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20年代的国学推荐书目及其文化解读

国学推荐书目在20世纪20年代的频频出现,是一个独特的“文化事件”。本文主要通过对胡适、梁启超、章太炎等开列的国学书目,以及《京报副刊》刊发的多种“青年必读书”书目(包括鲁迅交的“白卷”)的文化解读,在它们与国故整理、新式教育和启蒙救亡等问题的关联中,阐述国学推荐书目所具有的多义性和复杂性。     

为中国学术谋解放——胡适开启国学研究的新方向

胡适从新文化的倡导者投入国学运动,志于谋求中国学术的解放.他以再造中华文明为目的,将国学纳入建设新文明的一个组成部分;认为国学是研究中国过去一切文化的学问,提出整理国故,赋予国学以新的内容,改变了以治经为主,以小学为途径,以读经为普及活动的国粹学局面,从而推动了国学向现代学术方向的发展.胡适在20世纪40年代后不再谈国学,而谈文史研究.他认为这是关于中国文化史和中国学术中存在的若干疑难的狭小的问题,采用传统考据方法的细密的考证.新中国建立后,文史研究代替了国学、古籍整理代替了整理国故.评价胡适对国学运动的贡献及其文史考证的成就,有助于我们对国学性质的认识,亦有助于对当前国学热潮的再度兴起的理性思考.     

从"国学研究会"到"国学院"--东南大学与20年代早期南北学术的地缘与派分

20年代胡适等人倡导“整理国故”运动,并以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为中心展开系列的学术活动,在学界引起极大的反响。南方学术重镇东南大学的学者们除了以《学衡》与《史地学报》为阵地之外,以国文系师生为主成立了“国学研究会”创办刊物、展开演讲、编辑从书,进行了一系列的活动。针对北大国学门,东南大学国文系也计划组织“国学研究院”,但却遭到北方学者的抨击和校内新派的挖苦,由于东大不久即发生风潮,东南大学国学院最后是否真正成立也值得怀疑。从“国学研究会”到“国学院”的短短历程和遭遇,集中地反映了20年代早期南北学术界在“整理国故”运动中的地缘与派分。     

杂志内外的“国学”研究——以1920年代北京大学《国学季刊》与东南大学《国学丛刊》为入口

新文化运动后，所谓“国学”的语义转换，考虑“国学”的价值偏移，谈论“国学”的言路变化，以及科学话语、现代大学体制与学术范式更替在其中发生的作用，值得认真辨析。1920年代北京大学的《国学季刊》与东南大学的《国学丛刊》为我们提供了研究的入口。《国学季刊》的总体面貌，与主编胡适的倾向密不可分。《国学丛刊》则展现了东南大学学人的思路。作为一种话语实践，“国学”在现代中国经历了一个特殊的创制过程，受到了西方学术文化的影响，特别是现代化逻辑和合理化设计的塑形。     

对待国学教育的理性态度

关于“国学”作为传统文化要不要提倡之争,是中国寻求现代性与保存民族性的双重任务难以平衡的矛盾心理外化的体现。应理性看待“国学热”的兴起,深入体会国学教育的价值。正确认识国学：国学既不是古代专制时代从属性质的意识形态教育,也不是纯粹学术性的知识普及,应结合现代公民教育的理念予以推进和升华。     

刘文典与胡适交往的历史考察

胡适与刘文典是皖籍著名学者,在近代中国高等教育和思想文化事业的发展中均做出重要贡献,并产生深远影响.在1917年至1937年的20年间,除中间短暂几年外,胡适与刘文典长期共事.在刘文典从事国学研究及翻译外国名著的学术活动中,胡适都曾有过建议、评价和帮助.在刘文典短暂地主持安徽大学校务期间,他也曾寻求胡适的支持和帮助.在刘文典的事业和家庭遇到困难时,胡适以一个朋友的身份予以关心和力所能及的帮助.同样,刘文典所从事的学术研究和所取得的成果,也对胡适的学术研究产生积极影响.对于这两位活跃在中国近代教育和学术舞台上的重量级人物,很少有人系统研究他们之间的关系,并有许多谬误流传.     

