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论道德与宗教之关系

对康德而言,道德与宗教的关系不仅是一个道德哲学问题,也是一个宗教哲学问题。至善是联结道德与宗教的桥梁,至善不蔑视幸福,但在至善中,配享幸福的德性具有优先性;而德性只有在预设自由的情况下才是可能的,因此,在本质上则是自由具有优先性。自由作为康德之道德与宗教的最高精神,实则完成了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在伦理学中,自律伦理学取代了他律伦理学;在宗教哲学中,一种理性的、给予人自由和尊严的道德宗教取代了传统启示的宗教。     

论康德理性原则下的幸福观

康德认为经验论派和理性论派的幸福观都不能使人们得到真正的幸福,进而他将理性原则应用到幸福论中,提出了以"自律"为原则、"善良意志"为条件的理性主义幸福观,超出了以往的幸福观念。主张以德配福,德福可以在至善中得到统一。认真分析康德的幸福观,对当代人捍卫道德尊严和实现配享幸福有着深刻的启示。     

康德与施莱尔马赫至善学说评析

至善问题或者说德性与幸福的关系问题,是康德和施莱尔马赫伦理学所关注的核心问题,而二人对该问题的看法却迥然不同.康德论证了德性和幸福虽然具有不同性质,但是仍然可以作为至善的两个要素达到协调一致.施莱尔马赫严厉地批判了康德把二者联结起来的做法.他认为德性与幸福是相互冲突的,至善只有排除经验性的幸福要素,与道德法则相一致,才能真正有意义.康德和施莱尔马赫的至善学说都既有深刻的洞见,又有明显的缺陷,比较二人观点的得失对于我们重新思考德性与幸福的关系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义务论与德性论的视界交融——一种康德式的德性论

虽然在1797年的《道德形而上学》中,康德明确地将其伦理学称为德性学说(Tugendlehre),但作为一种典范性的义务学说,康德伦理学一直是当代德性论学者批判的靶的。本文认为这一批判主要基于德性与义务之间的人为对立,并进一步显明康德的德性学说纳入了德性论的主要结构性要素,因而不能被视为一种勉强嫁接于义务学说的德性理论。本文也指出康德的德性论开启了一种不同于古典德性论及其当代变式的德性论样态,并解释了两者差异的深层原因。文章并不只是对康德德性论的纯然辩护,而是希望通过展示一种与现代精神风尚更具契合性的康德式的德性论来显明义务论与德性论之间视界交融的可能性。     

论康德对古希腊伦理学的理解和批判

康德在1784—1785年秋季学期的《伦理学讲义——科林斯》中对古希腊伦理学做出了系统的论述。他指出古希腊伦理学关注的问题是至善的问题，并且对犬儒学派、伊壁鸠鲁学派和斯多亚学派做出批判性解读。犬儒学派夸大了人的自然本性与至善的联系，忽视了至善的艺术性。康德赞同伊壁鸠鲁和斯多亚学派把至善看作艺术性的，但是不赞同它们把幸福和德性看作是同质的，从而片面地理解至善。康德对斯多亚学派有诸多论述，称赞它保持德性的纯粹性，但由于其缺乏意志自由的概念，导致德性缺乏现实性。这些解读有利于理解康德同时期的《道德形而上学奠基》。结合其他文本，可以看出，康德的伦理学的核心概念尤其德性概念继承了斯多亚学派。但是康德把自由意志的概念加入进来，摆脱了斯多亚学派德性概念的现世性，使得伦理学具有了超越的维度。     

牟宗三幸福观探略——基于《圆善论》的考察

为了说明幸福是如何产生的,德福一致是怎样证成的,康德提出圆善问题.然而,牟宗三认为康德未能解决这一问题,其《圆善论》旨在化解圆善难题,进而阐扬自己的幸福学说.总的看来,牟宗三对幸福产生之源、内在动因、实践途径和表现方式提出了独具慧识的见解,对于改善当代中国的社会生活大有裨益.     

