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抽象理性批判到资本批判——马克思对黑格尔现代性诊断的批判与超越

抽象理性批判与抽象存在(资本)批判分别代表了黑格尔与马克思现代性诊断的核心逻辑。黑格尔借助理性国家克服现代性的内在分裂,以历史的终结为代价完成了对现代性的理性救赎,与此不同,马克思在批判抽象理性的同时,还进一步揭露抽象理性的现实历史根基——资本,为现代性的未来构建了一幅共产主义图景,开启了现代性批判话语的资本批判维度。在现代性视野中思考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性继承与内在超越,不仅为理解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关系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反思语境,而且为诠释马克思哲学的现代性意蕴提供了一个崭新的理论平台。     

资本逻辑的内在张力及其解放方案

资本逻辑及其批判是马克思哲学研究的重要维度。世界历史进程内蕴世界市场的生成，世界市场的发展构成世界历史演进的基础，两者内在的时空辩证关系反映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人类社会时空维度中的总体存在状态，本质上指向资本逻辑的时空双重维度。资本通过世界市场使得其抽象统治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全面实现，在凸显资本主体性的同时消解和遮蔽了人的主体性，导致“个人受抽象统治”的异己性力量的生成。西方学者对资本逻辑的诊断呈现为回到“前现代性”、走向“后现代性”以及自反“现代性”等多样化的“现代性批判”思潮，但都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资本逻辑的现代性危机。马克思在“解蔽”和“澄明”的双重进路中利用资本自身的内在否定性提出了辩证扬弃资本逻辑的科学解放方案。     

马克思对资本的现代性批判及其当代启示

马克思以“资本”这一范畴将现代性概念化，并将资本逻辑领会为现代性的基本原则。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现代性批判也正是紧紧围绕资本逻辑的分析来展开的。资本的竞争与增值成为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同时还带来了一系列负面效应。如何在实施资本原则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之间保持一种合理的张力，是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一大现实难题。破解这一难题，对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马克思研究资本问题的双重逻辑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制度的研究,本质上是政治经济学批判。他适度吸收了国民经济学的研究成果,将对资本的研究提升到经济哲学和经济人类学的高度。经济哲学构成了马克思的研究方法,经济人类学构成了马克思的研究目的,它们共同构成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核心内容。马克思研究资本问题的双重逻辑充分体现出他正视现代性,重视现代性,又通过批判现代性而超越现代性的内在理路。资本的运行逻辑及其人类学后果构成了现代性的经济形态;资本与劳动的分离又造成了劳动者与劳动产品的分离,私有制是现代性的政治形态;普遍的交换和全面的需求体系使基于资本运行逻辑之上的广泛交往成为必然。于是,一种超越地区、民族和国家边界的世界历史交往得以形成,全球化、世界化是现代性的社会形态。只有彻底消灭劳动异化,消灭违背正义原则的私有制,才能回归人本身,实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简约地说,资本、私有制、世界化和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构成了马克思研究资本逻辑的内在结构,经济哲学和经济人类学构成了马克思揭示这种结构的方法论基础。这些哲学画面勾勒出马克思资本研究的一个清晰内在逻辑：资本——私有制——历史交往——人类解放。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的思想政治教育理念

作为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具有“原则高度”的理论开端,《〈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在对宗教、思辨法哲学等迄今为止政治意识形式的否定性批判中,内在建构了马克思意识形态概念的核心要素与理论逻辑：从意识形态生成根源、精神变物质原理、理论实现条件等批判维度,深刻揭示了“颠倒的世界决定颠倒的世界意识”“彻底的副本批判必然会专注于原本和实践”“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以及“理论实现程度取决于国家需要程度”等基本规律,初步确立了马克思意识形态批判和无产阶级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理念。     

从马克思到吉登斯:现代性批判的生态维度——兼论对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启示

“现代性”是一个百家争鸣的理论领域,其中马克思和吉登斯的观点具有重要代表性.尽管马克思并没有明确提出“现代性”概念,但却代表着现代性批判的根本方向,因为现代性悖论产生的内在动因正是被马克思持续批判的资本逻辑;尽管生态批判不可能成为马克思和其所处时代的主要任务,但他却在对资本、工具理性和异化劳动的现代性批判中,经意不经意间展露出深刻的生态思想.发展到20世纪,吉登斯的现代性思想亦是在“资本主义”这一历史语境下展开的,自然离不开马克思,他的现代性批判中的生态思想对马克思有着微妙的“继承”.对于二者深刻的生态批判思想,有必要结合实际实现“中国解读”,进而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能有所启示.     

