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孔子的伦理道德教育思想

孔子以"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教育学生，而把"德行"排在首要位置．他要求人们"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①．这证明他把伦理道德修养当成处世条件的基础；他自称："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②，这证明他把道德修养当成做人条件的核     

韩非的智术修养论

韩非在解说老子《道德经》时．阐发了自己的修养论。韩非所谓修德实主要指利于自身的智术修养，其修养方法的基本原则是“虚静”，而以“意无所制”为虚静之要诀，虚静原则主要的实际要求是善于把握动静和寡欲知足。韩非只讲修智术而不讲修仁术，不能教人宅心仁厚；讲虚静无为而追求御物胜敌，是以虚静为诡道。然其辨析动静和物欲与利害得失之关系，所见精微深湛，实包含了不少哲理与经验。     

再论儒家德行伦理学：与黄勇先生商榷

黄勇认为,"美德伦理学"比"德行伦理学"能更好地反映儒家伦理学的特质.他的证说至少有三处值得商榷.首先,作为具有互释性的儒家概念,"德行"与"德"皆将品格与行为视为一体之两面,"德行"并非以"德"作为"行"的修饰词.由此,virtue虽然不能被翻译成"德行",但从语言翻译的角度否定"儒家德行伦理学"的结论亦不能成立.其次,"德行"而非作为品格的"美德"才是儒家伦理学的首要概念.在儒家那里,从品格无法派生出情感与行为,而"德行"则能定义品格与行为,所以,"儒家德行伦理学"才是更为恰当的表达.最后,"儒家德行伦理学"并没有排除对情感的关注,而是在品格评判中同时兼及情感与行为两个向度,由于特定原因而未发行为的不正常情况得到了儒家式的独特应答.由此,我们不能认为其限制了儒家伦理学的范围.要彻底走出以西释中的研究路径,唯有"德行伦理学"才能表达儒家伦理学不同于西方伦理学的理论特质.     

论庄子的快乐观

庄子的快乐观主要是推崇所谓的"至乐", 庄子的"至乐"绝不同于世俗所以为的至乐,而是体道之时所呈现的一种生命体验.至乐是一种超越于世俗苦乐之上的快乐境界,因此又被庄子称为"无乐"."无乐"并不意味着停止了一切情感活动,而表现为一种宁静超然,无所扰动,澄明通达的心灵状态.至乐绝非"适人之适",而是一种"自适之适"或者"忘适之适",即一种把自我的舒适与满足推向极至的精神享受.庄子的至乐观,在文人墨客的艺术创作中传响不绝.庄子对至乐的思考,或许能够促使一味追求世俗享乐的现代人,对"何为最大的快乐"这一终极人生问题有更深的体悟.     

论道家隐逸思想之实质:适性--兼比较其与西方"异化"观之异同

道家人生理想的最高追求是适性,适性的指导思想在于合乎自然,适性的基本原则是不屈己适人,亦不屈人适己.当人与物都能各适其性的理想社会不复存在后,道家只好以隐逸的方式来追求适性理想.中国道家的"适性"观与西方自由主义的"异化"观惊人相似,但也有不同之处.     

杨时生命哲学浅论

杨时的生命哲学包含其生命起源观、生命态度和生命修养观、生命价值观和道德实践观、生命栖居观。其生命起源观渊源于《周易》,关于"气"的观点受张载和"二程"很大影响;其生命态度表现为敬畏天命、顺应天命并发挥人的主体性,养气是珍惜生命和个体心性修养的重要方式;其生命价值观为社会道德对个体生命的超越;其道德实践观是对《中庸》之"诚"的践行;其生命栖居观主要体现在诗文中,表现为对天人合一、"曾点之象"、"颜回之乐"的追求,但又充满忧患意识。     

论吏士行能令

议者或以军吏虽有功能,德行不足堪任②郡国③之选,所谓“可与适道④,未可与权”。管仲⑤曰:“使贤者食于能则上尊⑥,斗士食于功则卒轻于死,二者设于国则天下治。”未闻无能之人,不斗之士,并受禄⑦赏,而可以立功兴国者也。故明君不官⑧无功之臣,不赏不战之士;治平尚⑨德行,有事⑩赏功能。论者之言,一似管窥虎欤!     

论思孟学派的"天人之辨"

孔子的天人关系中虽然还有一定神秘色彩,但是人文德性的认识乃是其中主流.子思学派在孔子的基础上对天人关系进行了深入思考,尤其通过"天命之谓性"等观念实现了天道性命的贯通.但子思学派在心性和工夫的论述方面比较粗糙,无法将天人的贯通完美实现.孟子则在此基础上"十字打开",一方面通过积极和消极两面的天人关系更好的证成了天人之道的贯通,另一方面完善了内在的德行修养功夫,从而将思孟学派的天人之辨予以了真正完成.     

论唐太宗的"德治"思想

唐太宗是我国封建社会一位杰出的地主阶级政治家,其"德治"思想的历史渊源主要来自于懦家传统"德治"思想的熏陶、历史经济的影响和随朝亡国之教训.其"德治"思想的治国实践主要体现在"正身修德"、"国以人为本"以及澄清吏治、开明的民族政策等几方面.唐太宗在"德治"的同时,也主张法治,他将德治思想与法治思想互相融合,成为基主要的治国之道.     

