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文献学科建设与国学研究

大陆古文献学科的管理和划分较为混乱。人文社会学科应依据研究对象、研究者情况、研究目的与需求来划分。依此,古文献学与现当代文献应该划清界限,古典文学文献学与历史文献学应合并研究。那么,古文献学研究应包括以下三个方面:古典文献理论研究、古典文献整理和研究、古典文献保存和利用。而古典文献理论研究又包括狭义的古典文献学研究、古籍整理与研究之研究、古籍刊刻聚散研究三个侧面,古典文献整理和研究又包括传统文献整理、传统文献研究、特种文献整理和研究、少数民族文献整理和研究、古籍整理理论研究五个侧面,古典文献保存和利用又包括古文献保存和复制、古文献检索和利用、古文献学工具编制三个侧面。从另一方面讲,古典文献理论研究即传统文献学研究,古典文献整理和研究即传统的文史整理和研究,古典文献保存和利用即传统的古籍保存和利用研究,它们都属于传统的国学研究。国学研究方法应创新,应建立文献考辨、求因明变、历史批评的三位一体的学术研究方法体系。     

汉魏六朝文献中的“传曰”

“传曰”常见于汉魏六朝文献,根据其作用主要可区分为三种类型:一是引用古代文献,为论述说理提供经典依据;二是引出对相关文献的解释;三是表示“传言”、“传说”等意义.引用经典类“传曰”所引证的材料主要是六艺的注释文献,体现了汉魏六朝儒家经典地位的确立;注释类“传曰”的形成带有早期文献编纂的特色,即经传混合;传说类“传曰”引用材料多为诸子文献,表明这些文献已经转化为汉魏六朝时期的基本文献资源.三种不同类型的“传曰”,体现了古文献衍生聚合的发展变化,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经典文献资源的形成过程.     

崔述思想体系初探

崔述,号东壁,生于乾隆五年(1740年),卒于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他以毕生精力著了一部《考信录》,因而被视为乾嘉时期考信辨伪学的泰斗。自梁启超、刘师培,尤其是自胡适以来,学术界也一直把崔述归入纯考据学者之列。但崔述绝不是一位纯考信辨伪学家。他在考信辨伪学方面的巨大成就,固然堪称一代大师,并直接影响着“五·四”之后以考信辨伪称世的“古史辨”派史学,但崔述亦堪称一位思想家,其理论体系完整博大,自成一格,足以为那荒芜的乾嘉思想苑地新植一株奇葩。鉴于崔述在思想理论方面的成就至今仍湮没不彰,本文拟在这方面作一初探,以求教于方家。     

中古文献整理中的书名问题

本文讨论中古文献整理中存在的书名的标点和注释问题,这些问题表现在六个方面:一、误以泛称为书名;二、误以书名为泛称;三、误以叙文为书名;四、误以书名为叙文;五、误以两书为一书;六、误脱书名。     

论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 矛盾观的运用和发展

邓小平理论在哲学形态上表现为一种“应用哲学”和“实践哲学”。邓小平更注重对哲学的运用和发展,尤其是对以矛盾规律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矛盾观的运用和发展。这主要体现在坚持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两点论和重点论、普遍性和特殊性三个方面的统一。     

“严陵钓台集”的兴盛与文献价值

从北宋元祐年间开始,明、清各代都有收集严子陵钓台题咏的总集出现.对这些总集的版本进行梳理并探究“严陵钓台集”兴盛的原因,发现主要有三个较显著的因素:一是严子陵钓台题咏之多;二是有一批热心于编辑地方文献的地方官员;三是严州具有良好的刻书条件和刻书传统.“严陵钓台集”是中国地方性总集的重要组成部分,以《严陵集》为代表的宋代“严陵钓台集”更是较早的地方性总集的代表,保存了大量的地方性文献,对当下地域文学研究有着重要的文献价值.     

