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彼其”“此其”——兼与王凡同志商榷

王凡《读〈古汉语虚词〉》(载《中国语文》1983年第4期)在评述杨伯峻先生《古汉语虚词》关于“彼其”的解释时,提出了如下看法:“‘彼其、此其、是其、夫其’这类现象,实为古汉语中的同类近义词连用现象(即同属一个词类、意义相近的两个或几个词的连用),这种连用现象,成为古汉语复音虚词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这个看法实出于裴学海《古书虚字集释》,该书上册“其”字条认为“彼其”(或作“彼己”     

胡适《尝试集》：白话新诗的实地试验

胡适的《尝试集》是他“实地试验白话”之作,以证明白话可以创作出好的诗歌。胡适的诗来自于他的生活,他对现实的感知,追求“自然”的白话新诗音节;胡适青睐虚词以调和文言和白话,多用“了”字,甚至用“了”字押韵,又常用“也”字;《尝试集》第二篇、第三篇大多数诗运用了“对语体”结构,因为这种形式容易造成诗歌的说话语调,形成比较自然的节奏;《尝试集》还开拓出一些新的意象,如《老鸦》中“乌鸦”的全新意象。这四个方面构成了《尝试集》白话新诗的现代特质。     

关汉卿散曲漫谈

关汉卿以剧曲闻名于世,但散曲亦为后人推之为“大家”。《易余蘥录》里说:“词之体尽于南宋,而金元乃变为曲。关汉卿、乔梦符、马东篱、张小山,为一代巨手。”过去,关氏的散曲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其作品多零散在《阳春白雪》、《太平乐府》、《乐府群珠》、《乐府群玉》、《北词广正谱》、《尧山堂外纪》、《北宫词纪》、《盛世新声》、《词林摘艳》、《彩笔情词》等集子里。一九五八年出版的《关汉卿戏曲集》,编校者——吴晓铃先生把这部分散曲汇集起来,附于这个集子的后面。共搜辑套数十四,小令五十七,另有五首考据未确的小令;一九六四年出版的隋树森先生辑录的《全元散曲》与吴先生搜录的小令相同,套数少一,实际是少二套,多出一套[仙吕](桂枝香),还有残套二。今以吴先生搜录的曲子为据,参照隋先生的辑曲,对关氏的散曲谈一点粗浅看法,以望得到专家和读者的教诲。     

“何以……为?”别解

《山东师大学报》哲社版1983年第1期许进先生《疑问句句尾“为”的词性》(以下简称《疑》)把关于“何以……为?”句尾的“为”的词性的意见归纳为三种:1.语气词,此说见于杨树达《词诠》、刘淇《助字辨略》、王引之《经传释词》、杨伯峻《古汉语虚词》、王力《古代汉语》(1962年版)等等;2.介词(介字)、语气词(作为“哉”字     

胡适白话文学理论检讨

胡适的白话文学理论对于中国新文学运动乃至整个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和作用是巨大的,但胡适本人并没有从理论上认识到他所提倡的白话与文学革命以及整个文化思想革命之间的深刻关系。胡适的语言本质观基本上是工具论,因为这种工具论,他并没有把当时他所提倡的白话和传统的白话从本质上区别开来。语言即思想,语言革命即思想革命。五四时期胡适等人提倡的白话即后来的“国语”是一种新的语言系统,一种口语、欧化词汇和部分古汉语词汇的混合物,一种具有强烈西方思想和思维特征的话语方式。胡适关于文言白话的基本观点并没有从根本上解释五四新文学运动和新文化运动。     

“事理”在古汉语词义辨正中的作用

吴孟夏先生就如何正确确定词义问题提出了若干主张，其中有一条是：“合乎文理，其实也就是合乎事理。”（《训诂通论》）古汉语词往往一词多训，我们在阅读、注解古书时，对一个词为什么取甲义而舍乙义呢？这里除诸多因素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考虑是否“合乎事理”。吴小如在饿是怎样讲析古典诗词的》一文中说：“所谓‘通训治’，指对一首诗的每一字句都必须正确理解。……而怎样才能算是正确理解，则应该用揆缕情度理的原则去衡量。”这里的“清对“理”，就是吴孟复先生说的事理。通过接情度理，某词在取某义时，著文意合乎事理了，说明…     

现代文学史上的两篇“日记”

现代文学史上的两篇“日记”宋曦业１９１８年４月，也就是在震惊中外的“５·４”运动爆发的一年前，鲁迅先生写下了震惊中外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而当历史的脚步又向前迈进了１０年后的１９２８年，一篇《莎菲女士的日记》的问世又确立了一位女作家在中国文学...     

