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资本与政府反贫困治理策略

社会资本是嵌入在社会结构之中使社会行动得以实现的资源。社会资本的分布具有不平衡性特征,一些贫困群体因在社会结构中占有较少的社会资源而陷入关系贫困的境况。关系贫困是在社会资本理论基础上形成的一种贫困分析范式。从关系贫困的视角,政府反贫困治理要由目前的物质资本范式和人力资本范式转向社会资本范式,其具体策略应包括提高贫困者的社会地位,构建贫困者的社会支持网络,以及增加贫困群体的社会资本存量。     

城市贫困问题的法律治理

城市贫困问题实质上是在立法上对社会有限资源分配失衡和在司法上长期不作为的结果。本文以政府职能为视角提出,建构反城市贫困的法律体系和通过司法实现社会资源的公平分配是解决城市贫困问题的路径所在。     

人文贫困的提出及其内涵

贫困作为一个社会问题，历来是学术界和政界十分关注的问题，但以往对贫困的研究更多的是注重经济层面的分析．本文从贫困主体自身的社会文化属性出发，从能力和权利的视角提出人文贫困的概念，目的是由过去单纯关注物质贫困转向关注包括能力贫困和权利贫困在内的人文贫困。     

阿马蒂亚·森以“权利”和“可行能力”看待贫困思想论析

阿马蒂亚·森明确指出他分析贫困、饥饿、饥荒所采用的方法是权利方法。权利方法强调不同阶层的人们对粮食的支配和控制能力,这种能力表现为社会中的权利关系,而权利关系又决定于法律、经济、政治等的社会特征。但他同时指出,权利方法还是有一定缺陷的。所以,他又提出以可行能力剥夺来看待贫困。一个人的可行能力指的是此人有可能实现的、各种可能的功能性活动组合。根据可行能力视角,贫困必须被视为基本可行能力的被剥夺,而不仅仅是收入低下。可行能力视角对贫困的分析,加强了我们对贫困和剥夺的性质和原因的理解,使我们能够在更接近社会正义所要求的信息的层面上来看待贫困和剥夺问题。权利方法和可行能力视角,对我们认识和解决贫困问题,都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际意义。     

“十二五”时期我国反贫困理论研究述评

以"十二五"时期国内学者的反贫困理论研究文献为基础,基于经济增长、个体发展、制度文化、组织、区域系统以及中国特色扶贫开发理论体系等视角,对国内贫困研究领域的反贫困理论进行了梳理和评述。研究发现,国内学者在研究和比较西方反贫困理论基础上,提出了新的、综合性的分析框架。从个体和社会结构出发的社会学研究为反贫困理论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法。总体上看,国内现有反贫困理论研究侧重西方反贫困理论的应用研究,对理论本身的适用性重视不够,应提高国内贫困理论研究的本土化、整体性和系统性,为国家反贫困战略政策体系的完善提供持续系统的支撑。     

少数民族贫困测量:理论和实践

少数民族减贫是关乎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大问题。本文基于国际贫困测量的视角,将少数民族贫困测量理论和现实实践相对接,通过分析发现,少数民族贫困测量方法在实践中存在诸多问题,集中表现为贫困识别结果不稳定,实践中常用贫困测量方法存在较大改进空间。分析表明,各测量方法中识别出贫困户数由多至少依次是:多维贫困,主观贫困,参与式贫困,收入贫困。分析认为多维贫困方法测量少数民族贫困表现更好,在识别精度上,多维贫困的识别结果更符合农户本身认知、地方和政府干部认知和外来专家学者、社会组织的认知,因此在扶贫开发中应当从简单的收入贫困观测转变为多维贫困观测。     

论多维贫困视角下我国农村多元化社会救助体系的建构

近年来,从多个维度而不是单一的收入维度来测量贫困和缓解贫困是学术界达成的一个重要共识。当前我国农村的社会救助体系建设还处于起步阶段,很少从制度构建上来关注除了收入贫困之外的其他贫困群体,这显然忽视了不同贫困类型群体间的差异性,难以满足人们不断发展的多元化需求。因此,在我国农村社会救助体系建构中引入多维贫困视角显得尤为重要。本文基于多维贫困理论及其衡量维度和指标对我国当前农村社会救助体系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尝试提出构建我国农村多元化社会救助体系的建议。     

精神贫困初探

这里提出的精神贫困尚无人专门论证过,但这却是一个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不容忽视。本书初步考察了精神贫困概念和表现,分析了我国精神贫困的特点和形成原因,以及对社会发展的负面影响．提出了治理的对策思路,以期引起更多人的关注。     

社会资本视角下的农民工贫困研究

借助现代社会资本理论,超越以往仅从物质层面或有形资源形态探讨贫困的传统思路,从社会资本的维度来认识农民工的贫困。从社会资本形成的基础、空间拓展和动员资源的能力三方面分析农民工的贫困问题。最后针对如何提升农民工的社会资本提供了几点对策。     

