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华岗关于中国现代革命若干问题上的谬论

前言冒牌“学者”华岗不僅是个剽窃、篡改的能手,而且是一个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的反马克思主义者。远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在白色恐怖的年代里,当人们还不可能广泛阅读马克思列宁主义书籍,还来不及著有很多科学的历史著作时,华岗便在革命队伍中,利用种种有利条件,抄凑成几本近代史、现代史方面的“著作”,乘机窃取了中国“近代史学者”的称号。但这种剽窃成文,据为己有的丑恶行为,并没有引起华岗内心的惭愧。在全国解放后,著名华岗的有关近代、现代的历史“著作”更不断地出版了: 1949年11月,出版了11万字的“太平天国革命战争史”。     

批判华岗的“社会发展史纲”增订本

引言华岗的“社会发展史纲”,在他的大量剽窃而成的所谓“著作”中,是出版较早的一本,曾於一九四○年以“青年自学业书”的名义出版过一次,当时就曾欺骗守广大的进步青年。后来又在一九四六年一度“修订”(实质是继续剽窃)再版。解放后,华岗针对全国幹部以及青年学生学习社会发展史的需要,就又再一次投机取巧地进行了所谓“增订”(实质是更无耻地扩大了抄袭的范围,与进一步地歪曲了革命的理论)。由於这书的连续再版,发行册数竞达六,七万册之多,因此,这书的流毒之深与影响之广,我们是不应该对它作过低的估计的。尤其使我们感到痛心的是:华岗这本书的所谓“增订本”就是在他到青岛后,为我们山东大学担任政治大课时所用的稿本。因此,就我们来说,我们更有必要对这本壤书进行徹底的批判。     

批判华岗的“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

(一)引言华岗这个“学者”是冒牌的,最近国内报刊已有人开始对他进行揭露了。华岗在山东大学这几年的活动中,他的确把自己装扮成个“学者”,尤其自命为是个近代史的“学者”。他所以这样,是由於他印行过三两本近代史方面的著作的缘故,而其中成为华岗最大资本的是“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下简称“华书”)这本书了。华岗这本书,我们应该承认它对读者的影响是不小的;因为从其印刷     

批判华岗的“辩证唯物论大纲”(下)

关於物质和意识在“物质第一性和意识第二性”这一章里,除去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剽窃而外,剩下的东西就不多了。但是,就在这约20%的篇幅中,错误也是百出的。首先,华岗给了读者一大堆混乱观点。在这些混乱中,华岗耍弄了他常耍弄的那几套把戏:歪曲、迷惑和引人唯心主义。例如,他说:“机械唯物论者把意识和物质等     

学术期刊中抄袭剽窃的现状分析及治理举措

抄袭剽窃是近年来我国学术期刊中一种常见的文化领域的盗窃行为,也是学术界"痛打"的知识侵权热点问题.抄袭剽窃是一种严重的学术腐败行为,其特征是把别人的精神成果据为己有.急功近利是抄袭剽窃的主要病根,学术良知泯灭是抄袭剽窃的催化剂.抄袭剽窃首当其冲的受害者是期刊作者,学术期刊编辑也是受害者.抄袭剽窃的行为严重污染了学术期刊生态环境,必须采取多项措施,严加治理.     

批判华岗的“巴甫洛夫学说的哲学基础”

华岗并不懂得巴甫洛夫学说,至於他的“哲学”修养,唯一的“著作”“辩证唯物论大纲”是剽窃来的,而且散布了许多荒唐论点。可是,在1953年11月,会岗却向青岛市的许多医药工作者读起“巴甫洛夫学说的哲学地础”来了。而且经过他重写后,这报告发表了(见“新山大”和“文史哲”等)。不懂装懂,这正是冒牌学者的特点。可是由於我们过去存在着盲目崇拜的错从思想,没很好地觉察。这篇文章约有1万2千多字,名“哲学基础”,而实际上这方面只占了全文的一小节,写了不到3千字,约占全文的五分之一,而其他“一、巴甫     

批判华岗的“阶段发育”的谬论

华岗在他的“著作”和“大报告”里,时常引用一些生物学中的事实和理论,来显耀他的“学识渊博”。然而由於华岗对於生物学根本知道得太少,笑话也就时常出现了。现在举几个例子来看: 在华岗著的“社会发展史纲”(增订本)里,讲到“生物的起源”一节里,提出了古生代的“斜叶树”,第三纪的“尖叶树”。这两类植物在植物学名词字典里是找不到的。如果想知道它们是些什么植物,首先需要假设是华岗抄错了;在这种假设的条件下,“斜叶树”可能是“楔叶蕨”,而“尖     

