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杜甫秦州诗的新变

杜甫秦州诗产生新变,诗歌内容由关注国家民生转向诉说个人身世遭遇,景物描写亦由高大壮美之物转向了日常的细小景物,艺术方法则由慷慨激昂转而悲婉细腻,气韵表现则开始呈现出萧瑟冷落之气,折拗怪特的特色也初露端倪,沉郁顿挫的特色表现得更为明显和成熟.本文在阐述诗歌新变过程中,还分析了产生这种新变的原因和意义.     

杜甫秦州诗忧患意识论

杜甫秦州诗具有里程碑意义,其思想性和艺术性达到了新的高度。如果把秦州诗比作一部乐曲,那么,忧时伤乱、感怀身世、抒写羁旅悲愁就是构成这部乐曲的主旋律。对边塞安危的焦灼,对百姓命运的关注,对国家前途的思虑弥漫于字里行间。杜甫对孔孟所倡导的忧患意识与恻隐之心有深刻的理解,并用情感浓郁的诗篇将其诠释得淋漓尽致。     

浅论杜甫离秦州赴蜀地纪行诗

丰富多变的社会经历锻造了杜甫观察和选择生活、表现和描绘生活的能力。“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的杜甫,经过四十几年歌咏生活的艺术实践,由于主客观种种条件的促成,到乾元二年(公元759年)春天,他创作出“三吏”、“三别”这些伟大的诗篇,达到了他诗歌创作的高峰。这年秋冬又写出离秦赴蜀两组二十四首纪行诗,呈现出诗人五言诗创作的特有风采,清代《杜诗言志》一书正确地指出:“少陵秦州以后诗,突兀宏肆,迥异前作”,宋代朱熹亦说:杜诗“晚年旷逸不可当,如自秦州入蜀诸诗,分明如画”。这里所说的宏肆、旷逸即是杜诗后期诗歌的基本风格,也是这组纪行诗典型的艺术特征。按前人考证,发秦州至凤凰台,又发同谷至成都府,计二十四首,皆以经行为先后次序(当然还有争论)。然而,各篇的表现方法却“自辟境界”,“蹊径各不相同”(浦起龙语),笔力善于变化,手法丰富多样。     

艺术转型:杜甫秦州诗的文学特质

秦州诗是杜甫诗歌艺术转型的一个里程碑。这种艺术转型,不仅体现了杜甫对诗歌审美的认识在秦州已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而且标志着杜甫的诗歌创作在秦州已进入了一个更新的艺术创造阶段。最能体现杜甫秦州艺术转型文学特质的,是诗人创作于这一时期的五言律诗。与长安时期的同类诗相比,秦州五律获得了诸多艺术上的创新与突破,既为其成都诗特别是夔州诗的创作奠定了坚实基础,又对后世诗人产生很大影响     

愁极本凭诗遣兴 诗成吟咏转凄凉——试论杜甫的七律拗体

在中国诗歌的发展史上,七言律诗这一形式出现得比较晚,直到唐初的沈(亻全)期,宋之问才最后定型。这种诗歌形式,以其音步的整伤、对仗的讲究,语言的精美,把格律诗的发展推向极致。焦循曰:“论唐人诗的七律,五律为先,七古七绝次之,诗之境至是尽矣。”(《易余篇录》)自沈、宋至盛唐,一些诗人开始尝试着写作七律,这些七律多为应酬或应制之作,风格一味的典雅、华赡、精丽。杜甫是第一位大力写作七律的诗人。他一生创作的七律超过同时代其他诗人的七律诗作的总量;另一方面,杜甫的七律以沉雄悲壮为主,风格多样。尤其是他有意识地不受律诗平仄要求的局限,创作出七律的变体——七律拗体,使     

论杜甫的秦州山水诗

杜甫的秦州山水诗 ,把国家的治乱和人民的苦难自然地融入山川景物的描写之中 ,赋予山川景物以鲜明的时代色彩 ,扩大了山水诗的社会内容。在刻画山水形象的时候 ,诗人凭借奇特的艺术想象 ,吸收了传统绘画中的“散点透视”手法和“破墨笔法” ,极力渲染山川景物奇崛险峻、突兀嶙峋的形象 ,寄托自己忧国忧民的思想感情 ,丰富了山水诗的表现手法 ,形成了冷峻峭拔的艺术风格 ,对盛唐以前的山水诗有了很大的革新与发展     