胡适和约翰·密尔的《论自由》

作为中国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胡适受约翰·密尔《论自由》的影响相当大,《论自由》是胡适自由思想的一个重要来源。胡适的自由主义思想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五四时期的胡适提倡"健全的个人主义",借个人主义、个性主义来冲击中国传统的家族主义;中晚年的胡适则极力强调容忍与自由的关系,认为没有容忍就没有自由。不可否认,胡适不同时期的思想中都存在《论自由》的影子,都受到《论自由》的很大影响。     

也论鲁迅的脑袋和自由主义的帽子

传统观点认为胡适是自由主义者,而鲁迅则不是;相反意见则认为鲁迅而非胡适才是真正的自由主义者。以上两派各执一词,迄今没有一个圆满的答案,成为现代文化史上一个仍没有彻底解决的悬案。其实,胡适和鲁迅都和自由主义有关联,胡适属于原典自由主义,鲁迅属于个性自由主义。原典自由主义是完全意义上的自由主义,个性自由主义则是不完全意义上的自由主义,它只具备原典自由主义所有原则中的重要一端,即其中之一的"个人主义原则",注重个性自由,而其内涵近似于"哲学自由主义"。鲁迅的脑袋能戴上自由主义的帽子,但帽子的款式却是个性自由主义,而非胡适式的原典自由主义。     

建立一种"平等的眼光"——论"整理国故运动"与中国现代学术转型

20世纪20-40年代,胡适等人发起的“整理国故运动”在民国学术界风行一时。它所倡导的“经子平等”、“今古文平等”、“雅俗平等”等观念在很大程度上冲破了中国传统学术的门户之见,建立起了一种“平等的眼光”,从而使国学研究的范围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拓展,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现代学术转型。     

民国趋新学者区分国学与国故学的努力

20世纪20年代后期,随着整理国故运动走向衰歇,"国学"的学科定位或学术认同产生了问题.有的学者试图用"国故学"来取代"国学";有人则主张"国学"与"国故学"是两回事,只有取消"国学"才能安顿"国故学";更有人连"国故学"一起否定;又有人觉得"国学"一名可以接受.这些现象说明"国学"是当时一个受到广泛关注而充满歧异并使人困惑的问题.     

国学探略

进入21世纪，“国学热”在中国大陆此起彼伏。纵观历史，横观近邻。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国学复兴”，我们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论梁启超与胡适的自传观

梁启超与胡适是两位积极倡导现代传记的代表人物。在自传观念上,梁、胡二人都重视自传的史料价值。但由于梁启超强调传记的著述品格,其指称的自传仅限于史著范围内的自叙传,其自传观很难阐释中西自传的差异;胡适无意于为自传找寻历史渊源,而有意将自传的边界无限放大,以最大限度地积累史料,胡适对中西自传差异既有理论阐释,更有实践贡献。梁、胡二人在自传观上的根本差异在于,梁启超侧重对过去的历史做现实的研究,而胡适侧重为未来的历史做现实的准备。     

“海外中国学”研究的新视角

中国学术思想要走向世界,应对海外中国学有所了解。海外中国学研究涵盖很广,任何属于中国问题的研究都可以包含在中国学之中。但一般说来,可以区分为现实意义的研究和学术意义的研究两类。前者可以为解决中国存在的现实问题提供某些有益的参考和借鉴,并为后者提供一些可深入研究的课题;后者则是有长远意义的理论课题和基础性的学术建设。从哲学方面来观察,西方一些汉学家近年来研究中国学有三个新视角:一是在中国文化中寻求具有某些普遍价值意义的思想资源;二是以迂回与回归的模式研究中国学;三是再度重视中国原始经典的研究。这启示中国学者:坚持自身文化的主体性是必要的,但是必须克服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积极参与世界各国、各民族的学术文化讨论与建设,努力寻求在各国、各民族的思想文化中对人类社会合理发展的资源;不仅要把中华文化中有特殊价值的思想资源贡献给人类社会,还要认真研究和发掘世界各民族文化中具有普遍价值意义的思想资源。     