论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创新的重要经验

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探索、建立和不断完善过程中取得了一个又一个伟大成果,积累了丰富而宝贵的经验。主要表现在三方面:一是保持中国特色,积极运用市场经济的优势。坚持理论创新领先,始终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大胆创新所有制,实行产权主体多元化。二是做到“五个坚持”,确保市场化改革取向。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确保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坚持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坚持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有重点有步骤地推进改革;坚持“五个统筹”,协调好改革中的各种利益关系;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三是注意克服负面效应,解决前进中的新问题。避免“公平与效率分离”,实现两者有机统一;避免“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避免“软硬失调”,实现协调发展;借鉴其他国家经验,探索有效模式。     

毛泽东与列宁刑事法律思想的比较分析

毛泽东对列宁刑法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是创造性地提出社会主义刑法的“死缓”制度 ;二是坚持列宁“对罪犯实行强制劳动”的基本观点 ,提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改造第一 ,生产第二”的劳动改造罪犯的刑事政策和实践措施 ;三是在治党方面 ,坚持和完善了列宁“从重惩处党员干部犯罪”的刑事法律理论。     

试论邓小平对毛泽东法制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邓小平对毛泽东法制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坚持毛泽东“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 ,坚决摒弃“大民主” ,强调依法“专政”、依法“严打” ;二是坚持稳、准、狠 ,打击各种严重刑事犯罪分子 ,强调用接二连三的战役形式 ,依法“从重从快” ;三是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方针 ,强调狠抓政法队伍建设 ,深入开展全民法制教育。邓小平法制思想为我国依法治国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指明了方向     

论明清之际耶稣会士译著文献的翻译特色

明清之际西学译著文献的翻译特色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译著活动主要由传教士与我国学者合作完成;翻译以“达意”为主要原则;文献编译融合中西,中方学者取舍标准视其能否经世致用;译笔风格多样,不乏佳作。     

启征西河与夏代西河地望

古本《竹书纪年》有"启征西河"和"胤甲居西河"之记载。启征西河即文献所载启诛武观。"五观"即"五子"亦即"武观",并非启之五子或季子,而是参与反叛夏朝的异姓诸侯。启征西河应是夏代初年夷、夏激烈民族斗争历史背景下,夏族与传说中的虞舜的后裔的国族观国之间发生的一场战争。根据有关文献和考古学资料判断,胤甲所居西河极有可能即在古观国,今河南濮阳清丰一带。夏代西河得名盖缘于该地位于古《汉志》河以西。     

论古史辨的评价及其相关问题——林甘泉先生访问记

解放以后对“古史辨”没有客观公正的评价 ,这与当时的政治气氛有关 ,但总的来说评价还是比较积极的。胡绳 195 7年说“古史辨”的“疑古精神是当时反封建思潮的一个侧面”,1993年又说顾颉刚是“马克思主义的朋友”,评价很高。“古史辨”在思想启蒙方面有积极意义 ,是思想解放的一个环节 ,这一点应该充分肯定。“古史辨”所受到的诟病是说它把古史砍掉几千年 ,这其实是误解。说它是“民族虚无主义”也不对。“古史辨”疑古所疑的主要是三皇五帝的古史系统 ,并不是对一切古史都怀疑。“古史辨”之前已有疑古 ,之后也应该有疑古精神。不能把信古、疑古、释古截然分开和绝对化 ,中国古代史研究也不是这三个阶段的问题。“走出疑古时代”的提法不合适。     

去向堪忧的中国古典学——“走出疑古时代”述评

1992年,李学勤先生提出“走出疑古时代”的口号,十多年来,“走出疑古”已经成为一种思潮,对学术界和整个社会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重新估价中国古代文明”、“对古书的第二次反思”、“重写学术史”是与“走出疑古”密切相关的三个命题,其中“重估”是目的,“重写”是前提,“反思”则是“重估”和“重写”得以落实的根据。三者彼此互动,构成一个有内在逻辑关系的“走出疑古”论点体系。李先生以“走出疑古”为特征的“释古”与冯友兰的“释古”意向不同,与郭沫若的“古代研究”、李济的“考古重建”也旨趣有异,其最为崇奉的宗师是王国维。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和“古史新证”模式被李先生奉为“释古”的典范。李先生一直致力于以考古材料、简帛佚籍和“史实素地”论印证古书、释证古史,以期重新确立古书古史的可靠性权威,但是言辞始终含蓄委婉,是其追随者们的“证古”、“正古”及“现代古史史料学基本概念”等主张让“走出疑古”的内涵和走向明朗化、理论化。围绕古书、古史的考释及方法、规范等问题,“疑古”和“走出疑古”已经是狭路相逢、短兵相接。实际上,这已经不只是“疑古”和“走出疑古”之间的纠纷,更是关系中国学术未来走向的重大问题。     

