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困境与优化路径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将社会治理和服务重心向基层下移,由此明确并提升了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在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重要战略意义。纵观我国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发展历程,可以肯定这一发展方向的正确性及已取得的成绩,但随着时代的快速发展,基层社会治理机制与基层社会治理新需求间的矛盾日益凸显,如基层社会治理技术、治理结构、治理主体等方面的不足,在不同程度上制约了基层社会治理新需求的满足。因此,新时代背景下,需要进一步提升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发展要求,不断提升基层社会的治理能力,以期更好地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与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上下联动,进而全面推动国家的现代化发展。     

基层政府社会风险治理流程优化研究

社会风险治理是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增强基层政府社会风险治理能力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大关键。随着我国社会的进一步转型,社会风险呈现出虚拟化、网络化、联动化等新态势,它使得基层政府社会风险治理面临着新的挑战。因此,需要从流程优化的角度,对基层政府社会风险治理的机制与方式进行创新,从而提高基层政府社会风险治理的水平。     

吉林省城市基层社会治理问题探析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目标任务，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基层治理的程度关系着国家治理现代化目标的实现。城市基层是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治理的重点，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发展离不开城市基层的维护。城市基层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能力强弱的重要表现，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具有重要作用。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新情况新问题的出现对城市基层社会治理提出了新的挑战。本文从吉林省的实际出发，通过研究探讨提升城市基层社会治理效能的有效措施，以期对完善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维护基层稳定做出有益的探索。     

赋能治理视角下我国基层社会治理模式的创新探索

通过中国知识资源总库对基层社会治理主题检索显示,从2006年至2022年,关于基层社会治理的文章有706余篇,经梳理,可发现目前学者对基层社会治理大多从党政引领、公众参与、融媒介入等视角去研究的,鲜有从赋能治理视角去研究。本文将从赋能视角对基层社会治理在模式上展开创新性的研究。     

城市基层社会治理整合的实践困境及其突破

我国城市社会治理的重心在基层，基础也在基层。但目前城市基层社会治理存在着“碎片化治理”现象，如何进行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有效整合、完善与优化城市基层社会治理体系是重要议题。围绕“碎片化治理”改革各地进行了一些积极探索，包括网格化管理、合作治理以及协商民主的实践，这些探索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基层社会治理的整合，但难以克服内卷化、行政化与形式化困境。因此，城市基层社会治理可以引入整体性治理理论，通过理念重塑、制度建设、组织变革和技术突破，改善城市基层社会治理实践改革的状况，实现城市基层社会的高效能治理。     

回应性治理视野下创新基层社会治理的路径和机制

基层社会治理对于我国国家治理具有基础性地位和作用。陕西省石泉县社会治理实践的案例研究表明:推动形成既有秩序又有活力的基层社会治理,需要科层之间的良性互动,更离不开政府组织对社会的积极回应和有效治理;与单向度治理、科层化治理相比较,回应性治理以执政党和政府的使命驱动为根本前提,重视人民合理诉求的便捷式传达,治理过程注重治理主体的积极回应,把增强基层善治能力作为回应结果;通过治理主体协同化、治理理念积极化、治理方式精细化、治理目标人本化的实现机制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从而在党政部门与社会群众的双向积极互动中达成公共利益最大化和公共事务预期治理效果,以此助推基层治理迈向现代化。     

基层社会治理中的赋权式动员

社区动员是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赋权式动员在当前的社区动员实践中被越来越多地运用。然而随着基层社会治理情景的不断变化,赋权式动员面临着权力分布的不平衡和居民权利表达的结构性错乱的困境。采取案例研究法,以“331”整治为例,研究发现组织赋权式动员和个人赋权式动员实现了对社区的有效动员,但是其有效运用需要建立在社区已有的权力网络基础上,并建立配套的规则体系以及需要注意赋权内容的针对性和方式的灵活性。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研究

提倡以人为核心和城乡一体化的新型城镇化与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在价值目标上表现出高度的一致性,在此背景下更应强调村民自治和居民自治的相同和相通之处而不是二者的差别。然而在现行的体制下,划地造城的运动式传统城镇化问题没有得到明显改善,给村民自治和居民自治等基层社会治理带来了诸多困境,其根源在于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主体虚化。因此,对农村土地制度进行改革,赋予农民较为完全的土地产权,在社区层面实现党政经分离,重视公民的个人利益和需求,才能避免传统城镇化的问题,实现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推进新型城镇化进程。     

基层社会治理体系与社会管理创新的建构逻辑

社会管理是现代政府的重要职能之一,基层社会治理体系与基层社会管理创新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社会管理创新的建构逻辑应该从以人为本、执政为民这个逻辑起点出发来考虑,由于当前中国社会正处于乡村社会向城镇社会转型、单位人向社会人转型、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转型,导致社会矛盾易发多发、利益失衡、基层组织薄弱等问题,因此,创新社会管理迫切需要创新基层社会管理.基层社会治理体系与社会管理创新的建构逻辑是：一要树立科学的社会管理理念和正确的价值取向;二要强化基层组织建设;三要转变政府职能,建设服务型地方政府;四要发展社会管理多元协同管理模式;五要加强社会管理的法治保障.     

