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林庚自然诗观念的三个维度

自然诗的观念在林庚1930年代的诗学探索中占据突出位置。我认为,讨论林庚的自然诗观念,可以从考察三个方面的关系入手：一个是林庚与废名的关系,他们两人既有某些趋近的地方,又有明显相斥的地方。趋近的地方比如他们都有一点古雅的意趣,还有两人都喜欢从旧诗与新诗对照的角度谈新诗。废名在他的新诗课堂上评价林庚说：“在新诗当中,林庚的分量或者比任何人要重些,因为他完全与西洋文学不相干,而在新诗里很自然的,同时也是突然的,来一份晚唐的美丽”。     

诗人与学者的名山事业——《林庚诗文集》出版

2005年4月,“十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林庚诗文集》由清华大学出版社隆重推出,这是当代著名诗人、学者林庚先生平生著作的第一次总结集。林庚,1910年生于北京,1928年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两年后转入中文系。1933年毕业后,留校担任朱自清先生的助教。抗日战争爆发后,林庚先生到厦门大学中文系任教,1947年回京,任燕京大学中文系教授。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后,到北京大学中文系任教。林庚先生的新诗创作和关于新诗格律的理论探讨,对中国新诗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同时,他在中国文学史、楚辞、唐诗及古典小说等领域的研究上,有深刻、系统…     

新诗的"有形"与"无形"--以林庚的诗歌格律探索为中心

林庚是中国新诗格律探索中最坚韧的跋涉者之一。他从 1931 年以“自由诗”作者的姿态初涉诗坛始,至1935年前后转向“新格律诗”的实践,直至20 世纪 80、90 年代以论文方式继续诗歌格律问题的思考,林庚的诗歌格律探索由形式及本质,突破了以形式划分新诗和旧诗的简单化思路,深入涉及了“诗的内容”、“诗的本质”等诗歌内质问题的探究。同时,他的“九言诗”等创作尝试也在格律实践、融会民歌因素等多个层面上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对于今天的诗歌创作、批评、研究不无启发性和现实意义。     

闻一多民主理念下的文学史研究和文学批评

闻一多的一部分古典文学史研究明显溢出了古典文学研究的范围,而和现代政治与文化理念发生了深刻联系,体现出了"民主理念"这一"五四"语境下普遍的时代精神。在民主理念下,闻一多对从古至今的中国文学史做出了一种贯通性的理解:一方面,他将"平民"的戏剧小说抬高到"贵族"的诗面前,另一方面,闻一多认为新诗应该向小说戏剧学习,实际上是要新诗"合乎民主"。闻一多将"民主事业"与中国"新文艺发展的事业"联合起来考察,在他的诗论中可以看到民主理念与美学表现之间的张力,在这个意义上他的新诗批评也有不少调整,而注意到了民主美学的"价值"和"效率"之争。     

边缘的守持——以同题诗《夜》探讨林庚诗作的创作转向

中国现代诗坛上,林庚是一位治学严谨的新诗探索者,他将一生贡献于新诗创作与理论建设中。林庚在其诗意人生中处于诗坛的"边缘",却用他博学精湛的学识和温和宽厚的态度守持自己的诗学园地。本文以同题诗《夜》为载体探讨林庚诗作从旧体诗到自由体诗创作,再到新格律诗创作的转变,重点阐释其转向的原因和方式。     

《李长之文集》失收新诗文献辑论

《李长之文集》失收的新诗材料经整理得诗8首、译作3首、诗话1篇.由这批文献出发,管窥李长之54年新诗生涯,足见他是新诗发展史上的多面手.20世纪30年代中期,李长之与卞之琳、林庚等人交往密切,并将《益世报·文学副刊》打造成自由诗创作者的重要阵地.他致力于译介德语诗歌,希图以德诗的精神和生命力来疗补中国新诗.在新诗批评领域,李长之见解精当,并自觉反思新诗批评文体,是为现代诗论转型的重要一员.     

