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的科学术语翻译——以傅兰雅为视点

文章以傅兰雅（John Fryer）为研究视点，通过解读他所发表的关于科学翻译和中文术语的文章，结合他在江南制造局的翻译成果，分析了他对科学术语翻译问题的看法，介绍了他和中文笔述者一起确定的建立中文科学术语的规则和方法，并考察了益智书会以傅兰雅的工作为基础进行的统一中文科学术语的工作。     

论译者的立场——以近代来华传教士口译活动为例

国内外对译者立场的研究为数不多,法国当代著名翻译理论家贝尔曼在其《翻译批评论:约翰·唐》一书中提及译者立场。他强调,批评者在批评一部译作时,首先要考察译者立场。本文拟考察近代来华传教士口译活动及口译活动之外的译者立场,其立场大致可分为:传播宗教之立场、帝国主义立场、传播西学之立场以及传播中国文化之立场,以期待彰显其立场,为译者立场研究提供一点参考。     

近代来华传教士的中文学习——以金陵大学华言科为中心

摘要： 熟练掌握当地语言是基督教事业成功的基本要求。19世纪的来华传教士在中文学习上面临师资、教材和方法上的种种困难,但自1912年金陵大学华言科和其他一些语言学校相继建立以后,这一情形有了根本改变,传教士的中文学习模式从以个体自学为主演进到体制化的课程学习。语言学校不仅提高了传教士语言学习的效率,也加强了传教士对中国社会与历史文化的全面理解,在培养合格传教士以及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晚清新教来华传教士语境中的Literature概念——以马礼逊的《华英字典》为中心

作为晚清最早一位新教来华传教士,马礼逊使用literature一词的历史经验意义无疑具有开创性甚至奠基性。而马礼逊在使用literature一词时的英国文学或外国文学之指涉,与他使用这一概念之时的中国文学之指涉,到底构成怎样一种对应互文之关系,自然也成为检核其对literature一词理解之关键,同时也可初步判断马礼逊时代中西之间在literature一词基础之上所初步形成的一种对话关系与历史形态。而在马礼逊的《华英字典》以及大量往来书札中所提及的literature一词,无论是在西方文学语境中抑或中国文学语境中,均未见显示出明显倾向于近代的、纯文学的寓意,更多则是指各种各样的文献或文本。     

近代西方传教士关于中英双语教育的争论——以福州英华书院为个案

本文以福州英华书院为个案,探讨近代西方来华传教士对教会学校是否应实行中英双语教育模式和英文教学所开展的激烈争论.从争论中可以看到双语教育在实践中并非一帆风顺,也反映了传教士在传教方针方面持有不同意见.历史证明,双语教育符合中国社会需要,培育了一批优秀的毕业生.     

民国初年传教士对中国穆斯林的调查与研究——以《中华归主》为例探讨

民国初年，基督教传教士系统地组织了一次中国基督教发展状况的调查，历经十年将这些调查资料汇编成（中华归主）一书，于1922年出版。该书中也涉及到中国穆斯林的部分内容。他们对中国穆斯林现状的调查，从严格意义上来说，算不上真正的调查，只是将多年观察的资料加以拼凑和整理，是对已有的工作经验的汇报。尽管如此，这些调查资料也是他们对清末民初中国穆斯林的历史与现状的见证，反映了当时中国穆斯林在社会更替时期的精神风貌和历史进程，是研究那段中国伊斯兰教、基督教与伊斯兰教关系史不可或缺的文献资料。     

论汉语据词造字的特色——以情绪词为例

汉字在创制过程中蕴含着汉民族的文化和智慧,常表现为多种模式.情绪作为一种抽象概念,在为其造字的过程中也暗含着多种模式,其中主要表现在注重词义的类型化、注重词义的个体化、注重词义的具象化、注重词义的场景化等几个方面.     

与“神学”相遇的儒家选择——以徐光启译、著为例

通过分析明末清初耶稣会传教士在传教策略上的刻意努力,分析这种刻意努力中的学理("神学",尤其是护教神学)传播,分析儒家在与传教士及其传播的"神学"相交涉的有意无意选择,揭示儒学在明末清初与基督教神学相遇中,并没有完全从"宗教"(神学)学理上与之进行深刻的对话,而多少变成儒家(士大夫)在这种复杂关系的交涉中,吸收了附着在"神学"上的文化(尤其是科学知识)资源,并关注了传教士的人格风范等。这使得明末清初可能出现的儒学与"神学"的对话问题,转化为了儒家(士大夫)与"神学"、传教士相遇后的选择问题。徐光启及其译、著与传教士、"神学"的复杂关系,尤能说明问题的转化。     

