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泛时”语言学内涵匡辨——专业化和大众化语境中的双重误读

学术界对《普通语言学教程》中“泛时”观的理解有偏差,多达八种误读。各类辞书收录“泛时”的共八部,释义六部,但有两种不同错误释义。通过对“泛”义的古汉语历时提取、“普-方-古”三角验证、汉外对比,指出“泛”之义为“不指定”。“泛时”是语言研究的假想方法,为一种归谬法,认为语言在任何时间和任何地方都会发生变化。其处于一种超时空的状态,可以任意穿越,呈现时空断层性特点,既不属于共时,又不属于历时,而是与共时、历时相对。一个个因摈除了时空、社会等因素而显得杂乱无章的任意性构成了泛时。该族词的大量汉英对译致使义项泛化、专业化语境中的误读、大众化语境中的显潜误读及低语用频率效应是其被谬解的四大动因。对语言事实进行“泛时”研究没有价值。     

语境理论研究的多维思考

语境理论研究在当今语言学研究中有着重要地位,也是一项硕果累累的研究课题,但以往的研究多半将其作为现象或语言分析工具来研究。对语境理论研究进行多维思考,从历时、共时、重要性及地位等角度,重新对语境理论进行评价,指出语境理论不应该再滞留于其原有地位,而应发展为一门独立的“语境学”。     

话语歧义的语用研究

文章从语用学的视角对语用歧义进行动态研究.语用歧义是一种常见的语言现象,一种间接言语行为,它是指某个词或话语有两个及其以上的释义.语用歧义的产生与语境有很密切的关系,它产生于交际双方所依赖的具体环境.语境可分为显性语境和隐性语境.在大多数情况下,语境有助于化解歧义,并提供合理的语用解释.     

广告语言的语境顺应

广告语言语境的动态生成是语言客体、心理世界、文化世界、物理世界四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为了了解单个的现象,把物理世界从普遍的联系中抽出来,进行孤立地考察,尝试从发话人和说话人、时空指称、语言中的“物质条件”三个维度进行阐释,为广告语言物理语境的生成提供理论支持。、     

语境与“随文释义”

语境是“随文释义”这一传统训诂学广泛运用的一个原则和方法所产生的客观基础，而“随文释义”则是训诂家就语境对词义的制约功能和解释功能的一种体认。词的使用义往往因具体语境的不同而产生临时特殊性，同样，词在言语表达中的语法功能、语法关系，语句或语段的意外之意等，也要受语境的制约。但是，“随文释义”只可施之于传注训诂，不可施之于词书训诂。     

论世求实——文本的解读及翻译策略

对文本理解的正确与否是翻译成败的关键之一。然而由于时空变化，文本语境丧失，意义的不在场，误译时有发生。针对译事中的误读现象，笔者提出了大语境观，认为在文本解读过程中，应采取“知人论世”与“以世论世”的策略，即采取文本篇外语境与篇内语境相结合，最大限度再现文本真实意义的解读策略。     

语境研究的新思路--认知语境

语境是语用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传统语境研究往往注重具体的语境要素,缺乏系统性和可操作性;而从认知的角度研究语境则化繁为简,着重探讨语言使用过程中储存在大脑中的规律性的东西,因而会提高话语释义效率,具有更高的理论价值和指导意义.     

《太平经》疑难语词例释

《太平经》是中国道教的第一部经籍，因文本艰深晦涩，现有注本及相关论著在一些特殊语词的理解上仍有不明之处，这对于道教研究和语言研究都是不利的。文章择取“乐欲”“欲乐”“忽忘”“摇手”“簿”“前后会”“小差”“空穿”“十百”等语词，利用传统训诂学手段加以解释，对现有注本在句读及释义方面存在的问题予以分析辨正，可正前人之误读，亦可补大型语文辞书之阙。     

为中国“媒体”正名分——对国内“泛媒体论”的认知性反思

在当代中国的传播学和传媒学领域里,"泛媒体论"是一个司空见惯的学术思潮。在学术著述和高校教材中,"泛媒体论"就是将技术性的信息栽体或者将互联网的技术衍生物泛化为"体制性、机构性的媒体"的一种学术话语现象。中文学术话语体系中出现的"泛媒体论","跨语传播"是其文化背景,西方传播学是其理论根源,互联网扩张是其技术根源。在"新技术革命"的语境下,"新媒体"是"泛媒体论"对媒介形态和信息方式的一种误读,正是这种误读却加深了"媒体"概念被泛化的程度;在"新媒体革命"的语境下,"自媒体"则是"泛媒体论"转译"wemedia"或"wethemedia"等学术命题所生发出的一种"零概念"性"伪媒体",旨在夺取"媒体话语权",进而危及合法的"传播体制"和稳定的"传播秩序"。     

语言的模糊性与得体性

论述了语言的模糊性与得体性的关系。模糊语言是通过语境起作用的。语境或场合对模糊语言具有释义功能和制约功能。“信息量的切适度”与“人际意义的合意度”问题是语言得体性的两个方面。以实例分析了切适度与合意度通过模糊语言得以实现。语言的模糊性是实现语言得体性的手段或策略之一。     

中间语境与五四小说语言形态的审美异质——以《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集》(1917—1927)为例

中国现代小说的缘起依赖于中国社会现代化语境的生成.现代意识在历时结构上的二元对立与共时空间中的多元并存语境,迫使五四小说必然地承担起"历史中问物"的角色,内容和形式上都明显地打上了中间语境的时代烙印,呈现出;某种现代审美异质,这种异质化倾向在一定话语场内与五四小说的现代性因素密切相关.笔者立足五四时期这一"中间"语境.从语言形态方面来考察西方语汇在五四小说文本中的异质性.并探讨其生成的现代机制.     