论钟敬文的新诗研究

钟敬文的新诗理论和批评,主张构成诗歌的各种因素要适切、均衡,并在尊重文学史、正确整理古典文学经验的基础上推动新诗的创作;他还进行了一种学科交叉式的诗学实践,以民俗学知识论诗,把口头文学传统与新诗研究结合起来,丰富了中国新诗理论的成果;他采取接近古典诗学的诗话和格言警句文体论诗,形成独特的论诗文体,使他成为新诗学界具有自我风格的诗论家。     

新诗格律化的诱惑与限度

五四以来的中国新诗以自由诗为主流,但格律化的创作时起时伏,也从未真正中断,在20世纪20年代和50年代还分别形成了两个关于新诗格律化的讨论高潮. 20年代新月派倡导的格律化运动是新诗格律化的第一次尝试.当时不加限制的口语化创作充斥诗坛,闻一多发表<诗的格律>一文强调新诗格律化的必要,提出以格式、音尺、平仄、韵脚来作为诗歌格律的基本衡量尺度.除听觉方面的格律外,他还特别强调视觉方面的格律,即节的匀称和句的均齐,突出音乐美以外的建筑美,试图为新诗发展确立严密的规范.[1]     

试论鲁迅新诗创作的终止

在新文学史上 ,鲁迅是中国新诗的最早的探索者之一。尽管他真正文学意义上的新诗并不多 ,而且过早的终止了实践 ,但他的新诗毕竟在文学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足迹。客观的说 ,鲁迅的新诗的实验与开拓的意义远远大于其艺术成果的积累。这也是本文考察鲁迅终止新诗创作这一问题的思想出发点。文章拟就 :关于鲁迅的新诗创作 ,鲁迅的诗人气质和诗人的鲁迅 ,从新文学史的角度看鲁迅的新诗 ,三个角度加以考察 ,尝试探讨鲁迅终止新诗创作的原因。仅就创作个体而言 ,我们很难简单的评价鲁迅的最终放弃新诗创作的选择 ,对于新诗坛乃至新文学发展的利弊得失。但需明确的是 ,鲁迅作为一个具有独立人格的艺术家 ,他是在对自己的个性气质深刻认知的基础上 ,在审视了自身的新诗作、新诗坛和整个新文学史之后作出的理智的选择。     

林庚先生香港佚诗一首

林庚先生香港佚诗一首袁良骏北京大学资深教授、著名楚辞唐诗专家林庚先生，青年时代曾热心从事新诗格律化运动，他的诗歌主张和实践颇引起３０年代诗坛的重视。他诗作甚丰，诗集有《夜》，收诗４３首；《春野与窗》，收诗５７首，此两部诗集均收入“北平文学评论社丛书”...     

“新诗与传统”专题笔谈

王光明认为，传统不仅是变化的，丰富复杂的，也是有待通过创造性的实践来发现的。传统不仅是对过去的意识，也是对现在的意识。应当从现代性出发去汲取传统，不是将传统视为标准，而是将其视为创造过程中不断对话的资源。应以之衡量新诗。荣光启界定新诗“自己的传统”，就是新诗在多重困境中自觉寻求新的形式秩序，建设汉语诗歌的现代诗形，认为该传统对当下的诗歌写作具有重要的参照意义。赖或煌根据时下混杂相生、相互歧异的诗歌传统，提出应将现代汉诗的传统问题，放在其寄身的历史语境中进行评判。现代汉诗是在现代性过程中展开的，它不可能和古典汉诗在同一平面对接。伍明春在对“五四”后新诗理论中有关形式观念的分析清理中，考察了古代诗歌传统对新诗形式潜在的影响，从一个侧面描述了新诗被遮蔽的传统。殷鉴认为，在新诗的传统问题上存在三点误区，要走出误区的办法必须超越传统，而诗人及其创造性的艺术作品是超越传统的关键。龚奎林是从“五四”新诗的主体和创作角度看待新诗与传统的联系的，从而提出对传统的创造性转化问题。黄雪敏认为，新诗在确定现代汉语为诗家语，抛弃传统的格律和形式之日起，就开始了自身传统的探求与发展，并在不断地反传统的同时也不断地去“发现传统”，将流传下来的富于生命力的因素整合到现代汉诗中。刘金冬强调了新诗与传统的联系，指出新诗本身就是传统的产物，新诗的发展已构成了自己的传统，即新诗的诗形与诗质就是中国新诗自己的传统。     

论译诗是外国诗歌影响中国新诗的中介

学术界经常讨论外国诗歌对中国新诗文体以及创作的影响,却往往忽略了处于二者之间的译诗的中介作用.本文从两个层面论述了译诗是外国诗歌影响中国新诗的中介:译诗是外国诗歌影响中国新诗文体的中介;译诗是外国诗歌影响中国新诗创作的中介.在此基础上探讨了中国新诗及创作的发展对译诗的促进作用,由此也突出了诗歌翻译与创作的互动关系.     