“三人成虎”新版——“多佛尔海峡”变成“多佛大街”及其教训

本文以复旦大学教授申小龙多次在其《语言的文化解释》、《文化语言学论纲》、《文化语言学》、《申小龙自选集》等著作中将多佛尔海峡误作为“多佛大街”的事实为例 ,对学术界严重存在的抄袭剽窃、自我克隆风气以及出版界拒不尊重学者意见的炒作之风进行了严肃抨击     

剽窃、抄袭、不规范引用的区别

一、区别剽窃、抄袭、不规范引用的必要性 旧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1990年颁布）第五章第四十六条是将剽窃、抄袭并列的，说明当时是将抄袭和剽窃当作两种不同行为看待的。     

读向阳《华岗传》的感受

读向阳《华岗传》的感受孙思白上海华东师大向阳新近写成了一部《华岗传》。由于４０年前，我们共同与华岗的关系，承他在出版之前，把书稿嘱我看看。从这部传稿看，它记述华岗一生的事迹，是那么详尽而具体，这显然不是著者当年在山大时所能晓得，而是“华案”发生以后，...     

《中国小说史略》“抄袭”案中的鲁迅与顾颉刚

鲁迅研究领域不乏公众感兴趣而长期未曾深入研究的问题，这主要因本领域只关注宏大叙事的思维习惯所致，有些论者却归因于“神化”鲁迅的政治需要而为贤者讳的护短。《中国小说史略》“抄袭”案和鲁迅与顾颉刚的交恶就属此类，世纪之交由顾颉刚著作出版再度提起并引起关注。实际上就事件发生、发展到事实上结束的过程看，“抄袭”案在其发生之时就已结案：顾颉刚和陈西滢尽管私下、公开都断定鲁迅抄袭，但他们自始至终只有“剽窃”“蓝本”之类含糊说词，拿不出充分必要的证据。如此，当时的学术界、特别是中国小说研究领域自然会有公论。“抄袭案”之所以发生，表面是私人事件，实则是“女师大风潮”中支持和反对学生运动的两派斗争。将其看作个人恩怨，从顾颉刚和陈西滢一面的确如此，顾颉刚之“告陈通伯”鲁迅“剿袭盐谷温”,目的不是维护学术道德、严肃学术规范，而是帮朋友攻击论敌；陈西滢对鲁迅的人身攻击，是为暗护凌叔华。从鲁迅一面则更多体现公心：鲁迅是从私人事件观察社会人心黑暗，将论敌射来的暗箭用作反击利器，帮同一战阵中的伙伴打赢一场硬仗，同时洗刷冤枉、维护了个人名誉。鲁迅的反击，其动机、目的和效果都非仅限于私人恩怨，而是社会批判。     

学术出版界面临的紧迫问题(上)——由《世界文明史》引发的调查与反思

本文围绕学苑出版社 1998年出版的三卷本《世界文明史》突出存在的抄袭剽窃现象 ,提出学术界和出版界应予关注和思考的一些重大问题 ,比如“学术界的好好先生太多了”、“这样的书为什么能出版”、“学术出版界抄袭剽窃愈演愈烈”、“写作枪手———一个不容忽视的群体”、“学术书评步履维艰”。文章提出 :“学术评论是学术事业的防腐剂 ,是学术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在当前学术批评的气氛不正常的情况下 ,健康的学术书评愈发显得弥足珍贵。我们应该大力鼓吹实事求是的学术批评和书评。     

学术出版界面临的紧迫问题(下)——由《世界文明史》引发的调查与反思

本文围绕学苑出版社 1998年出版的三卷本《世界文明史》突出存在的抄袭剽窃现象 ,提出学术界和出版界应予关注和思考的一些重大问题 ,比如“学术界的好好先生太多了”、“这样的书为什么能出版”、“学术出版界抄袭剽窃愈演愈烈”、“写作枪手———一个不容忽视的群体”、“学术书评步履维艰”。文章提出 :“学术评论是学术事业的防腐剂 ,是学术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在当前学术批评的气氛不正常的情况下 ,健康的学术书评愈发显得弥足珍贵。我们应该大力鼓吹实事求是的学术批评和书评。     

