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中的鲁迅研究

由于中国现代文学在"文革"十年受到重灾,鲁迅研究长期孤立地进行,没有结构在中国现代文学中,体现不出鲁迅研究具有现代文学研究学科重建的整体联系的意义.鲁迅立人思想的启蒙性、鲁迅小说对中国现代作家和整个现代文学影响的整体性和根基性、他的杂文显示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倾向的文学批评对现代文学理论建设的重要贡献,都要求将鲁迅研究置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格局中进行.研究中国现代文学中的鲁迅,尤其应关注他一生与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和翻译文学的深刻联系.这是以往研究界忽略的方面.     

关于“民国文学”热的思考

随着"现代文学"研究遭遇"瓶颈","重估一切价值"、转变学术研究视角、寻找新的学术增长点就成了现代文学学科体系建设的当务之急。"民国文学"就是在这一学术背景下被提出来,在与"现代文学"就文学研究中的意识形态问题,文学史分期以及现代文学起点问题展开的论辩中,为现代文学带来了新的学科范式和视角。它目前虽存在概念模糊、解释多样、理论不系统等问题,然而其自身的学术主体性、包容性也为"民国文学"这一研究谱系带来了巨大的学术张力。同时,这一研究谱系也为学科体系建设带来打破学科壁垒、注重学术主体性、问题本土化意识、发现被遮蔽的人类性等重要启示。     

现代文学:学科历史与未来走向--吴福辉先生访谈录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经历了一个不断"重写"的过程,正是在这一再"重写"中,这门学科本身也不断从年轻走向成熟.本访谈约请著名文学史家吴福辉先生,从现代文学研究的性质、意义,80年代以来学科发展的方向,该学科目前所面临的形势与问题等许多方面,结合个人经历,做出了一系列深刻独到的论述.     

略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人生派”

一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思潮和流派问题,不能不探讨以现实主义为旗帜的“人生派”。“人生派”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不仅出现最早,队伍最广,而且成就和贡献也最大,影响最为深远。在一定意义上,说它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主流派,也是并不过分的。所谓“人生派”,似乎可以有狭义和广     

文学史研究的学科重构价值——以顾彬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为例

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从萌芽阶段开始,就有许多根本问题困扰学术界。德国汉学家顾彬所著《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中译本2008年9月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为进一步思考、研究、解决相关问题提供了一个十分难得的参照系。他的这部文学史还不能真正全面科学地展示中国现代文学的全貌,对一些重要的文学现象和作家的论述也缺乏应有的深度。但他对中国文学的深厚感情,他独特的文风和学术个性,对未来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发展弥足珍贵。     

学科史写作的难度与标准——评近年出版的四本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史著作

学科史写作成为近年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一个热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史纲》、《现代文学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概要》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史》等四部学科史著作的问世,引出了对学科史写作的有关思考。衡量一本学科史著作的标准,首先是要求搭起历史的架构,其次是要将历史的面貌细致地描绘出来,并对前人的研究成果进行精当的点评,最后要对历史进行总结和提升。     

中国现代文学学科之发轫

作为独立学术门类的文学学科的出现,跟晚清学制改革有着密切的关联.文学科和中国文学门的出现既是西方现代学科体制中国化的结果,也是中国文学学科现代化的开端.中国现代文学学科起源于民国时期大学里的新文学课程.而从民间到庙堂,学统派向政统派的急剧转型则导致了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真正产生.中国现代文学这门学科直接伴随着政权的更迭而得以确立,本身就是意识形态化的后果.     

以昔时之文传当下之意——高擎洲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

高擎洲先生(1920~2006)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奠基者那一代的学者,他将自己的中国现代文学论集取名为《旧云新影》,也让当下者的我们感受到学科建设变迁中先行者们蕴蓄下的学术活力。高擎洲先生1947年大学毕业,1952年起在东北高校任教,开始了其现代文学教学和研究生涯。20世纪五六十年代正是中国现代文学这个新生学科的奠基时期,有王瑶、唐弢等先生砌下的基石,也有高擎洲那样当时的年轻学者填下的土壤。在那个不乏政治动荡而不断缩小了学术空间的年代,显得艰难,也显示了其可贵。高擎洲先生1960年撰写发表的《〈女神〉论》、《〈屈原〉论》就代…     

“重写文学史”：个人主体的焦虑

“重写文学史”：个人主体的焦虑张颐武一“重写文学史”一直是处于“新时期”文化中心的命题。它在当时激起了强烈的反响和不断的讨论与争议。与“重写文学史”直接相关的“中国现代文学”这一学科也一直处于“新时期”文化与思想嬗变的中心。“重写文学史”似乎是“新时...     

学科的宏观建构与文学现象的微观解读——海峡两岸百年中华文学研究的新问题与新方法

近年来,台湾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呈现日渐活跃之势。2003年,台湾一批学界同仁,成立了中国现代文学学会,致力于现代文学研究,以期聚集更多的现代文学爱好者,共同推进台湾现代文学研究的进程。2004年,他们又共同创办了《中国现代文学季刊》,这也是目前台湾唯一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为宗旨的学术性刊物。     

巴金文学创作中男性解放主题阐释

巴金在中国文坛上是不可替代的。在中国现代文学中 ,没有哪一个像他那样通过对一系列独特的悲剧性男性形象的塑造 ,提出了中国男性精神解放的重大课题 ,并由此触及了中国以“孝”为本的家庭文化最深层的矛盾悖论。发掘其笔下人物形象的复杂之处 ,既可以解开巴金一生的矛盾之谜 ,也有助于理清中国伦理道德与社会历史发展的相互关系。这也应该是他的文学创作对中国文化最大的价值贡献之所在。     

