葬送苏共和苏联的一剂毒药——评戈尔巴乔夫“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

在1988年6月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上,戈尔巴乔夫抛出了所谓"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改革纲领。正是这一纲领的贯彻实施,引发了社会动乱,使苏共和苏联双双走上了覆灭之路。戈氏的思想和路线给苏联人民乃至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带来的灾难有目共睹,然而时过近20年的今天,我国一些人却重拾戈氏牙慧,提出中国要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为了更好地了解这种主张的性质、动机乃至其可能的后果,有必要对戈氏当年这一政纲的来龙去脉做些回顾。     

下台后的戈尔巴乔夫

推卸责任为过去的“改革”辩护戈氏下台后,面对社会舆论的批评,拒不认错,竭力为自己辩护。在苏联解体问题上,戈氏始终拒绝承担责任,认为与己无关。1993年8月,戈氏接受记者采访时,把苏联解体的责任完全推给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三国当时的领导人。他说:“摧毁苏联这个超级大国     

试论戈尔巴乔夫对苏共民主集中制的破坏

戈尔巴乔夫推进的激进改革,用西方的片面"民主化"取代苏共传统的民主集中制,进而走上了"自由化"的不归路,将苏共和苏联引向了自杀道路。社会主义政治改革以"公开性"和"民主化"作为手段有着合理性,但问题在于戈尔巴乔夫将"公开性"和"民主化"推至了极端,将手段当作目标。戈尔巴乔夫对苏联民主集中制的破坏,留下了惨痛的历史教训。     

金融自由化在发展中国家的实践及中国的金融开放

金融自由化在不同的时期,其内涵不尽相同。但从各国的实践看,金融自由化具体表现为以下四个方面：一是价格自由化,二是业务自由化,三是金融市场自由化,四是资本流动自由化。关于金融自由化的利弊,存有激烈的争论。从理论上说,金融自由化能使发展中国家受益。然而在现实中,金融自由化的危害并不少见。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因循金融自由化理论的思路,先后进行了金融自由化改革,形成了一场全球性的影响深远的金融制度变迁现象。中国作为正在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发展中国家,市场机制和法制都还很不完善,金融市场还没有形成充分的深度和广度,因而,金融自由化改革中应当充分权衡制度改革所带来妁数量与质量、速度与效益、收益与风险之间的交替关系。在进一步深化金融开放的过程,要着力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一)消除金融隐患,打好金融自由化的基础；(二)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进程,发挥利率优化配置资源的作用；(三)继续推进资本流动自由化改革,实现与国际资本市场的接轨；(四)加强金融监管,保证金融自由化的顺利推进。归根到底,金融自由化应当是资金融通效率和金融监管高效稳健的有机结合,偏重其中任何一方都将不利于金融自由化的顺利发展,从而阻碍经济持续稳定的增长。     

从神话到现实：美国对东欧“演变”政策的确立

在整个冷战时期,美国对东欧政策从属于其遏制苏联的整体战略目标。头一个十年里,美国对苏联、东欧一视同仁,实行全面遏制。1956年苏共二十大激发了东欧国家普遍存在的民族主义传统和对苏联控制的不满情绪,波兰、匈牙利人民率先挥起了争取自由民主的大旗。在应对东欧政局的变化时,美国“解放”政策的不可操作性充分地暴露出来,促使艾森豪威尔政府的东欧政策由“解放”转向“演变”,通过鼓励东欧国家内部的自由化进程,扩大与苏联之间的裂缝,使其逐渐向西方靠拢,最终使其制度发生和平演变。这是一条分化瓦解苏东阵营的路线,与“解放”相比,该政策更注重具体实施的灵活性与可行性。     

苏联解体的历史虚无主义之因

苏联解体中历史虚无主义的表现形式是,否定包括十月革命在内的苏共历史、全盘否定斯大林、抹黑苏共创始人列宁；苏联解体中历史虚无主义的危害机制是,通过瓦解主流意识形态扰乱人们的思想、通过否定社会主义制度颠覆人们的价值追求、通过质疑共产主义信仰侵蚀人们的精神支柱；苏联解体中历史虚无主义的支持力量是,全盘否定斯大林的赫鲁晓夫、推行“新思维”的戈尔巴乔夫、西方“和平演变”的反动势力。     

