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刑法禁止令的司法适用

刑法禁止令制度在两年多的司法实践中运行良好,但是如何准确地把握禁止令的适用条件、确定禁止内容,值得进一步研究。宣告禁止令应当具有必要性和关联性,禁止内容应当具有明确性、相当性和可行性,使得在充分发挥禁止令管束作用的同时不过分影响罪犯的正常生活。     

从压制型刑法到自治型刑法——兼论我国刑罚制度的完善及合理适用

与政治上专制相对应,人类社会早期的刑法,其干预广泛,裁判者自由裁量权大,法律道德主义盛行,刑法呈现压制型特征;近代以降,自治型刑法逐渐成为主导性的刑法模式,在观念、功能、原则、规则、司法运作等方面呈现出不同于压制型刑法的特点.我国当下刑法正艰难地从压制型刑法走出,其艰难表现为观念层面的压制型,原则、规则层面自治型的不彻底性.于是,在以法治国背景下,建构自治型刑法当是我们的选择.     

刑事诉讼禁止令适用的原则及其救济

2013年1月1日正式实施的新刑事诉讼法规定了专门针对被取保候审人的刑事诉讼禁止令制度.刑事诉讼禁止令的采取,必须坚持程序法定原则、程序参与原则、关联性原则和比例原则;同时必须设定刑事诉讼禁止令的救济程序,即刑事诉讼禁止令决定和执行过程中的异议程序以及被采取刑事诉讼禁止令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追究其违反刑事诉讼禁止令的法律责任不服的申诉程序.     

论新刑法罚金刑及其完善

新《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颁布与实施 ,标志着我国刑事法律制度的进一步健全与完善。其中关于罚金刑的规定 ,更是对我国刑法传统的重生命刑、自由刑、轻财产刑的刑罚观念产生巨大冲击 ,改变了我国刑罚体系的布局 ,对新刑法中罚金刑展开讨论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论刑法谦抑性的界定与实践

刑法谦抑性是刑法应有的精神,是刑法两大机能相互制衡的结果。本文试图给刑法谦抑性做简要的内涵界定,通过动态的立法、司法、行刑过程中刑法谦抑性的体现,来阐明其对实践的具体指导意义,以期推进我国刑事法治的建设。     

论赌球行为的刑法适用及立法完善

赌球行为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对该行为应根据从事赌球行为不同主体的具体情况适用不同的罪名。为打击赌球行为,应对赌博罪的有关规定加以完善,并设立操纵体育比赛结果罪。     

谈我国刑法的特点

本文通过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研究分析，概括出我国刑法的七个特点，并就刑法的特点进行了较详细的述评，揭示了我国刑法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地位和意义，指出我国刑法典的颁布，标志我国刑事法律制度基本健全，使我国的法制建设又上了一个新台阶     

刑法全球化:成因与路径

"刑法全球化"指的是各国刑法对世界不同国家刑事法律吸收方式多样化的逐渐延伸.这一趋势有其深刻的原因,既有外在的现实因素,也有内在的理论基础."全球法律与地方秩序"为刑法全球化提供了参考模式,"全球化与本土化"则为刑法全球化指出了选择路径.     

社区矫正与刑法价值实现

公正、谦抑、人道是现代刑法的三大价值目标,实现三大价值目标离不开刑事立法、刑事司法和刑罚执行等动态的法律运行环节。社区矫正的发展与演变伴随着刑法价值理念的转换。现代刑法价值对于社区矫正的催生作用,和社区矫正运行对于刑法价值实现的推动作用,是认识两者关系的不可或缺的两个方面。在刑法价值视角下,我国应着力处理好社区矫正的惩罚性功能与恢复性功能的关系,并通过立法保障和制度设计引导社区矫正走向。     

应对突发公共事件的刑法适用与完善

近年来,突发公共事件层出不穷,对构建和谐社会的战略目标提出了巨大的挑战,而把突发公共事件的应对机制纳入法制轨道是和谐社会本身应有之意.刑法作为法治社会的最后保障手段,在应对突发公共事件中将发挥巨大的作用.刑法介入突发公共事件的应对是必要和可行的,但在介入过程中除遵循刑法原有的原则外,还应特别遵循依法从重从快、惩罚与宽大相结合和充分尊重人权等原则.在突发公共事件的应对机制中完善相关的刑法规定,不仅是法治社会的内在的要求,还将促进和谐社会目标的实现.     

