90年代以来,城乡间高等教育机会不平等愈演愈烈。本文使用CGSS 2008数据,基于梅尔模型,首先从总体上分析了城乡教育不平等的演进过程,结果发现,城乡间高等教育机会不平等主要肇始于小学升初中和初中升高中两个阶段,而由后者产生的不平等尤为严重。继而,本文对中学阶段升学过程展开专门分析,发现在“课外补习班市场”发育过程中,受益最大的是就读于非重点初中的城镇子弟,正是这类高中候选人与同样就读于非重点初中的农村子弟在市场转型后升学机会差距的迅速扩大,导致在后续高中升大学阶段,虽然高等教育规模一再扩张,城乡居民教育机会的不平等却愈演愈烈。本文还发现,就读于重点中学的城乡子弟间升学机会的不平等并未在市场化后显著增大,因而,本文认为,重点中学制度不应为近年来日益加剧的城乡高等教育机会不平等负责。     

民族身份、 城乡分割与高等教育不平等

根据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3年的调查数据分析发现,当前中国民族教育不平等在高等教育中仍然存在,但在控制户籍身份后有较大程度的下降;少数民族内部高等教育机会分配的城乡差异远大于汉族内部;与具有农村户口的汉族相比,具有城市户口的少数民族在高等教育入学机会中具有优势,且与具有城市户口的汉族没有差异,而具有农村户口的少数民族获得高等教育的机会最低.在城乡二元分割的背景下,国家以民族身份作为划分标准的高等教育倾斜政策应予以调整,需要更精准地对农村少数民族进行教育扶贫.     

分项收入的城乡不平等效应——基于区域差异视角的实证分析

本文分别从全国、省际和八大经济区域三个视角出发,利用全国及31个省级地区的相关统计数据,采用城乡居民总收入相对差距系数及其相应的分解方法,对分项收入的城乡不平等效应进行比较与分析.研究结果显示,四种分项收入的不平等效应不但具有性质与大小的差别,而且具有显著的区域差异.从影响性质来看,经营性收入导致城乡收入差距缩小,而工资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则导致城乡收入差距扩大;从影响大小来看,工资性收入、转移性收入、经营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依次呈递减状态.同时,通过区域间的比较,我们发现各分项收入的城乡不平等效应在不同的地区具有不同的表现.     

老年人收入结构与收入不平等研究

采用2013年和2018年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P)数据,基于收入来源视角和基尼系数分解法,对我国老年人收入结构和收入不平等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2013-2018年期间,老年收入结构显著变化,收入不平等程度呈现下降趋势.具体表现为,养老金收入比重下降,工资性收入比重显著增加.在收入不平等程度下降过程中,养老金收入的结构效应和集中效应起到强化作用,工资性收入结构效应起到阻碍作用,其他分项收入作用较弱;城乡老年人收入结构及其分布特征呈现显著差异性.据此,老年收入结构优化的方向应该是,稳定并逐步提高养老金等转移性收入水平和比重,适度调整和控制工资性收入、经营性净收入和财产性净收入在城乡间的均衡性,以缩小收入差距.     

城镇化、多维贫困与收入不平等

城镇化的终极目标是消除贫困,实现人类的共同发展。贫困本质上是多维的,是可行能力被剥夺的状态,而不仅仅是收入低下。可行能力的绝对剥夺往往取决于其在交往人群中的相对收入,即收入不平等程度。文章从理论上阐释了多维贫困与收入不平等的关系,接着分析了中国城镇化进程中多维贫困的特征事实以及改革开放以来收入不平等的历史演化及趋势,并提出了提升居民可行能力的政策建议。     

社会主义经济中平等与效率同步增长的经济数学分析

效率和平等的矛盾,实质上是生产和分配的矛盾。西方国家不可能解决这一矛盾的原因是:资本主义制度的生产资料个人占有,利息和利润作为分配万式是以雇佣劳动的剥削为前提。社会主义国家有可能采取恰当的分配和再分配政策,用小的不平等导致效率的提高,用小的效率损失换取大的平等。但是建国以来,由于我们犯有如下错误:将社会平等看成绝对平均;以牺牲效率来维持所谓的公平;否定收入分配受市场调节的客观规律;用非经济手段强制干预、割断、破坏平等与效率之间相互促进的关系。所以,也未能实现社会公平,社会成员收入也并没均等化。尤为严重的是,不能建立起有利于经济发展的生产要素组合与经济运行机制,导致经济效率极低。关于平等和效率问题,我国现在主要存在两种认识:一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二是以公平促进效率,以效率实现公平。就西方经济学关于效率和平等的两种意见而言,笔者的看法是:既承认交替关系,又可通过不充分竞争将其变成正相关关系,使效率和平等达到同步增长。     

经济全球化、金融资源占有与居民财富不平等

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各种生产要素的相对价格和跨国流动性差异,以及资本的高收益率优势和经济制度的差异化设计等因素,都会加剧居民财富不平等状况。并且唯效率优先的金融制度设计和市场化的资源配置模式,会使金融资源分配对贫穷群体产生排斥性,再加上财富金融化和金融全球化会让富有群体享有更高的资产回报率和更快的财富积累速度,这也会恶化居民财富不平等状况。     

代际累积与子代住房资源获得的不平等:基于广州的个案分析

本文通过"代际累积"概念探讨了父代住房支持的差异引发的子代住房不平等问题。参考以往通过"优势累积/劣势累积"两条因果路径分析社会不平等的方法和最新文献对累积过程的关注,本研究将弥补以往累积与社会不平等研究忽视代际分析的不足,从因果机制和过程分析两方面推进代际累积对住房不平等的解释。对前者的研究发现,住房制度改革拓宽了个体住房资源获得的渠道,父代家庭对子代的住房支持从无到有、由小变大,其对住房不平等的影响也日渐凸显;对后者的研究表明,代际累积这一因果机制所解释的住房不平等并非稳定不变的,受一些因素的影响,既有累积趋势可能会发生异于原初累积方向的变动,甚至是累积断裂。这一发现弥补了代际优势/劣势累积这一因果机制未能澄清累积过程中波动存在的理论缺憾。     

地区间高等教育与经济增长关系比较

高等教育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问题是当前教育和经济研究中的一个热点问题。但是由于各国经济学家研究问题的角度不同、方法的选取不同、数据的处理不同,得出的结论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本文以我国1985年～2006年31个省(市、自治区)高等教育和人均经济增长率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的变截距模型,对我国高等教育和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在东、中、西和东北地区,高等教育带来经济的增长依次为3.8081、5.7214、9.4366、6.9222。高等教育的影响呈现出东中西逐渐递增的趋势。所以可以通过协调高等教育的发展,缩小区域间的贫富差距,实现全国经济的均衡发展。     

京津冀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对碳排放的影响效应——来自2011-2019年13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经验证据

基于2011-2019年京津冀地区的城市面板数据，实证考察了京津冀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对碳排放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结果显示：京津冀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显著地促进了其城市碳排放量的降低，且主要是通过促进融资贷款、产业集聚和外商直接投资三种机制产生显著的积极作用。经过变换核心解释变量、改变实证回归方法等方式，研究结论依然保持稳健。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不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高还是低，数字经济发展均可以促进京津冀地区城市碳排放量的降低；环京城市与经济强市的数字经济发展均促进了其碳排放量的下降，但在非环京地区这一效果不显著，而非经济强市的数字经济发展则加速了其碳排放量的上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