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理论刍议——兼论“物的依赖性”

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从资本主义现代性“物的依赖性”的症候入手，揭示了资产阶级社会的“物的依赖性”的普遍特质、发生机理和历史意义，从而创立了自己的科学的现代性批判理论——“物的依赖性”的理论。从关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论历史上看，马克思的“物的依赖性”的理论虽然内涵十分深厚，其地位和意义却没有得到充分肯定，其光芒在一定程度上反而被所谓“五形态理论”遮蔽了。“物的依赖性”的理论堪称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理论的精华，对全面认识资本主义现代性和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性具有极重要的思想价值。“物的依赖性”理论的当前意义主要是要正确对待当前中国现代化建设实践，应该从人类历史长远发展的尺度认识“物的依赖性”，充分理解和积极利用世界现代化的经验教训，创造性地重建中国的现代性。     

媒介的哲学逻辑及其历史建构——对波斯特信息方式理论的评析

通过对前人理论的深刻反思,马克·波斯特提供了一种解读媒介的新方法——“信息方式”。作为“信息方式”,媒介包含着哲学逻辑和历史建构两层内涵。基于后结构主义立场,“信息方式”揭示了媒介背后的哲学逻辑:媒介本质上是一种语言构型,语言的结构性权力促使媒介在交往行动中构建着主体、世界乃至整个人类文明。根据不同的哲学逻辑,媒介可划分为不同的历史形态。媒介的历史建构意义体现在,媒介的诸历史形态能合乎逻辑地建构出人类文明发展的诸历史阶段,从而弥补同时期社会发展理论与媒介环境学派的理论局限。信息方式理论糅合了媒介批判学派的哲学视域和媒介环境学派的历史视角,开辟出当代媒介研究的新向度。     

海德格尔对“现代性”的批判

海德格尔认为,现代最根本的现象是技术,技术是“现代性”的标识;而现代技术的哲学基础就是近现代主体哲学。因此,他对现代性的批判,首先体现为对现代技术的批判,其次是对近现代主体性形而上学的批判。海德格尔开启了他特有的纯“存在论”本体论作为现代性及其技术批判的哲学基础,从而以一种全新的视域来看待“现代性”与现代技术。     

新型工业化：现代与后现代

新型工业化道路是我们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从当代哲学的发展去诠释新型工业化,新型工业化道路既是现代性的继续,又是创新;既是对后现代理论的借鉴,又是一种超越。实现工业化就是继承现代性的精神,而新就是要批判现代性的缺陷,对现代性的批判也是后现代的任务。新型工业化道路是对现代与后现代的超越,新型工业化道路与构建和谐社会是一致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马克思哲学批判性思维的范式转换

马克思哲学突破以往的批判理论,在“实践”的社会空间与历史时间中考察人与思维、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实现了批判性思维的范式转换。这一范式转换标志着哲学批判性思维及其问题意识的全面转向,完成了哲学聚焦的对象从“精神世界”到“物质与精神世界统一”的场域转换,实现了哲学关注的主体从“片面、个别或抽象的人”到“普遍具体实践的人”的现实复归。马克思哲学批判性思维是人类批判理论演进的逻辑必然和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内在要求,其内含的“客观实践性”“问题链的生长性”以及“价值关怀性”的精神特质,是进一步推动时代理论创新和社会历史进步的深切力量。     

哈贝马斯的现代性视野

哈贝马斯现代性视野的确立,与他对现代性问题意识的反思和对现代性之反面话语的批判密切相关。一方面,哈贝马斯分析了黑格尔现代性自我奠基理论的严重失误,另一方面,哈贝马斯又对尼采之后的两种现代性批判话语进行了深入的剖析与批判。哈贝马斯发现现代性哲学话语出现所谓“穷竭症候”的原因在于,它陷入了意识哲学范式不能自拔,从主体中心化的理性出发不可能真正实现对中心化主体的突破和超越。因此,范式转换、理性重诠是现代性重建的根本与基础。     

