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题目:《论中国发展"新经济"》

一、博士论文摘要 新经济源自美国,对"新经济"现象的认识和把握,中国自不等同于美国.近两年来,美国新经济热及全球,但对于"新经济"研究,仍有不少歧义.大家各自表述共性化的见解,而走出"美国阴影",拟从中国角度正视"新经济",就显得很有必要.从这一基点出发,本文以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为指导,围绕"中国发展新经济"这一中心主题展开探讨,有概念比较,有理论解析,有对策探索,有实际运用,从理论到实践联为一体.     

晚清"均势"外交与"门户开放"

19世纪末,中国面临严重民族危机.为应对列国交侵的复杂形势,清政府制定出"门户开放"政策,并确定以"自开商埠"为其运作形式,试图通过维持在华各国力量"均势"的方式,寻求自身的生存.这一政策对应了美国同期提出的"门户开放"政策,但在实践层面,却没有产生预期的效果,仅留下了近代中国外交艰难竭蹶的历史记录.     

探析"中国威胁论"为何重新抬头

2005年,"中国威胁论"在美国重新抬头,主要表现为:部分势力将人民币汇率问题、中国企业的商业行为政治化以及"中国军事威胁论"升温.美国部分势力利用反恐战争告一段落的契机,重拾"中国威胁论",是为了打乱中国的和平发展战略.现阶段,布什政府不会改变其对华基本战略,但中国应采取积极措施化解"中国威胁论".     

"两面出击"的形成与终结

"两面出击"是1960年代中国面临的严峻国际形势和中国国内"左"的政治氛围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在与苏联交恶、又没有与美国缓和的情况下的一种生存状态.中国与美苏同时交恶后,苏联逐渐取代美国成为中国最危险的敌人.中美两国基于现实利益的考虑,开始转向实施联合反苏的外交战略,"两面出击"最终终结.     

"诗言志"与"诗是某种制作"——析中西诗学理论原点之异

美国汉学家宇文所安在<中国文论:英译与评论>中,把"诗言志"与西方诗歌定义"诗是某种制作"作比较,二者的比较寓示了中西诗学传统在理论原点上的差异.中西诗学分别从自己的理论原点出发,沿着不同的轨辙,在文学本体规定、作者与文本之关系、批评阐释等基础观念层面,各自衍生了一套圆融自足的理论体系.中国主流文学传统强调"非虚构";西方则重视"虚构"和"想象".中国文学的文本与作者是一种物我不分的自然和谐关系;西方文学的文本则是作者意志控制的对象与产物.中国诗学批评以"作者"作为"意义"之源;西方诗学批评则以"文本"作为"意义"之源.     

农户"种电"联合求解能源问题与"三农"问题——以甘肃省为例

在全国范围内因地制宜规模化发展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型化可再生能源.整合政策、科技、资金、公司、农户使之形成合理产业链和利益链,不但可以破解美国对中国的石油控制,而且可以使农民就地致富,还具有重要的经济社会价值和环境生态价值.文章以风力资源丰富的甘肃省为研究对象,就农户"种"小型风力发电机解决能源问题和"三农"进行论证,并分析其经济社会价值和环境生态价值.     

美国对中国"两反合并调查"的法律依据与中国的对策

随着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不断升温,美国对中国同时适用反倾销与反补贴贸易限制措施.学界对此认识分歧较大,针对美国对中国并用"两反合并调查"提出种种疑问.美国对中国并用"两反合并调查"是否具有法律依据成为最关键的问题.本文从国际法和国内法两个层次讨论美国对中国并用"两反合并调查"的法律依据问题,并对此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蒋介石与抗战时期"联美制日"目标的实现

"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把制止日本侵略的希望寄托于美国及国联,公开声言要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静待国际公理之判断,然而事与愿违,国联敷衍,美国保持"中立",置蒋之寄望于不顾.南京国民政府不得不奋起抗日,以此正告美国不可忽视中国抗战,要求改变其袒日立场转而制日援华.蒋最终抓住历史时机促成中美两国结盟,实现"联美制日"目标,也因此开辟了中国战时外交中难得一见的"平等共存"局面.其意义重大,但亦不乏过程中的种种艰辛.     

克林顿政府外交政策对中国"入世"的影响

针对冷战结束后美国所面临的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克林顿政府明确提出了美国外交政策的三大支柱,第一条即确保美国的经济安全.为此,克林顿政府以振兴美国经济为核心,在全球、地区和双边三个层次上建构服务于美国经济利益的全球经贸战略与经济网络.在经贸优先的外交战略指导下,克林顿政府与中国达成关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有关协定,扫除了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最后障碍.     

"博顿草案"大辩论与战后初期美国东亚战略重心的转移

"博顿草案"是美国国务院远东司于1947年3月起草的一份对日和约草案.由于冷战的兴起和东亚形势的变化,该草案一经提出便充满争议.尽管博顿两次修改这份草案,但由于其始终未能摆脱战时罗斯福政府扶持中国、压制日本的东亚构想,所以围绕对日媾和与东亚战略重心议题,美国国务院、军方、盟军驻日最高统帅部等各方展开了激烈的外交辩论.在大辩论后期,以乔治·凯南为首的美国国务院政策设计室强势介入,他们从美国全球遏制战略的思维出发,重新审视东亚战略并主导了对日媾和问题,先后出台了PPS10号与PPS13号文件.这两份文件是美国东亚战略的指导性文件,终结了对"博顿草案"的外交辩论.其后,由于冷战的需要,美国东亚政策的重心逐渐从中国转向日本,在改造日本的同时,将日本变成保障美国的东亚安全、推行遏制战略的重要基地.围绕"博顿草案"的大辩论不仅使得美国东亚战略制定的主导权从国务院远东司转向政策设计室,同时,也促使战后初期美国东亚战略重心发生转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