关于汉语常用词演变研究的几点看法

常用词主要指的是词汇史上表示与人类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常用概念的“古今同义词”,多以表示相同概念的一组词或词群的形式出现。从研究范式来看,汉语常用词演变研究经历了组对更替式研究、语义场及概念场研究、历时演变与共时分布结合研究、词汇兴替与词义演变结合研究、词汇类型学视角下的汉语常用词演变研究等研究范式。常用词演变所呈现出的规律有：地域分布印证常用词演变;时空对应关系的复杂性;方言词汇“第一次分类”的不同有的与上下位词间的演变紧密相关;与动词、形容词相比,名词在演变中呈现出更强的双音化趋势;处在同一概念场、近义概念场或反义概念场中的成员存在演变模式相同的现象。在相同的语义聚合条件下,词的“类同引申”不具有必然性。基于“转喻”的语义演变更为常见。     

共时和历时角度下词的功能义的顺应性阐释

词的“功能义”,是指由词性或语法功能不同导致词义变化而形成的新的词义。从共时角度看,词的功能义是一种受语法语境影响的词汇语用现象,初期具有临时性、灵活性和不稳定性;从历时角度看,词的功能义从“临时义”到“常见义”再到“固定义”这一词义演变的过程必然伴随着词性和功能上的改变,导致新的兼类词的产生。在顺应理论启示下,认为词的功能义无论是共时的语境语用变化,还是历时的词性功能演变都是语言变异性、商讨性和顺应性的典型反映。     

双宾语动词的分类

综合语义、语法和语用三个平面对双宾语句进行重新定义,然后按照这个定义对古代汉语、现代汉语以及英语里的双宾语动词进行重新分类描写;同时进行汉语内部的历时比较,汉语和英语的共时对比,发现：古汉语中表＂为动＂服务义的双宾语句在现代汉语中已基本消失;现代汉语中比较常见的表＂获取＂义的双宾语句在英语中基本没有;而表＂制作＂服务义的双宾语句在英语中却很常见。     

现代性视域中马克思主义政党学中国化的再造与提升

当代中国正处于现代性时空交错的复杂背景中,原本存在的事件与风险性危机叠加在一起,使中国政党面临诸多的问题域。如何妥善解决这些问题,实现政党现代性的再造与提升,对于中国政党来说,既要增强自觉意识,实现民族性与现代性有效结合,又要从＂结构性＂、＂历时性＂和＂共时性＂的角度正确把握政党的功能,认清时代主题的切换,实现话语叙事的调整与改变。     

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情境保护

作为一种活态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完整样态和生动内容存在于特定情境之中。文化情境的构成要素可从两个维度来把握。从时间维度看,文化情境分为历时的传统规约和共时的环境条件两方面;从空间维度看,文化情境可分为现场情景和社会文化背景两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情境保护工作有两种:一是对在现代社会仍有存活价值的文化事象应大力扶植,保护其赖以存活的土壤,使之在现代社会传承下去;二是对不适应现代社会环境,因失去存活价值而正在衰亡的文化事象,要完整地记录保存,不仅保存其文化事象,而且保存其文化情境。     

“乘X”与“趁X”——兼论“乘便”、“趁便”的词汇化机制

现代汉语中的介词绝大多数都是由古代汉语中的动词虚化发展而来的,汉语的双音节化和注重口语表达影响着介词的词汇化过程,而＂乘＂和＂趁＂在经历了一个＂相异→趋同→替代＂的过程后,形成了一个独特的＂假借→类推＂的融合型词汇化模式。通过共时性的研究,明确了介词性和使用规律;而历时性分析,加深了对二者的区分度,确立了词汇化机制;现代汉语中,＂乘＂和＂趁＂不再具有能产性,只在固定格式中出现。     

中外古代军语的比较研究——兼论对"汉字文化圈"的新认识

在"汉字文化圈"内,诸多国家和地区中的各种语言文字无不大量借用了古代中国的语言文字,如在日本文、朝鲜文、越南文以及纳西文、西夏文、壮僮文等周边国家和中国少数民族中典型的古今军语中,就往往保留着这些具有极高学术研究价值的现已或隐或亡的古汉语语法现象.它们同属"汉字文化圈",其文字的形、音、义互有借输,又各有变异.对"汉字文化圈"地区内的古代军语做比较研究,能够较直接、准确地反映出各个时代诸多领域的真实面貌,并对"汉字文化圈"的框架体系有一个综合的新认识.     

再论语素融合说问题

语素融合说长期流行,但至今无人为它寻得可靠的证据。持语素融合说者多以孤立的观点看问题,不计成词信息;偏执共时论,割断历史;趋从现行理论,误解语言事实。上述事实均表明语素融合说不成立。     

从中国古代文论的学科初创反思其现代转换

中国古代的“诗文评”只有目录学的意义,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学科门类。中国文学批评史的产生得益于西方科学思想和20世纪初期的“整理国故”运动,它是中西文化濡涵的结果,因此,学科必须坚持中西两个维度。中国古代文论衍生于中国大文化的土壤,郭绍虞等学科奠基者从繁浩的经、史、文中梳理文论的脉络,而尔后的大学学科建制使得这门学科研究日益封闭于纯文学领域。要想实现转换,我们有必要恢复“大文论”的传统,从文史哲的整体中进行研究,还原学科的真实面目,避免古代文论与传统文化的脱节。中国古代文论体现了民族的思维方式,在治学方法上,郭绍虞等人“各照隅隙”的治学方法在当代仍然值得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