布什政府的“竞争性自由化”贸易战略探析

布什总统执政以来,美国政府为了促进美国主导下的全球贸易自由化进程,实施了“竞争性自由化”贸易战略。一方面,美国积极推动世界贸易组织框架下的多边贸易谈判,迫使发展中国家进一步开放市场;另一方面,加大与贸易伙伴国进行双边与区域性自由贸易协定谈判的力度,推动以美国为中心的双边与区域贸易自由化。布什政府的“竞争性自由化”贸易战略本质上是一种典型的贸易霸权主义政策,不但会阻碍全球贸易自由化的正常进程,还将对广大发展中国家产生严重的消极影响。     

苏共执政的教训:一种全球化视角的省察

解读苏共执政的教训可有不同的视角。从全球化视角出发,苏共执政的教训之一在于斯大林及之后的苏共领导人缺乏对全球化发展趋势的清醒认识,不能对现实社会主义进行正确定位;教训之二是斯大林及之后的苏共领导人面对经济全球化的新趋势不能正确回应,使苏联长期游离于经济全球化大潮之外;教训之三是斯大林及之后的苏共领导人面对全球化的新形势,错误估计形势,拒绝改革;教训之四是斯大林及之后的苏共领导人面对全球化的新形势,不能正确处理与资本主义的关系;教训之五是斯大林及之后的苏共领导人面对经济全球化的根本动因, 没有使苏联跟上新科技革命的步伐;教训之六是在信息全球化的今天,执政党主流话语日益边缘化,患上了“意识形态失语症”,等。     

浅析实现人民币自由化的条件与对策

文章着重分析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下可兑换的条件与对策,认为在当今世界经济和科学技术日益国际化的环境中,人民币汇率自由化,是我国参与国际经济的必要条件,是不可回避的大趋势.随着我国外汇体制的进一步改革,实现人民币自由化的条件也不断成熟.我们应以一种积极的态度,做好配套改革,加强金融风险防范,早日实现人民币自由化.     

激进民主化与苏联解体及其风险启示

20世纪80年代,新任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在内外交困的囧境下,启动了意识形态、党的领导、政治体制上的大刀阔斧的改革,结果竟是苏共执政地位的丧失、苏联统一民族国家的解体和苏联社会主义体制的崩溃。笔者以激进民主化为视角,考察苏联激进民主主义形成的社会基础,分析激进民主化与苏联解体的内在必然性,旨在通过戈尔巴乔夫改革和苏联解体的悲剧总结激进民主主义的风险启示。     

论苏联从变革走向倒退的历史教训

赫鲁晓夫顺应时势,大胆否定和清算了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和专制集权方式,但赫鲁晓夫无法面对“集体领导”与威权丧失的两难困境,最终为体制所吞嚼。勃列日涅夫既得益于恢复斯大林时期的集权体制,又利用和享有了赫鲁晓夫的改革成果。但勃氏维稳怕乱、放弃改革的后果,是戈尔巴乔夫的迎合人心的“新思维”,最终导致苏联的解体,成为二十世纪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又一大深刻教训。     

对10年来中外学者关于苏联演变原因的评析

苏联演变是社会主义运动史上影响重大而又极其复杂的事件,对其根本原因的分析,可谓众说纷纭。10年来中外学者有关此问题的主要观点有“乌托邦说”、“原罪说”、“葬送说”、“和平演变说”、“民族矛盾说”、“上层自决说”、“经济没搞好说”、“斯大林模式说”、“错误路线说”、“意识形态说”、“抛弃说”、“历史合力说”等。这些观点,除了“乌托邦说”和“原罪说”明显地带有敌意和偏见外,其他说法都从不同的领域、不同的层次、不同的视角对苏联演变的原因作出了探讨,都含有正确的因素。但不可否认的是,在国内学术界的研究中,一直存在着把苏联演变当做我们党的中心工作和各个领域正面经验的反证去研究的现象,这就使我们的研究往往停留在浅层次和表面现象上,难以挖掘出反映事物本质的深层原因。事实上,苏联演变的根本原因,既不是斯大林模式的罪过,不是因为经济没搞好;也不是错误的改革路线和民族矛盾造成的;更不是由于工人阶级和苏联人民抛弃党等原因而导致的,而是以戈尔巴乔夫为代表的既得利益阶层的有意所为。苏联的演变是党内既得利益阶层推动的自觉过程。     