试析习近平对青年修德的重要论述

德是人的立身之本、行为规范。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高度重视当代青年的修德问题,在"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等方面有一系列重要论述。深刻领会和把握习近平关于青年修德问题的重要论述,是新时代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必要之举。广大青年要准确把握自身的历史使命和责任担当,明爱国、为民、志存高远之大德,直面使命担当;守诚信、奉献、友善之公德,凝聚道德力量;严慎独、慎行、慎微之私德,砥砺品质修养。     

论当代高等学校的师德建设

中国传统师德修养理论对当代高校加强师德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当前高校师德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出现了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因此,我们要采取有效措施加强高校师德建设。     

古埃及伦理中人自身的和谐

古埃及人自身的和谐主要体现在“自我塑造”与“培育”的统一以及人内在美德与外在实践的统一。人性善的观念使自我塑造成为可能，大量教谕文献的存在表明了古埃及人对“培育”的重视。人应该具备内在美德，正如玛阿特的基本内涵，并将其体现于实践中以追求完美。     

儒家内圣外王之道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涵养研究

内圣外王是先秦儒家为改变历史上战乱局面提出的修身与治国的理论方案。这一思想在先秦儒家《大学》首章得到系统阐述,三纲八目将道德与政治、修身与治国、身与家国天下形成合内外之道的完整建构,以修身为本,并将人内在德性向外扩展于客观世界中。党的十八大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和践行,儒家内圣外王之道对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可以起到重要辅助作用,不仅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传承文明的源泉活水,更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践行提供内在动力。     

高校孝德教育途径探勘

孝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之一,孝德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基础。但是,随着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以及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年轻人工作、生活压力的增加,孝德这一传统美德却正在悄悄消逝。高等学校作为国家未来建设者的培养基地,要对这一现象加以重视,从实施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改革、发挥第二课堂补充作用、占领网络孝德教育阵地等三方面寻找有效的教育途径,培养广大学生的孝思想,使传统孝德的精华得以继续弘扬。     

五德终始说与历史正统观

五德终始说实质上是一种历史正统观,其主要目的是为王朝更迭提供合法依据。战国中期邹衍创立此说;秦始皇借用此说以弥补法家思想缺少政权更迭和自然根据的不足。西汉中后期禅代之说再起,刘歆根据五行相生关系重新排列古代帝王系统,创立新五德终始说,成为“禅让”式政权更迭的理论依据,沿用达千年之久。从相胜到相生,五德终始说与中国古代历史理性从无情化到有情有理化的转变如出一辙,作为自然理性的一种,它与古希腊的自然理性有着不同的发展方向。     

逻各斯与努斯:西方科学文化的两个原点

西方科学文化有两个重要的根源:一是古希腊文化中蕴含的逻各斯;二是古罗马文化中蕴含的努斯。前者对科学文化的影响主要在形而上层面:它孕育了信奉自然世界理性秩序和规律的本体信念,肯定了人类凭借知识和智慧实现自我和超越自我的人生理想,为人类运用语言进行自由开放的思想交流做出了本体论的辩护,从而给科学文化以"仰望天空"的精神品格;后者对科学文化的影响主要在形而下层面:它肯定了知觉经验在人类心灵和精神生活中的地位,凸显了改造世界的实践理性,确立了理性合作的社会责任感和共同体意识,从而给科学文化以"脚踏实地"的精神品格。正是这两种精神品格的交融,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西方科学文化。逻各斯与努斯是理解西方科学文化的两个原点。     

论造就现代儒商

儒商是指具有传统人文美德及良好专业素质与经营智慧的商人。造就大批现代儒商是发展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 ,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历史复兴、参与经济全球化竞争的战略选择。造就现代儒商必须从铸造儒商之魂、涵养儒商之德、勤积儒商之智、广拓儒商之能等方面去努力。     

怎样改变孩子的“率性”行为

在对待孩子"的率性"行为时,家长可采"取寻找机会、因势利导",欲擒故纵、适当吃亏","有意冷落、培养品行"以"及大胆放手、刻意锻炼"等方法,以消除幼儿的"率性"行为倾向。     

论中国传统美德与大学生理想人格的培养

人格对于人的全面发展,甚至对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都起着重要的作用,我国的传统美德博大精深,其具体的内涵和修养的方法对大学生理想人格的培养和塑造有着重要的作用。     

儒家美德法理学论纲

儒家的道德思想可解读为一种温和的美德伦理学,既强调行为准则礼,又将个人品质作为 道德评价的根本标准。儒家美德法理学是受儒家道德思想启发而发展出来的当代法律理论,以礼、正名、 义和仁四个儒家根本理念为基础。在规范理论方面,儒家美德法理学将和谐(社会层面的协调性和谐与 个人层面的自治性和谐)看做是法律的重要价值之一。法律应当提供一个制度性框架以促进公民美德的 发展。在实在理论方面,儒家美德法理学从功能论的角度解释了法律如何指引公民的行为,并对评价性 概念的适用和法律指引人们行为的机制进行了理论上的阐释。以此为前提,儒家美德法理学要求法律中 的评价性概念和法律的内容能够被具有“义”美德的公民所内化,以令法治得以良好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