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生城碑记》辨

《天生城碑记》辨晨曲关键词：碑记刘文秀南明政权四川洪雅《天生城碑记》是明末大西军将领刘文秀联明抗清、永历十年（１６５６年）被封为蜀王后,于１０月领兵入川、选址洪雅草创“天生城”抗清根据地而作的誓师词。词语简洁,叙事明白,慷慨激昂,气势磅礴,堪称历史悲...     

读《五人墓碑记》

一 《五人墓碑记》写于明朝崇祯元年(1628年)。这个时期,社会动荡,农民起义和市民运动此起彼伏,统治者内部也出现了反动保守势力大地主阶级和宦官,同开明、进步势力中小地主阶级和比较正直的知识分子的斗争。这种斗争集中表现在东林党     

《五人墓碑记》难句疏解

一五人者,盖当蓼州周公之被逮,激于义而死焉者也。(1)这句子是单句的名词谓语句,“者……者也”是它的基本结构形式。文言的名词谓语句用“者”字引进主语或名词谓语的,一般情况是主语用“者”,谓语就不用“者”,谓语用“者”,主语就不用“者”。本句却是主语、谓语里都用“者”     

杨妃故里行

又到暑假了,我与妻云游讲学归来,回到故乡。农历六月初一是杨贵妃(杨玉环)的诞辰。千百年来,玉环故里的乡亲都在这一天前往杨贵妃庙焚香拜祭,以古老的仪式和简朴的习俗纪念她。是日,我携妻儿坐上文友们的桑塔纳前往参加庆典。     

容州白话特点谈

容州白话特点谈覃正今日的广西容县，旧《容县志》曰：“古称容州，人杰地灵”。容县地处桂东南，与北流、桂平、平南、岑溪、藤县及广东省信宜等县市毗邻，西江支流的绣江纵贯其间，历史上曾是骆越、西瓯的杂居地，也是古代岭南乃至中原地区出北部湾海道的必经之地。汉代...     

张溥的《五人墓碑记》试析

张溥(一六○二——一六四一),明末文学家。字天如,江苏太仓人。崇祯进士,授庶吉士。与同乡张采齐名,时称“娄东二张”。归江南时,张溥集苏州名士,以复古学为号召,结为复社,以继承被阉党头子魏忠贤镇压的东林党事业为己任,进行文学的和政治的活动。     

有关《五人墓碑记》的几则史料

发生于明熹宗朱由校天启六年(公元1626年)三月十八日的“五人义”事件,是继发生于明神宗朱翊钧万历二十九年(公元1601年)葛成事件以后的又一次大规模的反抗明王朝暴政的群众运动。这个事件的发生,下距明王朝的覆亡,仅十八年。应该承认,葛成领     

蔡元培《捐建嵊邑清节堂之碑记》补正

本文根据民国版<嵊县志>中蔡元培写的<清节堂记>和绍兴图书馆馆藏<捐建嵊邑清节堂之碑记>的碑文拓片,对<蔡元培全集>收录的<捐建嵊邑清节堂之碑记>进行校勘,补录了其留下的空白字二十个,校正了错字五个.<清节堂记>写作年代、地点不详.经考证,它既不是<蔡元培全集>中<捐建嵊邑清节堂之碑记>注明的1906年10月,也不是朱馥生发现<清节堂记>时所认定的1902年10月作于上海,而是1896年10月写于绍兴,1902年10月在嵊县立碑.     

《五人墓碑记》中又一时间错谬问题

现行中学语文课本中《五人墓碑记》一文,选自明代张溥的《七录斋集》。是文将魏忠贤遣缇骑逮捕苏州东林党人周顺昌一事,定在“丁卯”(天启七年,公元1627年),实为“丙寅”(天启六年,公元1626年)之误,经学者辨正,已成定论。文中另一时间问题,即反抗阉党的颜佩韦等五人,从被诛至后人为其修墓合葬,“为时止十有一月”,亦有误,但至今尚未引起人们注意。为探究之,笔者查阅了有关史料,並两察坐落于苏州市山塘街的五人墓,兹略陈刍荛。     

论杨守敬《激素飞清阁评碑记、评帖记》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杨守敬所著《激素飞清阁评碑记、评帖记》未及时出版和手稿遗失是一个悲剧，使它错过了木该属于它的时代。数十年之后它失而复得并在日、中两国刊行，又是不幸中的万幸。它是杨守敬近百部著述巾的处女作，也是书法史上第一部合之以碑帖概念为类、以金石资料为基、以书史脉络为经、以作品评鉴为纬的书学研究专著，并将考据之法引人书学，首倡“碑帖融合”书学思想，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光绪《湖南通志》中碑记的类型及其文化内涵