试论杜甫的咏月诗

在杜甫诗歌中,写月亮的占有相当大的比重,仅标题中点出“月”的作品就有二十首之多。这些诗歌,杜甫一方面将“月”意象所包融的内涵予以继承和进一步发扬;另一方面,在诗歌的具体创作过程中,显示出许多天才的创新和开掘,使咏月诗无论在思想内容,还是艺术技巧上,都表现出了独特的魅力。     

愁极本凭诗遣兴,诗成吟咏转凄凉——从杜甫两川诗看杜甫在蜀的情绪

杜甫自肃宗乾元二年(759)十二月入蜀,便开始了他“五年客蜀郡,一年居梓州”(《去蜀》)的生活.杜甫在川西和川北的生活,是杜甫一生中的重要时期.在这个时期中,他有过一段短暂的平静生活,有过漂泊的日子,有过为求生存而与官吏们虚以应酬、俯仰沉浮的酸辛.有过为报知遇之恩而再历官场的生涯.在此期间,他经历了四川军阀段子璋、徐知道的叛乱,以及吐蕃对蜀的入侵骚扰,这一切都使他的思想感情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并影响着诗人对生活的反思和创作.本文试就杜甫在四川的主要情绪,涉笔下列三个问题:对杜甫在蜀情绪的基本认识;杜甫情绪的变化;杜甫两川诗风与其情绪的关系.     

试论杜甫的战乱诗与边塞诗

杜甫之思想以儒为主,少壮无从军之志,却因仕途不顺与生活艰难动过从军之念。他在其数十首战乱诗中表达了对不同战争的正确态度,是忧国忧民的政治抒情诗。其广义的边塞计达40余首,有《兵车行》等乐府名篇,还有送人赴边、写景纪行等有关边塞的诗歌。本文通过分析比较认为其诗多写边塞征战所涉及的内地生活及感受,表现手法多样,以深广的悲愤忧思著称,以沉郁顿挫为特色,以悲为美,完成了盛唐边塞许向中晚唐边塞诗的过渡。     

试论孟浩然的“愁情”诗

孟浩然的诗中有大量的愁情愁绪的描写,这对他冲淡、自然诗风的形成有重要影响."愁"是孟浩然的一种心理积淀,睹物、送别、思乡、仕途暗淡等皆能引起诗人的愁情愁绪.孟浩然的愁情愁绪不仅多,而且感受很细腻,诗人在表现这些愁情愁绪时显得真切自然,呈现出一种冲淡清幽、愁苦哀怨的艺术风格.     

愁极本凭诗遣兴诗成吟咏转凄凉 ——谈杜甫的“遣”字诗

杜甫“遣”字诗的内容丰富多彩,含义深邃。不少“遣”字诗内容表达了作者的多重思想。杜甫的“遣”字诗艺术形式和手法多样灵活,特色鲜明。其抒情方式特殊,喜欢从眼前景、身边事谈起,情景交融,叙议结合,把个人与国家紧密相连。“戏”体、俳谐体、连章体的“遣”字诗更是诗人所独创,极大地丰富了“遣”字诗内涵,为后代的诗体学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试论杜甫夔州咏史怀古诗

在现存杜甫一千四百多首诗中,涉及某些历史故实、或某一古人史事,具有一定咏史怀古成分的诗篇,俯拾即是,数量相当可观。但真正以“咏史”为题的,却没有一首。题为“怀古”和“述古”的,也仅仅只有五篇。就是以历史为题材,抒发感触,寄托怀抱,称得上是咏史怀古的作品,也并不算多。为了便于考查,如果把咏怀对象的历史界线规定在唐代以前,其咏史怀古之作大概有四十多首,分布在杜甫一生的各个时期。值得注意的是,其中几乎有一半的作品,是杜甫晚年寓居夔州(今四川奉节县)一年零九个月的时间内写成的,     