传教士与20世纪初的新汉语——以A．H．Mateer和E．Morgan的两本书为例

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于接受新知识的需要，汉语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些变化具体表现在口语文体的出现和大量新词的产生。来华传教士最敏感地体会到了汉语的这种变化，并将这些变化记录到自己的著作中。从A．H．Mateer和E．Morgan的著作中可以观察他们所捕捉到的汉语的新变化以及这种变化的原因：留学生是新文体和新词语的积极引入者和使用者，报刊推动了新文体和新词语的普及；日语书的翻译以及日语词汇的借入是汉语发生变化的重要原因；新词缀大大增强了汉语的造词能力。     

科技英语长句的翻译方法与技巧——以水产养殖英语为例

通过分析、试译水产养殖英语例句,归纳和总结了科技英语长句翻译常用的方法和技巧,主要有:顺序译法、换序译法、断句译法、换句译法和综合法。     

新旧字形问题考

通过对部分辞书的新旧字形对照表的考察分析发现,汉字新旧字形对照整理方面存在诸多问题,不利于汉字的规范和使用.在新规范字表制定过程中应该关注并解决这些问题.     

明治日本的汉字观与日本人的自我认识

汉字最初传到日本之时作为象征神圣与权威的事物被日本人民所崇拜。然而到了近代特别是明治时期以来众多的知识分子却提出了以废除汉字为主的汉字观,并开展了盛极一时的汉字废除运动。明治知识分子的这种汉字观是受国学者及水户学者的影响而发展起来的自国优越思想。明治时期的汉字认识过程实际上就是自我身份构建的过程,既自我认识的过程。     

论汉字学理论建设与汉字教学

汉字教学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也积累了很多有益的经验。但从20世纪以来,这一传统受到冲击,汉字教学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一直处于低效率之中。汉字教学的成功与否关系到文化与教育的普及问题,汉字识字教学的不足有多方面的原因,其中一个重要方面是汉字学本体理论建设问题。20世纪90年代以来,汉字学理论研究有了进展,这对汉字教学必将起到重要的指导作用。     

“正体字、副体字”和“简体字、繁体字”——从“识正书简”和“识繁写简”看汉字规范

汉字在不同时代和地域都有不同的正体字和副体字。简化字是繁体字按照文字规律演变的结果。书写和阅读采用不同规范的汉字是不可行的。     

汉译西书与汉语新式标点符号的形成

汉语新式标点符号的形成与西方传教士的汉译西书在中国的传播有一定的关系。晚清的汉译西书中很早就出现了西式标点符号。1838年出版的《美理哥合省国志略》中，美国传教士裨治文首次强调了文章中标点符号的重要性。此后，包括接受了西学教育的中国知识分子也相继在各种书籍中介绍并使用了西式标点符号，客观上推动了20世纪初汉语新式标点符号系统的颁布。     

浅谈英汉主位对比及互译策略

从篇章语言学对句子结构主/述位分析的角度入手,探讨了英语和汉语在主位层面上的差异.通过分析英语的主语主位和汉语的话题主位在句法和语篇衔接功能上的不同,提出英汉互译过程中,考虑英汉句子结构形式及语篇、文体等特点.对译作进行主题化或话题化处理,从而达到原作和译作语用及功能上的等效.     

日语报刊常用汉字词研究

日语中的常用汉字词是汉、日两种语言词汇系统的交集。通过对日语报刊中常用汉字词与汉语词的对比分析发现,在1596个日语常用汉字词中,相同的比例最高,占67％,相近和相异的汉字词占33％。这是由日本的汉字政策、词汇系统的发展演变、日本人独创的汉字词等原因形成的。而根据汉字词在整个日语词汇系统中所占的比例,可统计出不懂日语的中国人阅读日语报刊的可懂度最高仅为44．4％,可见日语词汇系统中的汉字词已积淀成为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中国文化特色词英译中的对等与不对等

语言既是文化的一部分,又是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中国文化和英美文化在诸多方面都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差异,有重叠．也有迥异。因此。如何实现文化词翻译中的对等是译者面临的一个难题。文章从文化、文化词汇的定义和中外学者对文化词汇的分类及所持的观点入手。对政治、经济、法律、历史、宗教、饮食、谚语和典故等方面的中国文化特色词的英译作一探讨,并尝试着提出几种中国文化特色词英译的方法。     

浅谈汉语新词英译中的一些问题

分析了汉语新词在英译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一是未将汉语新词中的“隐含成分”表达出来就落笔翻译;二是不能摆脱中文字面的束缚,中式英语层出不穷;三是不能把中西文化融会贯通,忽略了中西文化的差异性。提出了汉语新词翻译的一些策略。     

简繁之争的舆情分析

文章在较全面分析汉字简繁之争舆情的基础上,对争论双方的主要观点进行了梳理,对论争产生的文化和社会心理根源予以了剖析。文章认为,民众语言文字常识性知识匮乏,论争难以在同一层面形成交锋;语言舆情的研究要引入传播学的研究成果,把握大众媒体传播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