爱国更重要的是爱人——学者邵建谈20世纪的两个知识分子：胡适和鲁迅

南京晓庄学院的邵建先生始终把自己定义为“边缘人”。其实。他可是国内颇有名气的人文学者及时评作家，在“一南一北”的《南方都市报》和《新京报》亮相频频，口碑颇著。今年以来，邵氏新著《瞧，这人——日记、书信、年谱中的胡适》（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12月版）、《二十世纪的两个知识分子：胡适与鲁迅》（光明日报出版社2008年1月版）甫一问世．就受到学界和媒体的广泛关注。近水楼台先得月．     

胡适与白话文学运动

<正> 在中国现代历史上人们晓得胡适,那是从1917年他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提倡白话文开始的。在众多的关于胡适的争议中,分歧最少的大概也只有这个问题,然而对他在文学革命中的作用的估价却是有争议的。中国的白话文学非自新文化运动时起,更非胡适一人之提倡,它已有了很长的一段历史。如唐时翻译的佛教经典、宋元时的话本戏曲、明清时的小说等。清朝末年也出现了不少白话报,如《中国白话报》、《杭州白话报》、《安徽俗话报》、《宁波白话     

“变宋词为散曲始于遗山”之考察——兼及散曲渊源问题

《全元散曲》收遗山十一首。其《人月圆》二首亦词亦曲,属变词为曲之作,《骤雨打新荷》是自制曲,其牌名《小圣乐》及对宋康伯可《大圣乐·初夏》的效仿,也属变宋词为散曲之作;其余《后庭花破子》二首、《喜春来》四首及残套二首皆属为当时俗曲作的歌词,与宋词的渊源关系较少或全无。商道、王恽等同牌散曲更接近原生态的民间俚曲,很有可能比遗山散曲出现得更早些。"变宋词为散曲始于遗山"之说不够妥当。     

说唐宋词中的“鼎足对”

“鼎足对”,顾名思义,乃是一种“鼎足而三”的对仗格式,即三句互为对仗。这种形式,历来被认为是散曲中“一种特殊的对仗格式”。对此,元明以来的学者文士均无异辞;而且,论曲名著如元代周德清《中原音韵》、明初朱权《太和正音谱》等书中又均有论列。这就易于给人们造成一种印象:似乎“鼎足对”乃是散曲特有的对仗格式。比如著名学者王季思先生就曾明确指出:元代散曲中,“对仗的种类也增加了,     

再评聂绀弩等先生的《水浒》简本先于繁本说——兼辨《水浒》成书之前并无所谓“词话本”流传

六十余年来我国的《水浒》研究者大都认为这部长篇白话小说,是由简本扩充为繁本的。例如胡适在《水浒传考证》中就设想明初人做的《水浒》,“是很浅陋幼稚的”,只有到“明朝中叶的文人”把它“重新改做一番”,方“造成一部永不会磨灭的奇书”。这就是最早的“由简到繁”论。1923年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进一步认为“一百一十五回本《忠义水浒传》……文词蹇拙,体制纷纭,中间诗歌亦多鄙俗,甚似草创初就,未加润色者,虽非原本,盖近之矣。”他还认为这种简本,“其成就殆先于繁本”。由于1929年郑振铎先生在《水浒传的演化》中,肯定了“鲁迅这句话不错”,这就影响了不少的《水浒》研究者。聂绀弩先生在五十年代初发表的《水浒》论文,就发展了这种“由简到繁论”。如说:     

继承和借鉴都要实事求是——读《从“反训”看古汉语词汇的研究》①

蒋绍愚先生近年发表的《从“反训”看古汉语词汇的研究》一文(以下简称《研究》),以“反训”为例,从方法论的高度对古汉语词汇的研究提出自己的见解。读了之后,获益颇多。但是,也产生了一些疑问,例如:“把许多实质是很不相同的现象     