光绪《湖南通志》中收录了众多碑记资料,包括建筑修造、功德、题名等。光绪《湖南通志》收录的碑记最早为东汉时期的碑刻,最晚至光绪年间,所收碑记文化内容十分丰富,主要包括:宣扬儒家仁爱忠孝之精神、展现湖湘理学的发展脉络、体现湘军及晚清湘系官员风貌、湖南地区儒学教育情况。光绪《湖南通志》中这些碑记的内容与文化内涵体现了湖湘文化乃至中国文化的基因与内核。     

从《祈雨感应碑记》看元代大同地区的祈雨风俗

元代大同地区的祈雨活动一般无固定时间，主要在春夏两季举行，一般由地方官府出面组织，祈求对象也不限于与水有关的神灵。祈雨活动一般包括事前祈祷和事后酬神两个阶段。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神灵观念已在人们心目中逐渐淡漠，祈雨活动更多表现出的是对心灵的慰藉。     

从《祈雨感应碑记》看元代大同地区的祈雨风俗

元代大同地区的祈雨活动一般无固定时间,主要在春夏两季举行,一般由地方官府出面组织,祈求对象也不限于与水有关的神灵。祈雨活动一般包括事前祈祷和事后酬神两个阶段。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神灵观念已在人们心目中逐渐淡漠,祈雨活动更多表现出的是对心灵的慰藉。     

论金元之际庙学碑记文的文化内涵

金元之际的庙学碑记文以其特定内容反映了当时文人的特殊文化心理特征,包括乱世烙印,通过对学政、学风的追忆而曲折流露出的故国之思以及对新朝文治的极大期许等.同时,这些庙学碑记文的地域分布还有助于印证元初北方以平阳、真定、东平三地为支点所构筑的文化布局;可以显现元初儒学的尴尬处境和南宋理学北传的轨迹和影响等.     

从杨瑞云撰《重修陆丞相祠碑记》谈陆秀夫精神

陆秀夫,楚州盐城人,南宋末年丞相,崖山海战为元军所败,负幼帝投海而亡。杨瑞云,生于陆秀夫投海的崖山海边,深受陆秀夫事迹的影响和陆秀夫精神的感召。万历年间任盐城知县,以陆秀夫精神为楷模,极有建树,并重修陆公祠,作碑记抒发感慨,高度赞扬陆秀夫的临危壮举和崇高气节。陆秀夫事迹透射出来的是中国古代优秀文人至高的精神追求,是盐城乃至中华民族古代人文精神的重要代表,每当民族危亡和国家建树的关键时刻陆秀夫精神都发挥着重要作用,在今天新的历史时期,陆秀夫精神被赋予了新的内涵,仍不断激励着后来人。     

论地理区位在提升区域地位中的作用--以唐代容州为例

区位因素是一个地区潜在的资源。地理位置的优劣对于地域的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唐代容州（今容县）在岭南的重要地理区位，尤为统治者所看重，因此，容州的地位大大提升，从而促进其政治、经济等的繁荣发展。     

甲午中日战争的一则史料——介绍《大清敕建锦州毅军昭忠祠碑记》

一九七八年,我们在锦州市历史博物馆院内,发现了一块题为《大清敕建锦州毅军昭忠祠碑记》的石碑。这块石碑系清朝总统毅军、四川提督宋庆于一八九八年(清光绪二十四年)为纪念甲午中日战争殉国的毅军将士而修建的锦州毅军昭忠祠所刻。碑高(不包括底座)227公分、宽87公分、厚27公分,碑文字体为隶书。碑文扼要地记述了甲午中日战争时平壤、九连城、感王寨、大平山、田庄台等历次战役中,毅军的奋勇抗敌和伤亡数字,总结和分析了清军失败的原因,是研究甲午中日战争史一件有相当参考价值的史料。但因年代久远,今昭忠祠已毁,碑石亦因无人管理,风雨剥蚀,字迹脱落,有些字已无法辨认。查阅锦县地方志无碑文记载,仅《锦县志略》卷四第二十页有“在大广济寺东院正殿三楹,清光绪二十四年八月修建,祠中列祀皆毅军将官士卒,殁于王事者,有碑树殿左纪其事”的简短记述,亦无碑文。现将碑     

论《秧歌》

张爱玲的《秧歌》1953年写于香港。半个多世纪以来,评论界褒贬不一,针锋相对,成了张爱玲研究中的一大难题。要解决这一难题,只有从《秧歌》出版的社会背景与作家当时的"竞技"状态来考察:首先,1952年张爱玲离开上海重返香港,投入美国驻港新闻处,《秧歌》正是她写的第一个长篇——一个有着明显"绿背"(即美元)色彩的长篇。其次,新中国建立之初,人民生活是困苦的,但并非像《秧歌》所写的在"饥饿"的火山口上,显然,《秧歌》是作了歪曲反映。其三,《秧歌》有一段与内容天关的"妙论",此"妙论"出现在其前夫胡兰成于1958年在日本写的《今生今世》一书中。从时序上说,似乎胡兰成抄袭了《秧歌》,实则是《秧歌》保留的胡兰成的汉奸阴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