康德论德性与幸福的因果关系

德国古典哲学家康德对待幸福采取了一种＂先抑后扬＂的思路。在道德法则和德性的概念中,单纯基于自爱的幸福绝不构成意志的规定根据,但它毕竟可以作为德性的结果而被统摄在纯粹实践理性的至善对象中。这种作为德性结果的幸福就是配享的幸福,这种幸福不是从每个人自我的角度去促成的,而是从人们的交互关系中实现的。道德法则要求每个人将他人的幸福作为自己的德性目的来追求,促成他人的幸福就是合乎理性的和具有德性的,仅仅基于自爱去促成自己的幸福就是不合理的。     

康德至善论探析

至善是康德纯粹实践理性追求的最高理想和目标,是德性和幸福的统一。德性是其中的首要前提,没有这个前提,至善就不能成为纯粹实践理性的客体,也就不存在至善是否实现的问题。康德为了实现至善设定道德规律和道德公设,但是至善论存在困境,在现实中很难实现。不过,至善论在现代社会中依然具有理论和实践意义。     

论康德“至善”的幸福观

幸福与德性的关系问题一直是伦理学家们讨论的热点话题。古希腊时期,在此问题上,出现了斯多葛学派与昔勒尼学派之间的争论,之后以经验论为哲学基础的感性幸福论与以先验论为逻辑前提的道义论纷争不断。康德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认为只有与德性相匹配的幸福才是有价值的,有德性的人才配享受幸福,德性是幸福的条件。他倡导的“至善”幸福观仍然是当今和谐幸福社会构建的重要理论参照。     

善与幸福——从批判哲学的观点看

功利主义把人的一切行为归因于利益,这不但与人性本善的美好愿望相悖,而且存在理论上的缺陷。康德提出德性伦理学与之抗衡,却失之于曲高和寡,于是,他提出至善论,企图把功利主义和义务论进行综合。构成至善的善和幸福是两个本质上不同的东西,二者的契合必须靠上帝来保障。至善并没有因为其中包含幸福而使自己易于被接受,反而因为掺入了经验的因素遭受指责。     

从彼岸世界的回归——论康德伦理学的局限性及其出路

康德伦理学建基于康德以理性为基础的哲学体系之上,暗含着一个"理性人"的假设,认为人的一切道德行为都源出于其理性特质。这种理论建构的局限性在于,一方面使康德伦理学抽象、空洞,远离人们的日常生活,另一方面也不能够在现实中解决德福一致的问题。只有适当地转换康德伦理学的视角,引入社会、历史因素,才能突破其局限性,使其得到新的发展。     

德性与规范：道德二维及其统一

德性论伦理学和规范论伦理学对道德作了不同侧面的强调,德性论首先强调人应当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规范论则主要强调一个人应当做什么以及应当怎样做?从道德与人的关系来说,道德本身便内在地蕴含德性之维和规范之维。道德作为德性时指涉的是道德对于人的本体性意义,即道德使人成之为人而区别于动物,并且成就、实现和完善作为人的价值和意义,主要体现为主体内在品质;道德作为规范时指涉的是道德规范可以约束人、规范人,从而维护人类社会秩序和人类整体生存,主要体现为具体的社会道德规范。道德之二维是互生互成的一体两面,过分强调其中之一维而忽视另一维都会导致对道德的片面理解。     

康德伦理学先验根据的意识形态特质

康德伦理学经由认识论进路获得逻辑形式,但是在价值取向上发生了意识形态置换,从而确立了道德法则的先验根据。康德借助意识形态的特殊机制,积极否定幸福原则,呈现道德法则。公共权利是康德政治伦理学的最高道德法则,公共权利的权威性和实践力量来自意识形态的颠倒机制。     

义务、自律与至善——康德伦理思想中的几个重要范畴分析

在康德看来,真正的道德行为不仅必须出于义务,而且也只能出于义务;只要是出于义务的行为,无论其效果如何,都必定是道德的行为。康德所谓的自律,提升了道德的主体性,但他又把自律变成了没有任何内容的空洞形式。康德把至善当作一种道德理想,当作一种在现实世界中难能而只有在彼岸世界才可能的圆满的善。但实际上,至善并不能解决道德与幸福的关系问题。     