论四种类型的贫困

贫困是一个具有多属性规定的概念。它既是一个由划分贫困标准多元化所决定的多层次概念 ,又是一个由多种相关因素构成的多方面社会经济问题的总称。主要论述了四种类型的贫困 :物质贫困、社会权利贫困、能力贫困和社会资源贫困     

中国特色扶贫开发的理念、实践及其世界意义

基于能力贫困视角,构建了包含收入、教育、健康和生活条件4个维度10个指标的多维贫困识别指标体系,采取A-F对安徽省大别山连片特困区多维贫困进行测度。结果表明：单维分析中,片区非收入贫困比收入贫困严重,其中户主教育程度、做饭燃料贫困发生率相对较高;多维分析中,片区多维贫困覆盖面广,但重度多维贫困程度较低;从各指标来看,做饭燃料、户主教育程度、健康情况贡献率较高,是片区农户贫困的主要原因;从各地区来看,各地区多维贫困存在差异,安庆地区多维贫困程度相对较低,阜阳地区多维贫困程度相对较高。     

找回集体:西藏治理深度贫困的经验与启示

既有关于贫困治理的研究或从某一视角出发,或是针对一般性的贫困问题。 通过对典型的整体性深度贫困地区西藏自治区的实地调研,文章认为深度贫困不同于一般性贫困,是个体贫困与社区贫困交织、外在贫困和内在贫困扭结的多维贫困综合体,构建了深度贫困治理的四维图式,分析了深度贫困在两个维度上四种具体表现类型,指出治理深度贫困的有效策略是在整合型贫困治理框架之下发展集体合作经营。     

家庭再生产、贫困发生与精准扶贫政策实践

以贵州侗族贫困地区的经验调查为基础，从家庭视角出发，以家庭再生产模式为分析框架，家庭理性规划能力，家庭积累能力，家庭发展能力以及家庭发展意识作为分析维度，阐释当地结构性贫困性质的发生机制。分析当地反贫困路径低效根源，解释当地贫困地位与扶贫实践中产生的问题。进而引入市场机制视角，调整扶贫思路，贴合贵州少数民族地区贫困的内在发生机制，为精准扶贫政策实践提出针对性建议。     

理性制度为何无法取得理性结果？——产业扶贫政策执行偏差研究的三种视角及其启示

产业扶贫是提高农民自我发展能力,实现可持续脱贫的重要保障,但实践中却出现了"理性制度无法取得理性结果"的执行困境。现有研究分别从主体行为、制度结构与治理情境三个视角对此进行了解释。其中,主体行为视角从行动主体的利益诉求、角色定位与执行能力等方面分析了影响政策执行的直接因素;制度结构视角从治理体制、组织模式与制度逻辑等方面挖掘了"形塑"该问题的制度基础;而治理情境视角则探讨了造成各地产业扶贫政策执行差异的要素禀赋、产业选择、产业运作模式及关系网络等情境性因素。现有研究虽较全面地甄别了影响产业扶贫政策执行效果的各因素,但仍存在着缺乏整合的分析框架,忽视基层行动者的调适功能,理论提炼与对话稍显不足以及难以识别影响政策执行的共通性因素等问题。后续研究可借鉴制度分析和发展(IAD)框架中的多层次分析思想,建立整合三大视角的统一分析框架,挖掘治理情境中的调适性因素,探讨治理情境与行动者的不同互动模式,寻求与已有政策动员及国家治理理论对话,并采用多案例比较分析方法来验证理论假设,以实现理论的整合与突破。     

新时代破除连片特困地区“贫困陷阱”的理论及战略路径研究

文章先从理论层面分析贫困户个体、生产资料、贫困属性三个维度基本特征对精准扶贫的影响,再运用新疆南部三地州连片特困地区813个样本家庭资料构建Logit二元选择模型,并进一步开展了弹性测算和敏感性差异分析。结果表明户主年龄、受教育程度、耕地面积、贫困程度、致贫主观因素等指标对贫困户精准脱贫影响显著。致贫主观因素主要是贫困户自身发展动力不足问题,这说明传统"输血式"财政扶贫支持导致相当比例的贫困户对直接财政补助产生严重依赖性,失去自我发展、主动摆脱贫困的动力。为了实现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提出的"提高扶贫开发质量,把扶贫与扶智、扶志结合起来"的工作目标,精准扶贫必须转变传统"输血式"直接扶持模式,把兜底工作与直接财政支持区别开来,对具有一定劳动能力的家庭,坚持以"益贫式"发展为主,分层次、多渠道、精准到村到户,充分激发贫困家庭劳动热情,持续提高他们自我教育和自我脱贫的意识,这是新时代少数民族贫困集中连片特困地区脱贫攻坚工作的重要内涵,具有很强的时效性、政策性和政治性。     

