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互动”到“互构”——当前中国地方治理的路径转移

地方治理作为一种新型治理理念,在发挥地方活力实现善治目标的过程中日益重要。在当前地方治理的研究和实践中,将民主参与作为首要切入点,治理的最终目的---高质量公共服务的提供,却没有得到很好实现。稳定、有效的治理体制是当前实现地方治理目标的重点,治理路径也应由参与下的“互动”向体制构建下的“互构”转移。     

环境治理中“地方主体”互动逻辑及其实践理路

在政府主导型环境治理失灵的背景下,研究“地方主体”参与环境治理具有重要意义。在提出“互动式治理”框架的基础上,进一步阐释地方主体的互动逻辑及其实践理路,发现本地公司生态精英及其适用技术的有效运用,当地民众长期生产生活实践中形成的地方性生态知识,以及两者之间的有效互动是环境治理取得成效的主要原因。地方主体双向互动中完成的环境治理工作摆脱了“压力型体制下”地方政府环境治理困境和工作低效的难题,扩展了“政府主导”单一角色的治理困境,实现了环境、经济与社会效益的共赢。     

公益经营：共同富裕背景下地方政府“消薄”行为研究

目前中国城乡和区域间的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现象仍然显著。如何增加村集体经济收入,实现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成为地方政府发展和治理的重要议题。以浙江省D区的强村公司为例,分析地方政府旨在增加村集体经济收入的“消薄”行为在县域社会的运作过程、机制与制度成因。地方政府动员村庄加入强村公司,统一开展多种形式的市场化经营,通过收益分红增加村集体经济收入。此举缩小了乡村区域发展差距,以创新形式实现了地方政府的“消薄”目标。地方政府通过塑造政策合法性、县域政治统合与公益型代理等机制实现“消薄”行为的有效运作。目标考核体系下的创新竞争、体制监督下的低风险发展偏好以及集体经济的治理价值等制度因素,形塑了共同富裕背景下地方政府强公益经营行为的特点,其政策实践为村集体经济提供了迈向均等发展的机会。     

大学内部治理中学生参与权实现路径研究——基于高等教育“放管服”改革视角

随着高等教育迈进后大众化阶段,学生参与大学内部治理成为实现大学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选择.大刀阔斧地推动高等教育“放管服”改革,不仅能够在进程上加快落实学生参与权的步伐,在内容上也可以为学生参与大学内部治理提供新思路、新方向.但当前我国学生参与还存在着传统大学体制运行的惯性、传统表达途径和制度保障的失灵、让渡方惜权不放和承接方能力有限等困境,需要通过减权去冗、优化服务、依章治校等路径来改善现状,促进学生参与权的实现.     

“达标锦标赛”:冲突性目标的治理机制——以生态环境治理为讨论场域

国家治理的目标往往具有多元与冲突的特征，如何协调和实现冲突性目标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实践问题。对于生态环境保护等与短期经济增长存在潜在冲突的目标，中央通过以强问责为导向、以绩效“达标”为免责标准的政绩考核，促使地方开展非经济领域治理的“达标锦标赛”。与具有强激励特征的“晋升锦标赛”不同，“达标锦标赛”要求地方必须达到治理绩效底线，具有“强压力—弱激励”特征。地方面对“达标”约束下的“晋升”机遇，需保证完成治理任务，并在此基础上追求经济增长和社会治理的卓越绩效，由此实现冲突性目标的兼顾，这也成为中国国家治理的基本经验之一。     

“任务型乡贤”与乡村振兴中的精英再造

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过程之中,地方政府面临着治理任务加重与治理主体缺失的双重难题,H县打造了以“任务型乡贤”为主体的“321治理模式”,吸纳农村党员、人大代表以及中心户长多元主体参与到国家任务的完成过程之中,并采用精细化、网格化、任务化以及平台化的运作机制与技术治理策略,实现了对于农村精英的整合与再造。不同于传统乡贤与新乡贤,“任务型乡贤”的运作是一种半正式化的吸纳性治理模式,在参与乡村治理的过程之中不仅有助于上级治理任务的完成,而且还从某种程度上激活了乡村社会中的村民自治,提高了农民参与乡村治理的热情。这种将先进治理方法技术与传统治理经验相结合的社会治理创新模式,促进了“自治、法治、德治”三者相结合,有助于乡村振兴“治理有效”目标的实现。     