试析康德《纯粹理性批判》中的道德理性

纯粹理性的批判,不仅探讨感性、知性和理性,而且探讨人类追求幸福的希望,探讨人和人类社会的道德理性。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从逻辑、认识论、本体论三方面界定理性概念的意义,突出理性作为人的内在的、质的规定性,指出理性的主要目的在于道德。道德理性并不仅是作为知识理性存在,而是在价值评判上彰显了价值理性,又在人生目的上指向幸福。     

康德的“决疑问题”和伦理学

由于人们忽视了康德的道德决疑问题,使得他的伦理学以艰深晦涩著称.实际上,康德是讥讽和幽默的大师,他的伦理学是通过对道德现象中决疑的回答来建构的.他的决疑是讥讽的艺术,分为基本决疑和次级决疑.基本决疑--正题:必须遵守义务而不必顾及幸福;反题:冷酷地从事善行是否值得?--贯穿其整个伦理学.康德通过四个次级决疑对正题作出了回答,贞定了义务为道德最高原则;对反题的回答使他认识到幸福和仁爱的价值,缓和了义务和仁爱的对立,完成其晚年伦理学的转变.     

论康德的"第三种自由"

自由概念是康德哲学中最为复杂的概念之一,因为它至少可以分为三个不同的层次,分别为先验的自由、实践的自由以及法权的自由.其中,康德的"第三种自由",即法权自由作为康德法哲学的核心概念,不仅弥补了康德道德哲学的不足之处,而且构成了人们追求自身幸福的权利基础.     

康德的“善人”与儒家的“君子”

康德的道德哲学和中国的儒家伦理有着某种相通性.本文通过分析<中庸>的君子论和康德在<仅论理性界限内的宗教>一书中提出的"善人"概念,指出了君子和善人的相通性.<中庸>在"诚"和"诚之"的说法中分辨了两种善,一种是本性之善,一种是善观念,并认为"诚"这种生存状态是分辨它们的基础.本性之善是与生俱来的,因而作为人的生存出发点是绝对的善;而善观念则是人在不同情境中对本性之善的把握和表达,因而是相对且有待完善的.在"诚"中,人的善观念在本性之善的推动下不断地完善自身.这便是修身养性.作为对比,康德借用了绝对自由这一概念来分析生存中的两种善.人的原始禀赋是向善的,因而在自由中是向善的.这个善是绝对的.但是,人在自由中选择自己的行为规范(有可能选择恶的准则),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善恶判断.在这里,善恶判断受到一定规范的限制,因而需要进一步完善.可以看到,康德用绝对自由来表达了儒家的"诚".为此,本文从历史和文献的角度简略地追踪了康德在启蒙运动中接受儒家思想影响的线索,并认为,康德的"善人"概念是儒家的"君子"这一概念的西方表达式.     

闲暇与幸福的关系：一个被遗忘的德性伦理问题

在亚里士多德的学说中,闲暇与幸福的关系是作为一个德性伦理问题被提出和探讨的。亚里士多德认为闲暇既是实现幸福的手段,也是幸福本身,两者通过德性达成统一。现代休闲研究也关注休闲与幸福之间的关系,这种关注看似是对亚里士多德关于闲暇与幸福关系探讨的延续,但实际上更偏向于从社会心理学或历史角度研究,缺乏德性伦理学的理论基础。当代德性伦理研究中虽有学者提倡恢复亚里士多德论及的德性与幸福的概念,却未体现出对闲暇概念的足够重视。这一方面是因为闲暇内在包含的古典精英主义论调在现代社会的不适用性;另一方面则是因为闲暇在当代德性伦理学的发展中失去了其对于实现幸福的必要性。重返亚里士多德的德性伦理框架,有助于厘清休闲与幸福的关系,从而引导人们理性判断休闲活动的适当性,合理安排休闲时间,并通过休闲实现美好生活。     

论网络伦理的性质及建设的基础

网络伦理的适用范围是“网络社会” ,而网络社会是一种“虚拟的存在” ,因而网络伦理只是一个虚拟的概念 ,网络伦理只不过是传统伦理道德在网络社会中的应用 ,而不是一种新的伦理道德观 ,网络伦理的建设要基于传统的伦理道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