也论刑法中职业禁止的法律性质

《刑法修正案(九)》第1条新增"禁止从事相关职业"的相关规定,其法律性质不同于非刑罚措施,也不宜认定为刑罚的辅助性或者附带性措施,更不是新的刑罚种类,而应当将其视为保安处分措施.同时,介于保安处分措施的二元主义立场以及该措施的四大基本分类,应进一步将职业禁止的法律性质认定为狭义的保安处分措施最为适宜.     

行政执法证据在刑事诉讼中的运用问题研究——兼论《刑事诉讼法》第52条的理解和适用

行政执法证据在刑事诉讼中的运用问题,是两法衔接机制建设中的一个重方面。修改后《刑事诉讼法》第52条第2款虽然对此作了一定的规范,但对该餐的含义还育诸多不同的认识。笔者从对《刑事诉讼法》第52条的理解与适用入手,论述了行政执法证据在刑事诉讼中运用的具体方式及应该注意的问题。     

论少数民族习惯法与我国刑法的冲突及对策

中国少数民族众多，各民族在发展过程中都形成了与自身相适应的乡土性、生活性和稳定性极强的习惯法，这些习惯法与我国现行刑法产生了一系列的矛盾和冲突。在两种社会调控机制将长期并存的情况下，如何调适刑法和少数民族习惯法的冲突，增强民族地区刑事司法的可操作性就成了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刑事法视野下的藏族刑事和解习惯法探析

新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中增加专章,有限承认了部分公诉案件可以刑事和解,同时也规定了其程序.藏族习惯法注重和解,刑事案件借助"赔命价"、"赔血价"等方式达成刑事和解.在刑事法视野下审视藏族刑事和解习惯法,可发现二者之间冲突与契合并存.如何通过地方性立法,引导其逐步走向法治化这一问题的有效解决,对于维护法制统一、藏区社会治安稳定,推动藏区法治进程大有裨益.     

我国刑事和解适用中的问题及其对策

近年来,我国一些省市逐渐采用刑事和解来办理一些特定类型的刑事案件.目前我国试用的刑事和解并没有一个具体的法定程序可遵循,这就使司法机关对刑事和解案件的处理有充分的自由.实践中司法机关为了快速结案,难免会做出一些违背刑事和解宗旨的行为.因此需要加强对刑事和解的过程予以监督.     

体系性原则在刑法修改中的应用

体系性原则意味着将刑法视为一个有机体,刑法内部条文应具有一致性和互助性.依据体系性原则,刑法在协调性方面并不完善.总则与分则存在一定程度的背离,诸如介绍贿赂行为单独成罪是对共犯规定的排斥、个罪中单位犯罪处罚模式是对总则规定的重复、一般缓刑与分则战时缓刑存在矛盾.几乎所有章节中都存在罪名归类错误,这制约了对罪名的准确理解.个罪之间的协调性差,这在两个传播淫秽物品罪、行贿罪与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等罪名之间表现得尤为突出.刑法修改中体系性原则着眼于刑法条文之间的形式对应和实质沟通,致力于提升刑法的整体协调性.     

民刑互动:侵权责任法与刑法的冲突与协调

从诸法合体到刑民分野再到刑民互动,侵权法与刑法的历史关系千丝万缕。侵权责任法是救济法,刑法是惩罚法,两者通过不同的手段修复被破坏的社会关系。法律的任务在于重建被破坏了加害人、被害人和社会之间的正常利益关系的平衡,使得社会恢复和谐,这一任务的实现离不开刑法与侵权法的互动。刑民割裂是法律关系不正常的状态。正在制订中的《侵权责任法》应正确处理刑民分野、刑民互动等关系,并摒弃所谓刑事优先的错误观念。     

数字经济时代平台秩序的刑法保护限度

平台经济是数字经济的最活跃形态，在长期_“弱监管、强保护_”的数字市场中，平台制定的自我管理规则率先承担了大量市场管理功能，进而形成_“平台秩序_”。大平台的运行秩序带有市场经济秩序、社会管理秩序等公共秩序的表象，对平台秩序的底层权力关系认识不足，造成了刑法对干扰平台秩序行为的入罪过度。大平台依靠数字技术建立数据权力，趋向排斥竞争的_“垄断化秩序_”、支配用户权利行使的_“准社会秩序_”,但平台秩序的本质是平台营利的稳定性，它缺少社会秩序法益的可保护性。对于干扰平台秩序的行为，应区分平台秩序关联的不同法益而予以入罪限缩：对破坏网络产品或服务正常运行的行为，优先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评价；对_“利用平台规则_”侵害平台财产法益的行为，回归《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调整；对侵害平台或平台内经营者、用户财产利益的行为，区分适用财产犯罪和计算机数据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