“扶贫包干制”的制度建构与实践路径——基于黔西南B镇的案例分析

当前正处于脱贫攻坚的关键节点，为迅速完成脱贫攻坚任务和实现贫困治理目标，一些地方政府采取了超常规的治理手段来应对深度贫困问题。基于黔西南B镇的治理实践，考察“扶贫包干制”在深度贫困治理中的实践路径及其后果，发现在“扶贫包干制”中，地方党委通过政治动员将脱贫攻坚转变成政治任务，通过制度嵌入和精英下沉的方式实现制度重组与资源整合，从而在较短时间内完成扶贫任务，实现贫困治理目标。“扶贫包干制”在深度贫困治理中的实践后果便是进一步强化了政治与行政的有机结合，从这个层面上来讲，“扶贫包干制”能够快速实现贫困治理目标，在应对“极贫乡镇”的贫困治理时具有优势。但是，从长远来看，“扶贫包干制”所具有的临时性和阶段性等特点，消解了地方组织的公共性，并非一种长效的贫困治理机制。     

“条块治理”:军民融合发展中的地方政府

地方政府是区域军民融合治理的主体。聚焦地方政府,从组织特征、组织环境和利益目标3个方面建立一个框架,分析地方政府如何影响区域军民融合发展,提出地方政府存在3个利益目标:提升区域经济,争取中央转移支付和承接军事需求在区域层面的落地实施。在“多头+层级”的军民融合治理体系下,各个参与主体在军民融合的“模糊共识”下集体行动,利益多元,并与地方政府的利益目标存在冲突,造成区域军民融合治理的一系列问题:地方政府治理负荷沉重、省级军民融合领导机构协调功能受限、“诸侯经济”下重复建设和“隐性”抵触并存,军事需求与区域军民融合发展对接不足。认为:一是要建设省级军民融合领导机构与中央军委以及军工央企的工作协商对接机制;二是建立决策权与事权相分离的政府内部政策过程机制;三是建立跨区域协调机制,在区域军民融合发展中有效嵌入军事需求;四是建立军民融合发展项目申报制度和临时跨部门工作小组。     

“零污染”村庄的参与式治理路径与实现机制

“零污染”村庄是生态文明建设和美丽乡村建设的科学实施方案,是乡村振兴实现生态宜居目标的重要途径。将参与式治理理论引介到“零污染”村庄治理场域之中,并以浙江省D村作为“零污染”村庄治理的典型案例,尝试探索“零污染”村庄的参与式治理路径与实现机制。研究发现: 当前“零污染”村庄参与式治理的路径表现为,认同支持是基础、主体赋权是关键、协商合作是保障、自治共享是目标。在此基础上,应用斯托克的CLEAR模型可以将“零污染”村庄参与式治理的实现机制提炼为村民群众能够做（Can to）、自愿做（Like to）、使能够做（Enabled to）、被邀请做（Asked to）以及作为回应去做（Responded to）,以此提升“零污染”村庄的治理绩效,最终实现乡村生态宜居目标。     

行政借道与浮动生长:政府主导型社区基金会参与社区治理的双重逻辑

社区基金会的产生与发展是我国社区治理体制创新的一种尝试。在中央和地方制度驱动下,政府成为推动社区基金会生成和发展的主导性力量,旨在通过社区基金会的“社区性”与“公益性”优势回应社区治理难题。区别于传统社会组织与政府的关系模式,政府对社区基金会采取借道的行动逻辑,而社区基金会在发展实践中则逐渐形成浮动式的自主生长逻辑。借助“行政借道组织”的分析框架发现,政府在助推社区基金会参与社区治理时形成压力驱动、功能补位、制造绩效的行政逻辑,而社区基金会则通过组织外形化、造血式发展、依附式嵌入等策略参与社区治理,二者形成共生互补型关系。这种共生互补型关系的内在机理在于:政府与社区基金会之间的目标契合作为生成内驱力(利益机制),朝向社会化的合作供给与服务机制作为发展内驱力(社会机制),以及政府主导下的组织借力与治理创新作为成长内驱力(吸纳机制)。社区基金会的健康发展,将有利于助推第三次分配机制和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进程。     

地方政府推进基层民主参与式治理的实践探索

以公民参与理论为核心的民主参与式治理,强调政府与公民在基层自治组织平台下协商管理社会事务,促进基层政府的开放性和民主化,对于推动地方治理创新和公众参与均有重要意义。通过选取两个地方政府基层民主参与式治理创新的案例,分别分析“民主恳谈”和“议事会”对基层民主治理的启示。应加大政府向社会赋权力度,建构多层次的基层民主参与结构;推进基层民主组织监督平台的发展,赋权公民参与的动力原点;构建多元主体参与的基层民主治理,发挥其他组织的积极作用,以期实现地方政府基层民主参与式治理的程序化和常态化。     