苏联演变是党内既得利益阶层推动的自觉过程

苏联演变是以戈尔巴乔夫为代表的既得利益阶层的有意所为。这个既得利益阶层从赫鲁晓夫时期开始萌芽,在勃列日涅夫执政的18年中,完成了从“人民公仆”到既得利益阶层的蜕化,他们占据党和国家权力金字塔的上层,享有各种公开的和秘密的特权。他们反对任何有损自己既得利益的改革,使苏联的多次改革尝试流产,在改革潮流势不可挡时,便假言改革,真行复辟,把改革变为改制,以使他们长期以来通过不合法、不正当手段占有的社会财富和各种权益合法化。随着苏联的演变,既得利益阶层对国民财富的滥用和隐性占有变为公开所有,在经济上进入了大所有者(新资产阶级)的行列,在政治上保持了高层政治地位,顺理成章地成了俄罗斯的新主人。“苏联共产党是惟一一个在自己的葬礼上致富的党”,苏联的演变是党内既得利益阶层为改变社会制度而采取的完全有意识的行动。     

苏联解体十年祭

苏联解体是20世纪末国际政治舞台上发生的最大事件,其根本原因在于以戈尔巴乔夫为代表的苏共统治集团的蜕化和变质。俄罗斯复辟资本主义以后,在推进私有化的过程中,出现了严重的两极分化,直到今天还在低谷中徘徊,重新崛起的希望还很渺茫。社会主义的中国以史为鉴,排除了形形色色的私有化思潮的干扰,坚持改革和建设的社会主义方向,沿着自己选择的道路奋勇前进。      

媒介交互视野中的比较新闻学研究——从《中俄现代新闻理论比较》谈起

现代新闻学比较研究在我国学界开展得比较晚,关注的焦点在于中西方新闻学理论与方法比较。进入新世纪之后,学者们开始转向中日、中欧等相关国家与地区新闻传播的比较研究。如果从媒介交互视野中考证比较新闻学,在中国可追溯到孔子编撰的《春秋》,并在历代王朝的媒介中交互相传。到了晚清时代,随着西方报刊媒介传入中国,中外媒介产生剧烈交互,激发了中国资产阶级办报高潮,为辛亥革命的胜利奠定了民主舆论基础。新中国成立初年,中国媒介深受苏联媒介思想影响,直到中苏外交关系破裂而止。改革开放后,在中外文化交流中出现了新的语境,媒介的学习与互补进入到了新的交互阶段。中俄"比较新闻学"应运而生,弥补了比较新闻学学科建设中的一个缺憾。《中俄现代新闻理论比较》中许多新论新说,丰富了媒介交互视野下的比较新闻学理论。     

苏联法制建设的失误与教训

存在了七十多年的苏联在短短的时间内土崩瓦解 ,其法制建设上的失误是重要原因。斯大林至勃列日涅夫时期的失误埋下了国家分裂的种子 ,戈尔巴乔夫时期的失误则提供了适宜的土壤。这些失误留给我们的深刻教训在于 :政治权力的行使必须纳入法制化轨道 ,国家的稳定才不致因领导者个人的去留而发生动摇 ;共产党的活动必须局限于宪法和法律的范围以内 ,不能允许任何党员有超越于宪法和法律之上的特权 ;法律文化建设必须作为一项战略性任务予以高度重视 ,以促进全民族的法制文明尽早实现。     

论戈尔巴乔夫时期苏共丧失执政合法性的问题

合法性问题是现代政治面临的一个不可忽视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戈尔巴乔夫时期。苏共因严重忽视执政合法性问题带来的政治后果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其丧失执政地位,直至垮台的重要诱因。因此,我们必须明确政治合法性对执政党的重要作用,以此为依据对戈尔巴乔夫时期苏共丧失执政合法性的原因进行深入探析,以期得出重要的历史启示,为我们党树立执政的合法性意识,践行合法性思想提供借鉴。     

从马克思到邓小平: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理论在当代中国的新发展

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在谈到未来社会发展阶段问题时曾作出过大致的设想和初步的探索.但后来由于种种原因,在社会主义社会发展阶段问题上,苏联和东欧以及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较长时期内普遍发生了重大失误.改革开放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未来社会发展阶段的理论,总结国内外在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问题上的经验教训,提出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这一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未来社会发展阶段理论在当代中国的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