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从主人:20世纪50年代土族民族识别的口述史研究

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的民族识别工作,使得中国土族经历了一次极为重要的群体身份蜕变,即从"土人"到"土族"的民族身份的合法性获得与转换。本文基于文献及实地调查所获得的口述史资料,对于土族民族识别的历史过程加以尝试性分析,试图还原土族被识别的历史真相。     

"多元文化主义"与"民族-国家"的建构——兼评威尔·金里卡的《少数的权利》

二战之后,西方各民族国家中产生了大量外来移民群体.这些外来移民群体和其他少数族裔群体不断从内部向西方各民族国家提出权利要求.这使西方各民族国家不得不放弃"单一民族"的民族国家建构模式以及同化政策,转而采取更为宽容的多元文化主义政策,以满足各族裔群体的权利要求.此举引起了很多人对民族国家会走向衰微和终结的担心.但事实上,民族国家并没有走向终结.其原因在于,多元文化主义政策本身就是民族国家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进行重新建构的方式.它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少数群体的权利要求,促进了多元文化国家内部的整合,使得民族国家的建构更为深入.     

论壮族认同的流动性与身份策略——基于广西壮族傣人、陇人和偏人的社会历史调查回访研究

本文以20世纪50年代广西壮族识别中的傣人、陇人和偏人三类群体为研究对象,旨在对这些特殊群体的族源、社会结构、社会地位及身份认同等问题予以考察,并通过对识别工作的标准及手法的反思,探讨这些现象背后的动力机制。研究发现,在识别工作中,语言要素是实际中最重要且最易操作的标准,而"名从主人"原则在阶级主导的话语体系中赋予了少数民族光荣的地位。然而,在日常的交往中,这些群体的族属意识大都处于自在的状态中,与血缘、地缘、职业、阶层等等诸多区分"我群"与"他群"的身份交织在一起,并且,这些群体对于国家的民族政策并非被动接受,而是自有其诠释和行为选择的逻辑。     

宗教信仰与族群边界--以保安族为例

“回回”原为一个以宗教来认同的族群集体。建国以后 ,国家承认了“回回”的民族身份 ,定名为回族 ,并依据斯大林民族定义进一步将原一律包含进“回回人”中的别具自身文化特点的一些群体识别为单独的少数民族 ,如保安族、东乡族和撒拉族。这样 ,在甘青宁地区穆斯林社会中又出现了一道新的社会边界———民族。那么 ,在当代社会生活中 ,在这个由宗教提供最主要的社会互动关联体系的社会中 ,人们如何区分群体 ?怎样确定群体之间的互动规则 ?基于宗教信仰差异的社会边界和国家认定的民族边界分别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 ?社会生活中真实的族群边界是什么 ?本文试图以保安族为例回答上述问题。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新知识群体对民族国家的认同

在清末东北新政,中东铁路、南满铁路沿线各种教育机构出现,新文化运动及1922年东北大学建立的大背景下,一大批具有现代知识结构的东北新知识群体应运而生."九一八"事变中,面对日本的节节进逼以及南京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东北新知识群体通过舆论、结社、联络义勇军等一系列形式的活动反抗日本侵略.正是在这种"自觉觉人"的过程中,东北新知识群体由"民族自在"向"民族自觉"转化,使东北纳入民族国家体系中.     

民族识别视野中的俫人及其民族认同

我国的民族识别理论始终坚持以斯大林的经典定义为指导,但在实践中多采取灵活的识别政策,将许多原本分散的群体重新聚拢为民族共同体。从本质上讲,聚拢的过程既是一个整合的过程,也是一种基于历史与现实基础上的伟大实践活动。如何调整待识别群体不同层次的民族认同是需要解决的重要课题,俫人的个案为我们提供了展现这一过程的独特视角。     

华夏之"汉"与族群之"汉"的辨析——兼论王明珂、张兆和对"汉"的理解及学界误读许烺光的原因

民族识别之前的汉族是融合了若干少数族群的统一体,这个统一体的表达是华夏之汉;民族识别以来作为中华民族众多民族或族群之一的汉族更趋向于成为与其他少数族群并列的、单一的族群.王明柯关于历史上少数族群通过攀附汉以实现身份认同的论述与张兆和关于近代以来苗族拒绝汉族身份而宣称苗族身份的认同的论述均显示了华夏之汉与族群之汉的差异,忽视二者的差异是后来学者对许烺光"民族错失"误读的原因.     

“文化族别化”的当代困境及其反思

民族识别工作中以客观的民族文化特征作为民族分类的主要依据,导致了人们对民族文化具有独特性、民族之间的文化具有差异性的强调,最终导致了"文化族别化"。"文化族别化"不能解释不同群体之间普遍存在的交往、交流、交融的客观事实,又将地域性的文化转化为具有明确民族归属的民族文化。对"文化族别化"这种社会认识面临的困境展开讨论和反思,有利于申明民族之间存在广泛的文化交流和客观联系。更为重要的是,承认民族之间的交流和联系比刻意地强调民族之间存在的差异更加重要。     

以教师为主体寻找现象背后的"真实"--凉山彝族一类模式双语教育个案本文所用素材及访谈场景均以

以凉山彝族双语教学中"各科利用彝语文课教学,同时开设汉文课"这一模式教学的学生汉语言水平问题为个案,研究了在自然情景下教学的"当事者"之一--教师群体对这一教学模式学生汉语学习问题的态度和认识,揭示出现象背后教师群体的两难境遇在非主流民族的弱势语言生存空间日趋缩小的背景下,是继续执著于非主流民族的传统文化还是顺应现代化.     

新中国的民族政策与广西民族"四个模范"的形成

历史上统治阶级实行民族压迫和民族剥削政策,造成广西的民族隔阂.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实行民族识别、民族平等、民族区域自治、发展民族经济、民族教育、民族文化等一系列促进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发展繁荣的政策.经过各民族人民的共同努力,使广西成为民族团结的模范、维护统一的模范、维护稳定的模范,是我国民族关系"三个离不开"的模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