古代散文“发展演变”的理念与实践——以刘振东等《中国古代散文发展史》为例证

刘振东等人合著的《中国古代散文发展史》强调古代"散文"的本体性与"散文"体式的发展与流变,重点放在了考察、分析、说明每个时代的散文比前代有哪些进展、突破和变化上。这一研究本身是一个难题,刘振东等人撰述上的得与失,对于当前学界依然风行的散文史写作有较大的启发意义,他们的努力也许能够促进更好的古代散文发展史或演变史问世。     

中国古代演化思想与中国演化经济学的发展

从科学新范式的角度来看,演化经济学与中国古代演化思想之间在深层结构上存在着惊人的相似性。《周易》是一部"关于变易和创造性的著作","变化日新"是其思想精髓,这无异于演化经济学研究纲领之"硬核"的"新奇创生"。中国古代演化思想在哲学基础上不仅与演化经济学具有广泛的共同性,而且还可能具有更深刻的思想。在西方演化经济学引入到中国后,通过对中国古代演化思想进行创造性的转化,我们就有可能创造出"中国的演化经济学"。     

宛转相承:骈文文句的一种接续方式

《文心雕龙.丽辞》曾举出《周易》中的几种对偶方式,其中一种被称之为“宛转相承”,实际上就是多层(三层以上)对偶相连续,而每层对偶的上下联分别依次相承接、相对应。这种方式起源颇早,而较普遍地运用,则在魏晋以后。这与骈文萌芽、形成、发展的进程一致。值得注意的是,在魏晋、南朝的玄学、佛学论文中,此种方式相当发达。这表明它与说理的需要、与古人的逻辑思维颇有关系。骈文自魏晋时代成型之后,占据文坛统治地位达八百年之久。它不仅用于所谓审美性质的创作,而且普遍使用于政治、学术、社会生活等许多场合。因此,不但研究古代语言和文学,而且研究古代政治、历史、哲学以至社会风俗等,都必须读懂骈文。对于骈文、骈偶句式的语法修辞,包括其文句的接续方式,加以分析,是很有必要的。     

古佚书整理与谶纬辑佚和研究

古籍佚文可分为今存书佚文和古佚书佚文。古籍整理工作中应重视古佚书佚文的整理。对古佚书佚文中的谶纬文献进行整理,应包括确定主据本和参考本、缀合与剔重、核校原始出处、补充佚文、点校注译等工作程序。而对谶纬文献进行研究,则应注意谶纬文献产生流传史、谶纬与经学的关系、谶纬与上古文化的关系、谶纬对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学术发展的影响等方面的研究。     

《道德经》新编及其论证

《道德经》的原始状态现已不得而知。通行本 81章的编排乃西汉后人所为。呈现给读者的《新编本》,是参照郭店楚简本和马王堆帛书本对通行本章节重新编排而成的。《新编本》是基于历史考证 ,力图根据文本的本真意义和时代的要求 ,对《道德经》通行本文本结构合理重构的尝试。站在人类思想发展史的高度重新考证并从解释学的视角来研读《道德经》,是一种文化再造、推陈出新的行为。     

出土文献可以改写思想史吗?

由于20世纪70年代以来与中国古代思想史研究相关之出土资料大量问世,"出土文献将改写中国思想史"的说法一度频繁见诸报刊。这究竟是一个严肃的命题,还是一个供媒体使用的口号,应予以审视和评价。出土文献的确为改写中国思想史创造了条件,提供了可能性,但由于出土文献自身的局限性以及出土文献研究的复杂性,使其所能发挥的作用受到限制,不经过长期的、艰苦的文本整理和复原,不能轻易用出土文献来改写中国思想史。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的研究方法有相通之处,不应轻易否定传统的研究思路和方法。"二重证据法"是一个不言自明的前提,没有多少可以指导具体研究的方法论成分。对"二重证据法"的过度推崇,滋长了轻率、粗糙的学风,导致了研究方法的简单化。     

朝鲜韵书《三韵声汇》及其特征

18世纪的朝鲜韵书《三韵声汇》在并记中、韩两种汉字音体系的一系列并记韵书中,无论在内容还是在形式上,都具有朝鲜韵书的特征。它真正考虑到韵书在朝鲜朝时期的字典功能,以与以往不同的方法,重新整理和编排汉字音。因种种原因,在效用上,它当时未能得到充分重视。但在今天,该书仍有很高的研究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