平实的深刻:论朱自清的《新诗杂话》

《新诗杂话》是朱自清先生研究中国现代新诗的一部著作。朱先生在这部诗学著作中,坚守诗歌文本的分析,坚持对诗歌意义进进缜密详实的“解读”,并认为这是新诗研究的基础。论及范围宽泛,富于创见性,是这部著作的显著特点。以“解诗”为出发点,《新诗杂话》探讨了诗与感觉、诗与哲理、诗与幽默、抗战与诗、诗与建国、诗的形式、歌谣与译诗、新诗的进步性、新诗的发展趋势等诸多关系,平实而深刻,精确而简洁,“将深化为浅”是《新诗杂话》最富于生机与活力的语言叙述原则。     

新诗的传统与新诗作为传统

刘金冬强调了新诗与传统的联系,指出新诗本身就是传统的产物,新诗的发展已构成了自己的传统,即新诗的诗形与诗质就是中国新诗自己的传统.     

五四译诗与中国新诗形式观念的确立

中国新诗形式观念的确立得益于译诗的启示:一是在观念上,译诗显示出来的新型诗歌的文体特征冲击甚至瓦解了中国固有的诗歌形式观;二是在形式上,译诗是早期新诗形式观念的实践者,是新诗的参照和模仿对象,促进了新诗形式的多元化;三是在创作上,译诗逐渐成为中国新诗传统的有机组成部分并带来了有别于传统诗歌的形式资源,诗人的译诗过程也为他们的创作积累了形式经验.     

论“新诗潮”内在流变的逻辑结构

中国的新诗创作在七、八十年代进行了长期的艰辛探索,经历了新诗潮、后新诗潮、新诗潮后三个阶段的发展变化。新诗潮以“今天派”为核心,其后劲为“现代史诗派”及新传统主义诗群与东海诗群;后新诗潮是新诗潮的延展与深化;新诗潮后是对新诗潮的游离,其主要队伍是“生活流派”、“他们派”与“非非派”。就广义的新诗潮看,最旺健的力量乃在后新诗潮中。     

胡适与中国新诗艺术

胡适是中国新诗的开拓者。本文论述胡适与新诗艺术的关系，论述他的理论、创作实践对新诗艺术的贡献，他在理论上、创作中的失误和局限以及对新诗艺术的影响。试图在对胡适在新诗艺术中的作用的评价中，探讨新诗艺术的形成发展、艺术特色与局限等问题。     

毛泽东诗词与中国新诗的发展

由于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创作成就,他的诗词对中国新诗的影响,是方向性的、全局性的影响。在新诗和旧诗多元共生的战略格局中,毛泽东的诗词在内容和形式、生活和艺术、诗歌和读者诸方面,都对中国新诗的发展进程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毛泽东诗词不仅属于过去和现在,也属于将来,它将激励我们去创造无愧于中华诗国传统的民族新诗歌。     

闻一多的新诗建设观

闻一多1912年进入清华留美预备学校。在很长时间里他并未注意到诗歌界正在酝酿着一场革命(胡适1917年1月发表《文学改良刍议》,同年《新青年》开始刊登白话诗),而专心致志地研究古典文学,并以能写漂亮的旧体诗文而受到师友的赞赏。“五四”运动打开了他的政治、文学眼界,把他推入中国方兴未艾的新文化运动的历史潮流中。他于1920年兴致勃勃地开始试写新诗。1921年,旗帜鲜明地宣告:“若要去做诗,只有新诗这条路走”,“要做诗,定得做新诗”。他大步跨进最早的新诗建设者的行列。同许多新诗诗人一样,除了大量创制新诗,闻一多也热衷于新诗建设的理论研究。这些研究接触到新诗发展的若干本质     

何其芳的新诗理论与批评

何其芳的新诗和散文以及在文学史研究中的成就已经成了研究者的共识。何其芳的新诗理论与批评有着相当的重要性,如对新诗本体的认识,对诗歌发展道路问题以及民歌的看法都有很大的启示性。何其芳认为判断是不是诗并不在于简单的外在的分行排列,而在于要尽可能提供感人、新鲜、深刻的内容和相当优美的艺术表现形式。诗的表现形式在不同的时代、民族和具体的诗人都有着个性和独特的创造,但是其共同的特征是有着形象的优美与丰富,语言的精练和谐、富于音乐性。同时,可贵的是,何其芳在肯定新民歌的思想和艺术成就时,也指出民歌体是有局限的,不是完美无缺的。当然,由于时代和个人的因素,他的新诗理论与批评也有着不可避免的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