社会组织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现实困境与路径选择

在社会治理体制创新的形势下,社会组织已成为基层社会治理不可或缺的力量,但在现实治理实践中,其功能发挥却面临诸多障碍。通过对北京市朝阳区麦子店街道的实地调查,从社会组织参与机制、参与结构、参与方式、参与领域、参与群体等方面,探究社会组织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在政府层面、居民层面、自身层面遭遇的现实困境。提出社会组织需要通过政府、社区、居民转变理念,通过加强自身建设,完善参与机制,健全监督机制等一系列具体路径来实现有效参与基层社会治理。     

基层领导干部的社会角色冲突及其治理

转型期的中国,价值多元以及阶层分化凸显,在基层社会,个人的社会角色比较突出,但各社会角色间存在一定的冲突。当前,基层领导干部的角色困扰表现为：角色不为与不当、角色扮演的逻辑困难、角色扮演的现实困难、网络政治背景下基层领导干部社会角色的污名化之困、传统基层领导与现代基层领导权威意识的差异性之困等方面。为了实现基层领导干部社会角色转化,体现其服务意识等方面目标,需要从增强科学决断能力、转变官位意识为公民意识、用法治化方法解决角色冲突、注重角色义务与角色权益均衡、一把手的角色博弈与应变策略、建立从官本位到民本位转变的保障机制等方面进行化解与治理。     

中国古代基层社会权威体系及其博弈

中国古代社会在专制的大背景之下,基层社会还存在着一种特殊的治理模式,即通过国家公权力与民间权威的博弈来实现社会秩序的维系。总体来讲,中国传统社会中存在两种力量,一种自然是代表国家的官府,另一种即是民间力量,习惯上把他们称为乡土精英。国家力量对基层社会的直接控制在历代以及一代的不同时期,其范围与程度都是不断变化的,但国家公权通过对民间权威的“借用”却是始终存在的。这种间接统治的中介力量就是民间权威,其中主要是士绅和宗族。民间力量在为国家力量所用的同时,也获得权力,在家国同构的大背景下,其所引领和推行的民间规则得到了国家的承认,成为基层社会治理链条中的重要一环。     

社会组织在基层治理新格局中的作用

实现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新格局需要社会组织发挥主体作用。从当前社会组织的现实困境来看,社会组织在服务、自治与协商三大维度上的作用未能得到充分发挥。社会组织作为基层治理的参与者,其作用发挥及发挥的程度取决于嵌入其中的制度环境。制度环境影响基层治理行动主体的组织化程度、资源获取与技术选择,进而影响其行动效果与治理效能。因此,为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在基层治理新格局中的作用,应提供制度、组织、资源和技术四方面的保障。     

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基层探索——以广州市花都区为例

本文从市域社会治理中的广州市花都区典型案例切入,分析了花都区在推进市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面临的挑战,提出了以政治引领与"共同体意识"相结合,完善治理体系;以自治、法治与德治相结合,丰富治理方式;以大数据与智慧治理相结合,提升社会治理效能;以专业服务与志愿服务相结合,培育社会治理专业人才的建议。以期为其他地方提供可借鉴的共性经验。     

当前基层社会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之理性审视

基层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首要的是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新常态下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对改革发展全局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并对准确把握新常态下社会治理现代化的丰富内涵有着重要意义.在当前,我国基层治理出面临来自执政党自身方面(治理主体)、施政主体——政府、新兴媒体治理层面等方面的挑战.在新常态下要强化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城乡基层社会治理机制方面的构建理念.要明晰城乡基层社会治理机制、治理要素结构和推进路径,推动基层政府的自身建设,提升行政治理能力;同时要突出前沿研究,坚持问题导向.提升我国基层社会现代化治理能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提供稳定的社会基础.     

从运动式治理到常态治理:基层社会治理转型的中国实践

运动式治理逐渐成为社会转型中社会治理实践的重要分析范式,转型中国秩序重建中的运动式治理的制度环境与实践机制体现为压力型体制下的层级协同机制、锦标赛体制下的政治动员机制、科层官僚制下的行政吸纳机制。社会转型语境中运动式治理困境体现为“运动式”治理与“科层制”实践的“内卷化”困境、运动式治理行动中的“政策变通”与“共谋行为”以及运动式治理中基于“治理政绩”取向的“治理剧场化”与“剧场政治”困境。中国基层社会治理变迁的中国经验逻辑及其现代转型体现了从运动式治理到常态治理、运动式治理到科层运作的双轨协同、多元主体共治下的参与式治理以及行动者互动场域中的基层网络治理转向。     

论志愿服务与新时代基层社会治理

志愿服务是推动基层社会治理的先锋力量。志愿服务以自愿、无偿为前提,通过交流、互动、引导等柔性治理方式来化解社会矛盾,解决社会问题,是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载体,志愿服务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发挥道德引领、矛盾化解、民生服务、社会动员功能。志愿服务在参与基层社会治理过程中通过发挥其社会功能推动了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能力的创新发展。要推进志愿服务融入基层社会治理,就必须要以服务理念、服务方式和服务机制为总抓手,优化志愿服务发展的实践路径。这就要求：一是创新服务理念,强化思想引领。二是优化服务方式,提升服务效能。三是完善服务机制,激发服务活力。