“不争论”与“要辩论”：孰是孰非?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必须高举邓小平理论的旗帜,这在我们国内似乎是没有争论的。但是,对邓小平理论有一个理解问题。邓小平的同一个论断,不同的人可以有不同的理解,至于看来似乎自相矛盾的观点,论者各执一是,那就更不奇怪了。 “不争论”和“要辩论”是两个显然不同的观点。这两个观点邓小平都说过。他在１９９２年的南方讲话中说：“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于不成。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农村改革是如此,城市改革也应如此。”①邓小平的这个“不…     

现代中国文学研究的史学问题——以古代中国文学的史学传统为切入点

论者所谓的"现代中国文学"①,涵盖通常所说的"中国现代文学"和"中国当代文学"两大学科分支.现代中国文学研究既是一种文学研究,也是一种史学研究.例如,在现有国家学科分类体系中,上述两大学科分支合二为一,被命名为"中国现代文学史" (国标学科代码75031).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学术规范与学风建设

中国现代文学作为一门学科已经有了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历史 ,几代学人为建立和发展这一富有生命力的学科贡献了自己的聪明才智乃至毕生心血。特别是新时期以来 ,这一学科得思想解放、拨乱反正风气之先 ,学术开拓异常活跃 ,成就卓然 ,成为我国文学研究之翘楚。随着新世纪的到来 ,以“五四”为精神内核的中国现代文学再一次面临着“退出当代”、“剥离于当代”的运作 ,这种情形逼使我们不得不对中国现代文学概念和外延的模糊性 (例如 ,与“当代文学”概念之间的模糊性 )作更进一步的学术思考。此前 ,曾有围绕着中国近、现、当代文学关系展开的讨…     

创新才能前进

赵紫阳同志在中共“十三大”报告中,预示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将有新的发展前景,这对一切理论工作者、学术工作者是一种极大的鼓舞. 我是研究文艺学和中国现代文学的,这两门学科,都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的传播相关联.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指导了这两门学科,也规范了这两门学科,起过十分积极的作用.但是,也必须看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也走过曲折的路程.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原著是较晚才翻译过来的.在二十年代末,还大都从日本辗转引入,正如日本作     

北京大学“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史”课程作业 小引

二十年来,我在北大中文系讲授多门学术史方面的课程,其中对学生最有帮助的,很可能是“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史”。这门课之所以比较受欢迎,因修课的大都是这个专业的研究生,有切身感受,且学了就能用。可我更愿意学生们放长视线,超越技术层面的考量,更多从学术精神及研究方法着眼。     

中国现代文学的三个关键词

在中国现代文学中,"中国"是一个历史概念,也是一个空域概念,但当我们言说中国现代文学的话题时,作为地域空间意义和民族涵盖意义上的"中国"常常被忽略了。中国现代文学无法在空间上覆盖现代历史时期的整个中国,这是汉语新文学之所以用语言形态取代国族定性的原因。"现代"概念无论是对文学性质的标示,还是仅仅指时间性,都充满了争议和纠结,汉语新文学则讨论文学内容与形式的新与旧,概念内涵和外延相对明确。"文学"包括文学创作和一般意义上的文学写作,也包括非文学话题的批评性写作。批评性写作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伟大传统,这一传统并没有在中国当代文学领域发扬光大,却在更为广大的汉语新文学地区延续至今,因此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必须进一步拓宽文学的内涵。     

八十年前的一桩诗坛公案——关于朱湘退出《晨报副刊·诗镌》的原因

朱湘是中国新诗史上独具一格的诗人。他本来是由徐志摩、闻一多领衔的《晨报副刊.诗镌》阵营的一员猛将,却在中途与徐、闻“翻脸”而宣布退出。个中原由,八十年来众说纷纭,折射出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语境的变迁、热点的转移以及人们研究观念的不断变化。朱湘独特而怪异的个性所造成的紧张的人际关系,应该是他一时意气用事退出《诗镌》的主要原因。     

现代中国文学的"传统"与"现代"问题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长久以来一直存在两个先验的没有经过充分反思的参照视野,一个是西方的现代性,另一个就是中国古代传统。这两个视野完美而又矛盾地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两个坐标。在整个20世纪,我们经常可以看到文学研究者们在这两个坐标中摇摆。当我们试图挣脱传统的束缚,就去西方那里寻找资源,并把西方文化看成是现代性的完美表达;而当我们发现了西方     

论中国现代文学的内部与外部研究

内部与外部的划分,无论是对文学本身而言还是对研究来说,都由来已久。划分的目的当然应是为更好说明研究对象,在研究中也更易操作。但若对研究发展的总体作评估,将外部研究和内部研究进行规模和数量上的比较,似乎占主流地位的仍是外部研究。尽管从科学意义上说,数量多并不一定等于质量高,但还是必须叩问,造成这种研究局面的原因,除了政治的、商业的压力,是否也可从作为研究对象的中国现代文学自身中寻找到某种答案?随之必然要问的问题就是,现代文学总体到底该如何理解?还必须追问,是否存在内在的和外在的现代文学?因为内部和外部研究的划分本身似乎就在表明,现代文学是可以也可能进行内部和外部的划分的。然而,外部研究的和内部研究的此消彼长的客观存在或许也在提醒:其消长和对峙只是因为,仅用其中的某一种方法很可能无法解释另一些现象,也就是说,研究对象可能是大于研究方法的,也因此才会不断有未被发现的阴影和遮蔽。那么,是不是我们在研究和对现代文学内部外部的划分上出了问题?急于想把问题说清楚,却以化约事物本身的复杂性作为了代价。也许恰恰是划分本身的简单与片面,令研究者难以面对一个整体的、多侧面的和矛盾行进着的现代文学,直到无法正视研究对象的实际情况,最终反而难以科学说明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