农村居民贫困代际传递变动趋势研究

从动态视角考察贫困在代际间传递,对于消除长期贫困的政策制定具有参考价值。利用1988—2013年CHIP数据,分析了不同出生年代农村居民贫困代际传递变动趋势,结果显示:以绝对贫困为标准,贫困代际传递程度在60后、70后、80后人群间大为改善,但相对贫困代际传递有恶化趋势,且在区域分布上突出表现在西部地区。运用中间变量法和Altham分析方法的进一步分析发现,教育不平等和职业固化均随时代演进而增强,对贫困代际传递变迁具有较强解释力。     

基于转子位置角预测的车用异步电机控制算法

以四川省阿坝州、甘孜州和凉山州的农村贫困退出家庭为调查对象,通过对自然资本、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和金融资本的分析,识别深度贫困地区贫困户的稳定脱贫。引入贫困退出的持续时间临界值以及多维度脱贫临界值,对稳定脱贫进行动态测度。研究发现,随着稳定脱贫持续时间的延长,贫困退出发生率、稳定脱贫广度指数以及动态的稳定脱贫指数均有所下降,且存在区域差异。从稳定脱贫指数的分解看,金融资本和人力资本维度对稳定脱贫贡献较大,人均纯收入、医疗保障和收入结构等三项指标是当前农户稳定脱贫的的主要贡献因素。因此,农户家庭长期稳定脱贫是多因素综合的结果。     

精准扶贫与国家减贫治理体系现代化

从历史的长时段视角来看,“精准扶贫”是中国国家减贫治理体系因应新时期减贫形势变动和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时代呼唤”所做出的战略调整,也是国家减贫治理体系现代化和治理能力提升的过程。其突出特点在于以“减贫大数据”为基础,综合运用政府、市场、社会三种机制、三种资源,将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的发挥与全面深化改革相结合,系统性地改善贫困地区、贫困社区和贫困人口的内生发展动能。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扶贫开发战略思想的指引下,以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为基本方略,国家减贫治理体系经历着密集的调整,在信息汲取能力、政治保障和制度保障能力、综合回应能力、资源动员能力以及政策执行能力等诸方面都有显著提升。在未来的脱贫攻坚实践和共同富裕征程中,中国国家减贫治理体系将不断完善,现代化水平持续提升。     

意愿、资源、能力约束下精准创业扶贫模式运行机制的实证研究

中国情境下的创业扶贫工作受到创业意愿不强、创业资源不足、创业能力不高的约束,必须将创业扶贫与精准扶贫相结合才能从根本上实现精准脱贫。聚焦于意愿、资源、能力约束下精准创业扶贫模式运行机制及政策设计,以陕西省礼泉县栖霞镇袁家村创业扶贫为案例,运用探索性案例研究方法,旨在有效构建意愿、资源和能力约束破解与精准创业扶贫模式的内在逻辑。研究表明:意愿、资源和能力约束下创业扶贫的“输血”“活血”“造血”“换血”等典型模式需赋予其“精准”内涵;精准创业扶贫模式可通过自助、互助和他助机制实现;精准创业扶贫政策需从系统性、整体性、时效性、层次性等角度予以优化。根据研究结果,提出了如下结论与启示:当前中国贫困县中开展的 “互联网”“科技特派员”“经济共享发展”“农业科技示范园”等典型创业扶贫模式需从意愿、资源和能力约束破解视角予以完善;不同的精准创业扶贫模式适用于不同的意愿、资源、能力约束条件,且在运行中必须将多种扶助机制融会贯通;针对具体的精准创业扶贫模式,相关政策仍需从意愿瓶颈突破效应、资源缺口补偿效应以及能力差距缩小效应等角度予以评价,并建立基于以上效应动态监控的精准创业扶贫政策优化方案。     

多重制度逻辑与产业扶贫项目的异化 ——组织场域的视角

作为扶贫开发的重要途径,产业扶贫在实践过程中常常出现瞄不准或瞄准了但效果不突出的情形,组织场域为揭示其中的奥秘提供了有益视角。Y村的案例表明,在产业扶贫的组织场域内,地方政府与烟草公司在各自领域制度环境的制约下对自身参与产业扶贫的行为作出适应性的调整,改变了产业扶贫场域内的资讯交换渠道与资源传递方式,进而形成了组织行为主体参与产业扶贫的隐形运行逻辑。循此逻辑,非正式权力与利益的勾连固化了组织行为主体的权力关系与场域位置,扶贫资源经由村委会与合作社的承接更多流向村干部及种植大户等村庄精英群体,贫困农户则处于边缘位置。组织场域内中心--边缘关系结构的形成最终导致产业扶贫实践中制度表达与项目实践的背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