犹太人问题何以成为“当代的普遍问题”——犹太人问题与马克思对现代性的初步批判

与鲍威尔把犹太人问题当作纯粹的宗教问题不同,马克思将犹太人问题与对政治解放本身的批判联结起来,从而把这一问题转变为"当代的普遍问题"。通过对渗透着犹太精神的市民社会的分析,马克思展开了对现代性的初步批判。马克思的这一批判内含着对传统思辨哲学、自由主义政治哲学以及启蒙哲学的批判,同时对于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也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有机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思想探析

针对有机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文明理论,及其与西方生态思潮之间的区别问题,在生态哲学世界观、有机论、现代性价值观、生态共同体思想等角度,将有机马克思主义与“深绿”“浅绿”思潮、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比较。研究认为,有机马克思主义创造性地将过程哲学、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智慧结合起来,旨在创造出一种超越现代性、有利于构建“生态文明社会”的有机哲学;他们坚持批判现代性价值体系和资本主义制度,要求通过以共同体价值观为核心的有机教育,建立市场社会主义,是一种探索中的“非西方中心主义”生态文明理论;相较于西方“深绿”“浅绿”思潮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有机马克思主义并没有超越马克思主义和生态文明理论,对生态文明本质的理解上仍然存在着空想的浪漫主义色彩。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现代性焦虑的消解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已经成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难以绕开的重大理论和实践课题。批判和重构现代性是马克思主义基本的世界历史维度。“三大社会形态”理论是马克思主义重构现代性的理论创新。探索现代性新模式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宗旨。“中国模式”（“中国道路”）的问世展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世界历史价值是对人类现代文明发展的新贡献。它证明在全球化进程中人们对现代世界本质的理解和表达方式具有多样性和历史性,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具有普遍性和普适性,它增加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在世界历史文化中的话语权。     

政治哲学视域中的意识形态分析——以施特劳斯的现代性批判为理论依据

施特劳斯的现代性批判理论,清晰地勾勒了不同现代性思想间的逻辑线索,展示出一幅现代性不断展开并逐渐陷入困境的图景。意识形态概念与现代世界和人类的现实历史命运相连,它随着现代性的出现而产生,其理论的每一次发展正契合现代性的三次浪潮,是现代性政治的典型表现。面对意识形态政治,应分析其内在冲突及其原因,防止现代政治进程中理性的过度膨胀,或是对于理性的彻底不信任;应承袭施特劳斯所主张的、古典政治哲学所具有的审慎的精神气质和理论态度。     

论政治理性主义视阈中的"历史终结论"——福山政治哲学方法论研究

政治理性主义是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的一种理论范式,其理性的政治原则和"完全和解"的政治秩序立场成为福山"历史终结论"的重要方法论.政治理性主义的现代性理论弊病,使福山政治哲学沉沦于现代形而上学的困境而受到多方指摘.马克思由政治经济学方法现实又逻辑地推断出来的"世界历史"观必然扬弃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并最终真正地形成对福山政治哲学方法论的批判.     

民生：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一个重要维度

切实解决民生问题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具体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迫切需要解决当代中国面临的民生问题。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科学揭示民生的含义、内容、实质和实现途径的理论。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置于民生的架构内来加以审视,清晰地呈现出马克思主义哲学“化”中国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双向互动逻辑。只有深入研究民生问题,才能建构起历史与逻辑相统一、学术性与现实性相结合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     

“整体现代性”视阈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构建逻辑

人类现代性发展越来越具有整体性的特点,因此,需要树立“整体现代性”理念,为人类现代性提供更为科学的分析框架和分析方法。从“整体现代性”看,中国现代性是在传统与现代、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民族化与全球化的张力系统中成长的,由此导致中国现代性具有独特的民族根基、科学的理论根据和务实的发展诉求。基于“整体现代性”深刻把握社会主义价值观构建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现实逻辑,对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和谐社会理论的价值和贡献

和谐社会理论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理想追求,是对中国传统治国思想的丰富和发展;和谐社会理论从理论逻辑到实践经验都深化了社会主义内涵,是对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大贡献;从和谐社会的理论逻辑出发,提出对内构建和谐社会,对外建设“和谐世界”将对世界和平做出巨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