再论治理学术不端刻不容缓——评周叶中教授学术剽窃事件

不久前,笔者在评论武汉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周长城教授《经济社会学》涉嫌抄袭问题时,曾经旗帜鲜明地提出“治理学术不端刻不容缓”这一命题。这是笔者有感于学界抄袭剽窃之风日甚一日而发出的无奈的呼吁。无独有偶,周长城教授的同事——武汉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武汉大学研究生院常     

就剽窃事件致武汉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周叶中教授的公开信

周叶中教授: 你和戴激涛先生合著的<共和主义之宪政解读>一书(人民出版社2005年9月出版,以下简称<解读>),已被我发现大量抄袭、剽窃了我数年前发表的<论共和国><再论共和国>两篇论文.抄袭、剽窃情况可这样概括:<解读>一书共四章、268页,外加前言、后记,除了简短的后记以外,从前言到最后一章,每一章都抄袭了我的文字,并且被抄袭、窃取的文字,成为你们在书中立论的基础、阐释的对象和贯穿在全书的一根主线;我没有进行彻底的查验,就从你们的书中挑出了36处成段抄袭、剽窃.你们既然使用了我的文字表述,就应该一一注明那些表述与我的文章的关系,反之,就不能使用我的文字表述.这是为学之人的常识.然而,你们并没有这样要求自己,因而构成了抄袭剽窃,侵犯了我的著作权.     

论文字作品剽窃手法的识辨

信息技术的发展使文字作品的剽窃早已告别“剪刀加糨糊”的老套做法。“鼠标加粘贴”的先进技术可以令一篇洋洋数万言的大作被抄袭于数秒钟之内。除早已功成名就的教授、博导因“爱的需要、尊重的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而进行人生锦上添花式的剽窃以外，职称评定、学位申请当中对论著的种种要求，特别是对中小学、     

《华岗传》序言

<正> 我跟华岗可以说是同时代的人,但在年龄上他比我大十来岁。我和他接触较多是解放战争中在香港那一段时期。当时我在香港担任党办的《群众周刊》的编辑工作。华岗是《群众周刊》的创办人之一,我们要他写稿,记得他用林石父笔名发表了不少文章。同时他又参加中共香港工委的工作。香港工委是直接受党中央领导的,他除担任工委的工作之外,还进行研究工作,写了好几本书。那时在香港出版书并不容易,特别是革命的书。香港有个“海燕书店”是我的一个朋友开的,他要我给他出些主意,我给他订了个出书计划。“海燕书店”本是专出文艺书籍的,我建议也可以出些广大青年需要的社会科学书籍,这样我就介绍“海燕”的经理去认识华岗。我告诉他,华岗是一位学识渊博的学者,著作很多。后来华岗的好几本书都是在“海燕”出版的。解放后我只在北京见到华岗一次,是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在北京召开的时候。我们相见甚欢。但自那以后就再也没     

编者的话

自从“文史哲”创刊以来,冒牌“学者”华岗就曾经在本刊发表过许多所谓论文。这些,特别是他的“辩证唯物论大纲”(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最先是作为山东大学学习报告纪錄,历在本刊逐章逐节发表过的。去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人民日报上曾经有丁伟志等同志予以批判和揭发,指出他的公开剽窃及理论上的混乱和错误,其中远反常识的错误还不可胜数。其它如“鲁迅思想的逻辑发展”等作品中,经初步检查,情况与人民日报的揭发,大体相同。几年以来,本刊就作为他宜傅错误论点,公开剽窃别人     

学术剽窃现象:我们应有的关注与反思

问：北大王铭铭教授的学术剽窃问题被《社会科学报》率先披露后，引起很大反响。您最初听说此事时有什么感触？答：我读了晓声（王晓生）先生的《北大博导剽窃，叫人如何不失望？———王铭铭〈想象的异邦〉抄袭哈维兰〈当代人类学〉》和曹树基教授的评论《就王铭铭抄袭一事谈建立学术道歉制度》（均载《社会科学报》２００２年１月１０日）后的第一感觉，可以用八个字来概括：“触目惊心、痛心疾首”。问：为什么当初会有这种“触目惊心、痛心疾首”的感慨？答：因为我从未想到像王教授这样一个国内外著名的学者也会存在学术剽窃的严重问题…     

公鸡下蛋与校长抄袭

有学术,就有抄袭术;有学界,就有抄袭界;有学者,就有抄袭者。抄袭事件不断曝光,文贼学盗陆续亮相,抄袭剽窃、学术不端、学术腐败,这些原本很少登场的术语,渐入人们的视野,一时间变成了频繁露面的热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