读杜甫自陇右赴成都纪行诗

唐玄宗天宝末年至肃宗至德、乾元之间,唐王朝经历了天翻地复的大变动,诗人杜甫也几度播迁,尤以乾元二年十二月自陇右赴成都为诗人一生中的一太转折点。《发同谷县》诗原注:“乾元二年十二月十一日,自陇右赴成都纪行。”这一组诗以《发同谷县》始,以《成都府》终,共十二首,在诗人一千四百多首诗歌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论其体裁,为五古之佳作、大篇,论内容为旅途、山水诗之戛戛独造者。在很大程度上足以显示诗人在此一     

笔下风雨总关情——试论杜甫的咏雨诗

翻开杜甫诗集,在他留给后人的一千四百多首诗中,有关咏雨的诗就有五十多首,这在盛唐诗人中是非常突出的。然而遗憾的是对这些咏雨诗,至今还没有人认真地做过系统的研究,这对于全面评价诗人杜甫,不能说不是一个缺陷。本文试图对杜甫的咏雨诗做一简要的论述,或许给研究杜诗的人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由杜甫入蜀诗所见杜甫自同谷入蜀路线考

杜甫由同谷入蜀路线历来争论不一。争议点主要有是否经过青泥岭,是否去过两当,是否经过凤岭;还有诸如白沙渡、水会渡和飞仙阁的方位问题。本文从杜甫入蜀诗地理角度出发,结合地方文献史料,认为杜甫入蜀过木皮岭,越青泥岭,溯嘉陵江而上到两当三渡水寻吴郁不遇,遂东行经凤岭,南下连云栈道,再接金牛道至成都。白沙渡和水会渡两渡口当在四川剑阁。     

杜甫与中国诗法理论——从杜甫“法自儒家有”说起

杜甫《偶题》一诗是杜甫诗法理论发展成熟的标志,也是中国诗法理论的重要成果。诗中"法自儒家有"一语包含有深刻的诗学内涵及理论与实践意义,过去多以杜甫出自"奉儒之家",祖父审言长于诗来解释,实难成立。作为"诗圣"的杜甫不仅实践了儒家之"道",也对儒家之"法"有自觉的归依与探索。他将诗法的活水源头溯至先秦儒家,为汉魏六朝以来充分发展却备受诟病的形式传统正名定位,从法上肯定"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并在近体声律形式定型之后,创变出新的声律形式,创造出新的文学典范,从而开启了一个新的诗歌时代。     

试论杜甫入蜀山水诗的双重超越

本文将杜甫山水诗歌的研究纳入社诗与整个山水诗创作的系统进行观照,在详论杜甫入蜀山水诗主题倾向与创作手法之更新的同时,阐明其创作于人的自然化与自然的人化中,实现了对其前期济世言志与王孟欣然意远之作的双重超越。其“搜奇换奥”、“剥落浮华”等艺术造诣具有开启宏调的深远影响。     

山水与风骨——试论杜甫夔州诗中的自然写作

夔州诗是杜甫晚年的重要作品。联系地域背景所具有的生态意义和环境效力,以"山水"为中心考察了杜甫夔州诗中的自然写作,揭示出杜甫夔州诗作"夔州风骨"的成因和特点。诗人将夔州山水作为一种强悍、蛮荒的异己力量加以描写,形成了区别于神韵派山水诗的"风骨"倾向。这一山水诗写作上的突破和探索主要表现为作者通过现地化的视角,在强化山水地方特色的同时,体现了矛盾性的道德主题和纯粹化的审美诉求之间的和谐统一。     

论孟浩然诗的愁

清淡是孟浩然诗歌的主要风格特色,历代论者无不以\     

浅论杜甫晚年寓湘诗中的自悯意识

杜甫暮年流寓湖湘,孤舟飘零,贫病相仍,匆匆谢辞人世。但他心忧国祚,情系百姓,儒者的人格气质给后世人民留下了宝贵的精神遗产。他在寓湘诗中一声声自悯的悲鸣,是为儒者尊严的抗争,是为理想奔走的呐喊,是为苍生社稷发出的最后一声哀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