论国学的含义与构成

从时代性、民族性、整体性、层次性四个角度把握国学的含义。儒释道是国学的基本构成。各自的理论特色和精神趣旨分别是拿得起、想得开、放得下。三家的共识是人格养成、向往真善美和社会和谐。三家整合在一起,共同搭建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培育中华民族精神。     

鲁迅短篇小说文体观

现代文学史上 ,至少存在着以胡适和鲁迅为代表的两大短篇小说文体观。鲁迅从人类思维运作的角度 ,将短篇小说看成是塑造形象为中心的 ,从现实到文本的审美与转换。这是一种更为成熟的文体观。     

对功能主义人类学的超越——一个中西比较的视角

20世纪50-70年代,西方人类学家基于新近发现的民族志资料,或是既有田野点的再研究,完成了对功能主义的超越。考虑到功能主义范式在中国研究中的影响,我们可以通过分析20世纪80年代以来汉学人类学的若干进展,以中西比较的视角,厘清中外学者在不同时空下所展现出的共同的理论线索。     

朱彝尊与阎若璩《尚书》学之关系考论

<尚书>学案肇始自宋吴NDE69、朱熹之疑窦,历元、明二代学者考辨,迄清初才有系统归纳辨伪成果之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出现.其与同时的顾炎武、朱彝尊诸儒可谓清初<尚书>案的开风气先者.朱彝尊与阎若璩<尚书>学观点之间存在相互影响的关系,钱穆关于阎若璩<疏证>之部分观点来源的质疑,揭示出清初考辨伪<古文尚书>运动背后隐藏着的深层理学动机.     

枭阳新考

理 ,名曰苗民”。大约在五、六千年前后 ,苗人在其首领蚩尤的率领下 ,由甘青高原东迁 ,沿着黄河北岸东迁到冀中 ,因争夺肥沃的华北平原的控制权 ,与黄帝族激战 ,经涿鹿一役 ,被击败 ,蚩尤被擒杀 ,苗人被迫南迁江汉和赣北地区 ,俞伟超先生认为 :“把洞庭湖、鄱阳湖之间 ,北抵伏牛山麓 ,南达江西修水一带的以屈家岭文化为中心的三大阶段的原始文化推测为三苗遗存 ,应当是合理的。”[5] 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开始 ,中原民族不断南下 ,经尧、舜、禹的几次大规模南征 ,三苗被征服 ,四处逃散 ,一部分西迁 ,“窜三苗于三危” ,《大荒北经》和《神异经》…     

北美汉学界的《沧浪诗话》研究述评——以华裔族群为中心

北美汉学界的《沧浪诗话》研究在主体构成上包括华裔族群和本土学者两个群体。华裔族群的代表人物是刘若愚、叶维廉、叶嘉莹、欧阳桢等人，本土学者的代表人物是加拿大的林理彰，美国的宇文所安、费维廉等人。整体上看。华裔族群的研究凸显出如下四个主要特点：一是注重影响研究，包括严羽诗论对前代文论的承传及其对后代文论（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影响；二是对严羽诗论系统中“以禅喻诗”批评方法及“兴趣”、“妙悟”等概念进行了阐释：三是方法上移西释中和中西对话并用；四是注意吸纳中国和日本“严学”家的研究成果。     

文学革命初期新诗论争的余波——重评1919年《晶报》与胡适关于白话诗的论争

1919年下半年起,《晶报》与胡适之间就白话诗与旧诗的优劣展开了论争,《晶报》同人提出了不少值得深思的意见,这些意见甚至与鲁迅、朱自清、废名等人后来的看法不无相似之处。尽管由于胡适对《晶报》同人的先入之见和有意冷落,这场论争最终未能深入下去,我们仍不难由此发现小报所处的两难困境：他们有意靠探讨学理来提高品位,但新文学家的漠视却使得其努力化为乌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