中国政务微博发展对策研究--基于2014年的数据分析

2014年是中国政务微博发展的节点。总体而论,其规模、格局、政府参与度和信息传播效果等,皆超越往年,基本实现“软着陆”,为融入国家治理体系奠定了基石。但是,治理理念相对滞后,区域、部门及城乡间的发展不平衡,官民“互粉率”偏低等问题依旧存在。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中国政务微博的发展对策：一要提升认知水平,基于“国家公民”双本位的互联网政治新格局,明确主客体关系,重建治理结构;二要“去科层化”,超越传统治理模式,彰显网络技术对于现代政治发展的功能意义;三要整合政治资源,增进专家治理的力度;四要妥善处理“国家社会”关系,优化治理生态,大力培育社会治理新元素;五要加紧升级农村硬件系统,缓解城乡二元结构下的发展差距,力求均等化治理;六要根治现代公民的政治冷漠病,积极建构“政府公民”的互动互信关系。     

基于二元产权的共同治理机制研究

二元产权制度安排通过对人力资本要素价值创造潜力的挖掘和释放驱动企业价值高效增长,是知识经济时代理想的产权制度安排。传统公司治理机制不适应于二元产权制度,二元产权制度下的三源价值影响力场决定,治理模式必须由股东单边治理转向要素资本所有者共同治理。共同治理模式蕴含共同决策机制、共同制衡机制、激励引导机制和社会治理补充机制。在这一治理模式下,人力资本投资者、物力资本投资者和债务资本投资者以产权保护为核心目的,通过对决策、制衡、监督和约束等环节的深度参与,从根本上改善了公司治理环境、提高了公司治理效率,成为驱动企业价值的重要制度资源。     

U-K互助式农村幼儿教师组团教研模式构建

组团教研是继区域联片教研之后基础教育教研实践的又一创新形式。农村幼儿教师组团教研对改善农村幼儿园区域教研指导力量不足、幼儿教师实践能力偏弱的现状具有实际意义。U-K互助式农村幼儿教师组团教研因加入高校专家的力量而更有“深耕”的意蕴,一方面,它为高校师生“基于教育现场的研究”提供了便利条件;另一方面,高校教师带领农村幼儿教师开展行动研究,为教师的专业发展发挥着专业引领作用。     

乡村有效治理的微观实现机制研究——基于乡村危房改造项目的案例分析

治理有效的实现前提是找到适合特定组织环境的治理结构安排。乡村治理有效性的发挥主要受制于相关主体间的资源互动关系、基层政府的差异化约束和村治当家人的动员积极性。其中,不同要素发挥作用的大小因不同的地方治理结构而有明显差异。为此,需要在城乡共治的治理结构下构建基层治理单元与村级治理单元在国家纵向治理体系中的“协同制衡”关系,通过改善城乡共治框架下的治理结构,协调多元主体的利益诉求,建构多元主体主动参与的激励机制,提升乡村内生发展能力。     

“双层一核”社区治理结构构建——基于利益相关者的视角

社区治理是以社区为载体,所有社区利益相关方共同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过程。社区治理结构体现的是社区各利益主体之间的权利配置以及相互间的作用关系。文章基于各地有益的实践探索和对社区利益相关者理论的理解,初步构建出一个较为可行的各利益主体共同参与的“双层一核”社区治理结构,并进一步阐述了治理结构中各部分间的关系以及治理结构的基本特征等,使治理结构呈现出较为清晰的轮廓和丰富的内涵。     

政府主导型农村互助养老：衍生逻辑·实践框架·路径取向

农村互助养老作为一种新型的社会养老模式引起了社会的普遍关注，政府在这一过程担当了主要推动角色。目前学界对于政府主导型农村互助养老及其产生原因与实践框架缺乏深入系统的分析。政府主导型互助养老的衍生呈现出自身的逻辑理路，以X县的典型个案为例，在实践中表现为目标取向多维、主体多元参与、结构多层次的实践框架。为有效应对人口结构变化、家庭功能式微、社会经济转型等多重因素造成的农村养老困境，应科学界定政府在农村互助养老中的地位和作用,构建面向老年人需求的互助养老政策体系、加大政府主导型农村互助养老供给机制创新，丰富政府主导型互助养老的服务内容和方式。     

相互保险的风险识别及创新解决方案——基于TRIZ和TIF理论

相互保险是保险组织形态中非常重要的一种,但是由于信息不对称,相对于其他保险模式而言,同样存在着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传统的监管模式下,监管渗透不够,反制力不强,导致了相互保险无法彻底解决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的治理困境。本文基于塔福域理论和TRIZ理论系统地分析了相互保险模式中存在的风险,并且提出了创新性的解决方案,即构建“保险域”。     

公司相互持股的利弊分析及其法律规制探讨

在现代公司实务中,公司间相互持股,在降低公司融资成本、经营风险,发挥规模经济的优势等方面起到了良好的作用,但也产生了使公司资本虚增、公司治理失去制衡、导致垄断等问题。鉴于公司相互持股带来的种种弊端,如何按照公司制度的基本原理制定相应规则对此行为加以规范,使其趋利避害,已成为我国当前公司立法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在对公司相互持股存在的问题进行较为系统分析的基础上,对规范提出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