试论《商君书》中的“者”字及其它

清代刘淇在《助字辨略》中说：“构文之道，不过实字虚字两端，实字其体骨，而虚字其性情也①。”又说虚词“一字之失，一句为之蹉跎；一句之误，通篇为之梗塞。”由此可见，文言虚词在古代汉语中有着不可轻视的作用。大到一篇文章，小至一个句子、语气表达、前后承接等都需要借助于虚词。虚同的词法纷繁复杂，又是不太容易把握的。清代阮元在《经传释词》的序文中写道：“经传中实同易训，虚词难释产”可见虚词有其难解的一面。特别是古汉语虚词一词多义的现象很突出，因而要确定一个虚词的真正含义，首先要了解这个虚词的基本用法，词义系…     

浅论“主之谓”词组

古汉语中有相当大一部分主谓词组中间加“之”字,构成“主之谓”格式。对这种格式的主谓词组,杨伯峻先生《文言语法》中说:“之又可以置于主语和谓语之间,一般的用法是把主语似乎变成了与领属性同型的附加成分而句子变为子句。”吕叔湘先生的《中国文法要略》称之为“组合式词结”,吕先生说,组合关系(即偏正关系)所形成的词群,叫词     

全方位拓宽的元人散曲隔句对

元人周德清《中原音韵·作词十法》说:“扇面对,《调笑令》第四句对第六句,第五句对第七句,《驻马听》起四句是也。”王力《汉语诗律学》论近体诗对仗时也说:“第一种是上一联出句和下一联出句相对,对句亦与对句相对。这种对仗叫做隔句对,《中原音韵》论曲时称为扇面对。”隔句对在近体诗中极为罕见,词中也不多。元人散曲继承了这种对仗后,进行了全方位的拓宽,数量大量增加,质量也极度提高,形成了绚丽多彩的景观。     

试谈古汉语中的反义词

古汉语中,存在着一种词与词之间意义相反或相对的现象。如《韩非子·解老》:“有形则有短长,有短长则有小大,有小大则有方圆,有方圆则有坚脆,有坚脆则有轻重,有轻重则有白黑。”这里的“短”与“长”、“小”与“大”、“方”与“圆”、“坚”与“脆”、“轻”与“重”、“白”与“黑”,意义都是相反或相对的。这种意义相反或相对的词就是“反义词”。反义词在语言表达上有其独特的功能,在古汉语中也运用得极为普遍。所以,对古汉语中的反义词进行一些系统的整理和研究是有意义的。本文试图从以下五个方面谈谈自己的粗浅看法。     

文言词与大白话——读书杂记

案头上摆着两本书,一本是杨伯峻先生的新著《古汉语虚词》(中华书局1981年版),一本是吕叔湘先生主编的《现代汉语八百词》(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两书对照着读,颇有意思.且举一例:文言中的语气副词“其”,一向被认为是古汉语教学的难点,据说难在不容易找到恰当的现代语词与之对译;今将两书有关条目翻检比照,则豁然开朗.     

浅谈“孰与”

在古代汉语的一种疑问句中,“孰”、“与”经常连用,形成一种“……孰与……”的习见格式。句中的“孰与”,从语法角度分析,它是怎样一种结构?从语义角度训释,它究竟表达怎样一种内容?对此,历代语法学者问或有所论述。如清人王引之在他的《经传释词》中说:“书传中言之‘孰与’者,皆谓‘何如’也。”他认为“孰与”盖等于“何如”。杨伯峻先生在《古汉语虚词》一书中也持相同看法,他说:“‘孰与’还可以组     

关于“■睆”一词的释义

“■睆”一词有两义,一是指容貌美丽、好看;二是指声音清和圆转。可是一九七九年版新《辞海》和《古汉语常用字字典》在给“(目见)皖”一词释义时,—只收了指容貌的美丽、好看义,没有收指声音的清和圆转义。这样删“清和圆转”义就显得提出突然了! 我认为,“(目见)皖”的“清和圆转”义亦应收入字典辞书。 “(目见)睆”一词最早见于《诗经·邶风·凯风》:“(目见)睆黄鸟,载好其音。”对“(目见)睆”一词的解释,历代注疏家存在着分歧。毛传:“(目见)睆,好貌。”郑玄笺:“(目见)睆,以兴颜色悦也。”孔颖达疏:“言黄鸟有(目见)睆之容貌,则又和好其音声,以兴孝子当和其颜色,顺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